文丨叶一剑(方塘智库创始人)

【一】

“拉闸限电”的消息冲上热搜,获得广泛和持续的关注,应该说一点都不意外,完全在情理之中。

虽然每年在个别地区都时常会有限电的消息传出,但这次无论是从波及范围、限电力度来看,还是从特殊时点和影响民生角度来看,都将是一次历史性事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深度调整和转型,日后或将被再次提起和讨论。

从目前公开的报道来看,本次限电不仅波及的省份和城市越来越多(从分布范围来看,不仅包括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也包括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不仅包括电力消耗大省,也包括电力富集地区),而且,在有些区域和城市限电的力度已经突破一半时间,出现了“开二限三”的情况,有些地方甚至是无限期限电和不规律限电,不仅严重影响了当地正常的生产活动,更甚的是,有些地方已经波及正常的民用电,直接给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冲击。

毫无疑问,这些限电措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是直接而巨大的。不仅表现为因为限电导致的企业经营困难和普通民众的生活不便,而且,还会进一步蔓延到本来就很脆弱的就业市场和产业链的安全运转,并与近两年来的疫情防控、外贸萎缩、政策倒逼等一系列被动或主动的影响因素产生叠加效应,从而成为压倒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对此风险和可能,无论是从地方政府稳定地区经济当下安全和中长期稳定增长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国家整体的宏观调控目标实现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安排层面来看,都不能不加以重视,并提前介入,有所作为。

比如,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在疫情得到较好控制后,很多企业都在全力赶工争取完成年度目标,大家都寄望于通过第四季度的努力,把之前耽误的生产指标赶回来。这时候突然拉闸限电,对企业的冲击是刚性的和根本性的(在现在的生产环境和生产条件下,没有了电,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了),对很多企业而言,最后的四个月太重要了,可以说是决定企业生死的时刻。

此外,需要引起有关方面关注和思考的是,如此大面积的拉闸限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广泛、深入和持续的讨论,再次激活了很多人对经济短缺时代的记忆,大量看似充满幽默和戏谑的语言表达背后,恐怕多少体现着对中国发展进入到当下阶段所出现的电力短缺的震惊、不满甚至是恐慌——所以很多人对限电背后的“大棋局”分析框架竟然深信不疑,原因之一是,很多人确实很难理解在今天这个时代,会真的缺电。

当大多数中国民众觉得自己离短缺经济已经很远,甚至已经彻底忘掉了短缺经济的不便和艰苦的时候,却突然遭遇了电力短缺(是的,不是其它短缺,是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最基础保障的电力供应的短缺)并因此给早已经离不开电力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和冲击,那么,随之而带来的社会影响注定是显著的、强烈的和复杂的——告别经济短缺时代,曾经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发展愿景之一,也是民众对改革开放成就最朴素的正向评价,中国再次回到短缺经济尤其是电力短缺,对绝大多数人来讲,都将是无法接受的,并由此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社会治理的水平产生更复杂的情绪和认知。

很显然,在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背景下,这种影响和冲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舆情和民情是不可能用任何理由和解释进行疏解和化解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不同地区的电力绝对短缺和“调控式短缺”,恢复供电,足量供电,都是最后唯一的解决办法。

在我们看来,对一个地区和城市的政府部门和决策者而言,在当下的发展阶段和时代背景下,电力的正常和足量供应至少代表了对当地三个方面的基本价值认知:是否有电力的正常供应是对当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最基本的评判标准之一,是否有电力的正常供应是对当地营商环境优劣的最基本的评判标准之一,是否有电力的正常供应是对当地民生保障质量的最基本的评价标准之一。

所以,电力供应问题不仅是能源问题和经济问题,更是民生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在电力正常和足量供应这一问题上,今天的舆论和民情不会有任何的妥协空间,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有关部门也没有任何的调控余地,在电力供应的问题上,只能尽一切努力保障电力正常和足量供应,并对民众的正常生活和企业的正常生产报以足够的敬畏——我们再也无法回到电力短缺的时代了,电力供应不能成为商业博弈的筹码,也不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工具。

【二】

还好,随着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的介入,以及国家有关部有关机构和地方政府的权威表达与坦诚沟通,社会公众对这次拉闸限电的逻辑和原因有了更加清晰和准确的认识。

稍作总结,根据公开的消息来看,本次限电地区所涉及的原因和背景主要包括三种情况:

其一是缺电,缺电的主要原因需要从供给端和消费端的共振来看。就供给端而言,由于中国的电力结构中对煤电依赖依然过大,电煤短缺导致煤电供应减少,而电煤之所以减少,一方面是因为进口煤数量受一些因素影响有所减少,而国内虽然煤炭资源相对丰富,但前几年受环保政策和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产能压缩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另一方面,煤炭价格因为供应波动出现大幅度的涨价,进而出现煤电价格倒挂,但电价又是受到管控的,所以,电厂的电煤储备和采购就缺少经济动力,进而在客观上影响了发电量和电力供应。

就消费端而言,由于受到局部天气变化、复工复产加速以及对新一轮经济反弹的乐观预期,电力消耗出现了快速反弹。

供给端受困,消费端拉升,两者叠加,于是构成了一些地区的电力暂时性短缺,无奈之下,当地政府只好做出拉闸限电的选择。

其二,除了电力短缺之外,从有些地区和城市有关部门的公开表态来看,临近年底,能耗双减的短期压力和碳中和的长期倒逼,也确实让一些地方政府有动力通过拉闸限电的方式进行阶段性调控,并希望通过此类操作,向市场和企业释放明确的信号,进而倒逼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深度转型,以达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

其三,有些地方面对当地事实上的电力短缺和年度能耗双减的压力,对拉闸限电这种“一箭双雕”的调控手段当然有兴趣。

在我们看来,针对第一个原因,多少还有点情有可原,由于我国客观上存在的发电地区和受电地区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而以太阳能、风能和海洋能为代表的新能源的发展短时间内还无法对煤炭和天然气实现大幅度替代,再加上地方政府对煤电体制机制改革的话语权也很有限,遇到这种特殊时期特殊背景下消费端和供给端共振产生的叠加效应所带来的电力短缺,确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但是,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原因下的拉闸限电,我们不但觉得无法认可和接受,而且,认为这些地方的决策者对国家层面所推出的“碳中和”战略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作为中国经济转型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中长期战略安排,虽然在时间表安排上有足够的紧迫性,但国家绝对不会允许和鼓励通过拉闸限电这种简单粗暴的运动式的节能降耗决策选择和行动选择,更别说这背后牵涉到民生保障和就业保障的问题了。

回到更加现实和迫切的问题上,如果说拉闸限电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接受的,那么,面对一个地区电力的绝对短缺,到底能够怎么办呢?

在我们看来,短期内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可能的开源节流,所谓开源,就是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增加面向当地的电力供应,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地方资金对电厂的供电亏损进行补贴,以解决暂时性的电力供应问题。如果此办法还无法解决,那就需要由国家有关部门出面,从保民生、稳增长甚至经济和社会安全的角度进行强力干预。当然,考虑到电力供应问题的民生化甚至政治化认知已经达成,我们相信,无论是电网还是电厂,接下来都会将电力正常供应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决策前提。

所谓节流,就是进一步优化用电结构,甚至是通过暂时性的节约电力倡议推动当地全民全社会的节电行动,如果还不行,在保民生、保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型营企业的基础上,对用电结构进行暂时性的规划调控。

当然,从中长期来看,最根本的选择还是“放弃幻想,推动转型”。对一个地区和城市而言,降低能耗、减少排放、优化能源机构、实现绿色发展的根本出路无非五点:其一,充分发挥当地的独特资源优势制定和推进当地的能源替代战略,其二,全面、系统而严格的推进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其三,通过全面而深刻的技术革新降低能源消耗,其四,大力推行全面节能倡议和行动,其五,针对个别领域的特殊情况,通过全国乃至全球的碳交易市场解决一定的减排指标(但最终还是要走向绝对的减排之路)。

但不管怎样,面对正在出现的暂时性的电力短缺,无论是所涉地方政府还是所涉电网和电厂,尽快恢复正常化供电和足量供电,都是唯一选择。至于在有些地区和有些机构中已经应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将电力供应做为商业博弈的筹码和宏观调控的工具的思维和现象,相信国家有关部门是绝对不允许的。

最后再次重复一下我们前面提到的三个价值认知:是否有电力的正常供应是对当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最基本的评判标准之一,是否有电力的正常供应是对当地营商环境优劣的最基本的评判标准之一,是否有电力的正常供应是对当地民生保障质量的最基本的评价标准之一。

如此以来,对于动不动就拉闸限电和全力确保正常供电之间的利害关系,相信大家都会懂的。就像之前的雾霾治理一样,到了新发展阶段,不是要不要治理的问题,而是要尽快治理并治理好的问题,因为,在新的发展阶段,对雾霾问题的认知已经超越了纯粹经济性的分析框架,变成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公共治理问题甚至是执政党的政治承诺问题。

更何况,电力供应的公共性和根本性与雾霾治理相比,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不能尽快得到妥善解决,不仅舆情会更加汹涌,在有些地区和城市有演变为对当地政府社会治理能力产生怀疑,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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