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段棒棒(方塘智库黄河文化研究中心实习研究员)

为什么中国是大一统国家,而欧洲却是许多小国?从人类产生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由强到弱,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则是由弱到强。在中华民族诞生之初,地理环境的影响十分深刻,由此形成了特定的经济制度和文化属性。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中华文明的火种最初诞生在黄河流域,那么黄河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1、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国家的时空演变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及,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专制是出于自然和历史的选择,即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与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欧洲各国是以海洋岛屿为地理特征的商业文明。欧洲陆地和海湾犬牙交错,半岛和岛屿的面积约占总面积的1/3,且土地多为山地、丘陵、海峡,这里土层浅薄,地形复杂,多样性的地理条件和狭小的土地空间,决定了即便有些地区适宜发展农业,也无法实现大规模种植,因此欧洲诸国人口稀少,一个国家即使征服了邻国,贫瘠的土地也显得多余,所以欧洲诸国缺乏大一统的现实需求。欧洲居民仅仅依靠耕种粮食无法满足自我生存的需要,更不用说靠此积累财富,因此欧洲人迫于生存压力积极向外探索,由此踏上了商业冒险的道路。

由于进行商业贸易风险较高,且需要依靠极大的区域跨度来赚取差额利润,因此欧洲商人常年奔波在外,在生活的磨练中摸爬滚打,久而久之具备了冒险精神和灵活的商业头脑。热衷于商业贸易的欧洲人多了一份对商业利益的考虑,而少了一份国家认同,比如在荷法战争中,那些出身商人的荷兰军官为了赚钱,不惜将荷兰的军火卖给高价收购的法国,正如马克思所说:“为了利润,资本家不惜出售绞死自己的绞索”。

中国是以黄河、长江所组成的两河流域为地理特征的农耕文明,其中又以黄河流域为代表。黄河流域有着广阔的平原,且土地肥沃宜于粮食种植,这些条件决定了中华民族延续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且为人口增长奠定了基础。谚语“自古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便反应了民以食为天的朴素道理,农耕文明决定了大部分中国人的人生轨迹主要聚焦在乡土,这培养了中国人浓厚的乡土情结,且人口流动性不强意味着社会整体相对稳定。

同时,黄河流域存在华北平原、关中平原、河套平原等适合粮食耕种的大片土地,只要运用得当,这里便能产出大量粮食,养活足够多的人口,因此百姓和君王都视土地资源为珍宝,大一统成为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象征。此外,黄河流域洪涝灾害严重,面积较小的单个部落往往很难独自应付这种天灾,于是不同部落相互帮助的需要催生了国家大一统的现实需求。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中国和欧洲在技术发展、制度演化、文化传承方面产生了许多不同,在国家形态方面则展现出中国国土面积较大,欧洲各国国土面积较小。

2、黄河治理奠定国家大一统基础

国家大一统是各个部落进行利益角逐的结果。当人类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感觉到无能为力时,当人类想要完成某项复杂的工程时,就会产生与他人进行联合,组成利益共同体,发挥集体优势来应对灾害、达成目标的意愿,于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人聚众形成部落,进而演化为大一统国家。

部落联盟时期,为了处理部落间的矛盾冲突,大家坐在一起协商选举部落联盟酋长,这便是最初的禅让制。黄河流域的肥沃土壤和广阔平原十分适合发展农业,但两岸的居民要想享受这些好处就必须面对黄河随时都会决堤的风险,由于灾害频繁以及部落间时常冲突,中国农业基本上是天灾与人祸后的余存,而战胜天灾,避免人祸则成为农耕民族的普遍期望,随着黄河流域沿岸居民生产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采取实际行动。

携泥带沙、滚滚而下的黄河水冲破堤防后仅凭少数人挽救是无能为力的,需要人们齐心协力进行治理,历史上以治水闻名的大禹采取疏导的方式治水尚有部落人员相助,传说中共工的后代子孙曾帮助大禹治水,立下大功;居住在淮河下游的夷族首领伯益也曾和大禹协作,共同治水。由于洪水治理成为部落发展的头等大事,既需要部落间通力合作,又需要强有力的统一领导,这时候各部落公推的领袖人物因而也比部落联盟议事会议的首领有更大的权力。古史传说中有:“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禹处决了参加会议迟到的氏族部落首领,这说明在紧迫的治水任务面前,禹不仅有着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任劳任怨和不辞辛苦,还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望。

大禹死后,禹的儿子启使用武力废除了禅让制,实行“家天下”的世袭制,而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结束。统一后的国家便于调集军队,便于组织生产,开展救灾活动,且统一后的国家减少了频繁的战争,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农业生产。同时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使得原本利益冲突的各个部落成为一个大的利益共同体,渐渐形成了“四海即一家”的国家概念,这也是历代君王普遍希望一统天下,而鄙视偏安一隅的原因。由于黄河治理等诸多因素产生的困难需要动用国家的力量才能与之抗衡,于是便产生了国家统一、重整山河的需要,由此在中国人心中形成了“大一统”的文化心理。

当大一统国家建立后,黄河流域的治理成为朝廷重大的工程项目,后来专属朝廷工部管辖,黄河流域的安稳成为国家安稳的重要保障,黄河流域百姓能否吃饱饭则成为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黄河治理有助于开展黄河水运,相较于陆路运输有着成本低、速度快的优点,成为朝廷联络四方,进行物资调配的重要渠道。

朝廷出于富国安民的目的推动黄河治理,官员出于治国平天下的济世情怀出谋划策,百姓则亲自参与进行力挽狂澜的治河实操。得益于此,老百姓减轻了黄河决堤导致的家毁人亡、无粮可吃的悲剧,朝廷避免了黄河决堤引发的流民失所、社会混乱的危害。另外,黄河治理是一项大工程,参与人员在这种集体活动中得以相互了解、彼此熟悉,促进了文化的交流碰撞,参与人员也能收获一种参与感、荣誉感、归属感和家国情怀,比如中国历史上元朝和清朝仍然把黄河治理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标志,由此形成的黄河治理理念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相暗合。

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使得大量泥沙被带入黄河下游,导致下游水患严重,河道更改频繁,人类面对灾害时的无助逐渐转化为对黄河的崇拜,于是在黄河治理过程中还存在着迷信行为,这是人类面对大自然时无力感的一种直观体现。比如王安石变法期间极力主张整治黄河,开发水利,发展农业生产,而司马光则认为黄河泛滥是“天意”,反对对黄河进行治理。此外西门豹治邺时的漳河隶属于黄河水系,人们希望通过向所谓的河神献祭让泛滥的河水恢复原貌,显然,这种迷信成了黄河治理过程中的极大障碍。黄河治理是需要尊重自然、尊重客观规律,但我们不能自我制造恐惧,自我设限,向未知未明的“天意”交出自我命运的决定权。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黄河治理在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中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在众多因素中又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在黄河流域,携泥带沙的黄河给两岸居民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肥沃的土地、宽阔的平原,为人类的繁衍生息和文明的发展演变提供了较为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而农耕经济需要国家统一、社会稳定,需要国家集中人力物力对农耕环境进行改造,由于这些现实需求,在黄河流域扎根的中华民族在黄河治理过程中进行了团结合作,为后来形成大一统国家吹响了前奏曲,也奠定了中华民族统一发展的格局。

新时代背景下,黄河流域发展应极力避免各个省份单打独斗、争抢资源、同质化竞争的弊病,而应秉持九省联动发展机制,找准各自在黄河流域发展中的文化特色和角色定位,以此制定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策略,并因地制宜地进行精细化运营,构建黄河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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