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付先召(商丘师范学院副教授)

隋朝大运河是隋中央为实现全国统一和加强对全国的政治统治,确保江南税赋顺利运抵京师,倾全国之力而修建的漕运通道。大运河的开凿,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强化了时人对统一文化的精神认同。通济渠是隋朝大运河其中一段,在唐代又称汴河,自河南荥阳的板渚出黄河连通江苏盱眙境内的淮河,全长650公里,把黄河与淮河有效连接起来。大运河的开通,带动一批沿线城市的兴起,包括提升沿线城市的区位优势,带动商贸往来和经济发展,促进文化传播。唐代宋州位于运河沿线的重要节点,宋州也因此得以发展与兴盛。

宋州,即今河南省商丘市。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宋州,辖领宋城(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梁园区)、宁陵(今商丘市宁陵县)、柘城(今商丘市柘城县)、谷熟(今商丘市虞城县南部)、下邑(今商丘市夏邑县)、砀山(今商丘市夏邑县、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虞城(今商丘市虞城县北部)七县。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宋州辖领宋城、宁陵、襄邑(今商丘市睢县)、谷熟、下邑、砀山、虞城七县。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宋州辖领宋城、宁陵、襄邑、谷熟、下邑、砀山、虞城、单父(今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楚丘(今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北部、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南部)、柘城十县。光化二年(公元899年),宋州辖领宋城、宁陵、柘城、谷熟、下邑、襄邑、楚丘七县。

1、隋唐运河流经宋州境内五县

隋、唐通济渠流经路线应是自汴州西南向东南流,自雍丘县进入宋州境内,向东南依次流经襄邑、宁陵、宋城、谷熟,再沿古蕲水流经下邑、永城,向东南流经宿州(埇桥)、虹县、泗州,至盱眙对岸入淮。

《隋书》载:“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通济渠在宋州境内,主要是于谷熟以上利用了古睢水,以下利用古蕲水进行开凿。谷熟位于古睢水分出古蕲水之处。据《水经注》记载,“古代蕲水,由睢水在宋城东南谷熟处分出,流经下邑、永城南、宿州、虹县,最后东南入淮。”“古代睢水,自开封县出,东流经雍丘、襄邑、宁陵、宋城(宋城东南五十里处分出蕲水),折向东北流经下邑、永城东、宿州(东北二十里),又向东流入泗水,谓之睢口。”

2、隋、唐运河提升宋州战略地位

隋朝运河开通,功在当今,利在后世。《汴河铭》载:“夫垂后以德者,当时逸而后时美。垂后以功者,当时劳而后时利。则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不劳一夫之荷畚,一卒之凿险,而先功巍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尚恐国家有淇汴太行之役,因献纤诫。”《元和郡县图志》载:“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

大运河开通之后,宋州位于交通要道之上,日渐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宋州西邻被称为“四战之地”的汴州相距仅三百里,唐人曾这样评论汴州,“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宋、汴两地是唇齿相依,互为股肱,若论当地形势,则梁、宋并举。陆贽曾论述:“梁、宋之间,地当要害,镇压齐鲁,控引江淮”。时漕运关乎朝廷的富足与安稳,特别是梁宋之间尤为重要。唐德宗所颁布诏书中曾特别指出:“梁宋之地,水路冲要,运路咽喉,王室屏藩”。

张巡坚守睢阳,挫败叛军锐气,使其不能分兵东下,有效阻止了叛军南侵江淮,且不得并力西侵,终使江淮地区免受叛军的侵扰。睢阳被围,下属将士准备突围,但张巡和许远认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且我众饥羸,走必不远,古者战国诸侯,尚相救恤,况密迩群帅乎?不如坚守以待之。”故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对朝廷最终平定叛乱作出极大贡献。李吉甫曾评价曰:“然使贼锋挫衂,不至江、淮,巡、远之力也。”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朝廷实力下降,藩镇对抗中央,朝廷不能有效控制。在朝廷与地方冲突中,宋州因战略地位的重要,均称为双方争夺的重点。唐代后期,宋州一直是拱卫京师、支持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为唐朝的存续起重要作用。

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八月,李灵反叛。宋州牙门将刘昌派人说降汴宋节度副使李僧惠,“(刘)昌为之泣陈逆顺。僧惠乃与汴宋牙将高凭、石隐金遣神表奉表诣京师,请讨灵曜”。九月,朝廷以李僧惠为宋州刺史,李僧惠领宋州并打败李灵曜兵于雍丘。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二月,李希烈叛唐,很快攻陷汴州,守将李勉帅其众一万多人奔宋州。宋州刺史刘洽派遣其大将将高翼帅五千兵前去保护襄邑(时为宋州属县),李希烈攻下城池,高翼投水殉国。李希烈部见宋州防御坚固,遂南下攻打陈州。宋亳节度使、宋州刺史刘洽派遣大将率兵驰援陈州,经过激战又夺回陈州,并生擒李希烈陈州守将。后李希烈又担心汴州可能会被围困,便急忙逃归蔡州。宋州在唐朝廷平定李希烈反叛过程中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咸通十年(公元868年)九月,庞勋攻宋州,一度攻陷宋州南城,“(宋州)刺史郑处冲守其北城,贼探知其防备甚严,最终放弃攻打宋州,渡过汴水,转而南掠亳州”。乾符四年(公元877年)七月,王仙芝、黄巢领兵攻宋州,唐朝廷急忙命令平卢、宣武、忠武三镇节度使帅兵前去解围宋州。“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将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杀贼二千余人,贼解围遁去。”在朝廷平定王仙芝、黄巢过程中,宋州的坚守至为重要,为朝廷安危奠定坚实基础。

唐代中叶以后,各地遍设节度使。宣武镇控制运河要道,是唐王朝维持下去的重要屏障。后梁的建立者朱温就是以宣武镇为基础不断扩大地盘,最后灭唐建梁。

3、隋唐运河促进宋州社会经济发展

宋州位于运河沿岸,加之宋州之人民风淳厚,习惯借鉴,勤于耕种,具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唐代宋州的户数和口数在天宝年间居全国前列。宋“南控江淮,北临河济,彭城居其左,汴京连于右,形胜联络,足以保障东南,襟喉关陕,为大河南北之要道焉”。北宋定都开封,商丘即成为东南之重要门户,近可以屏蔽徐淮,远可以南通吴越,加之商丘紧临汴梁,《宋会要辑稿》称:“舟车之所会,自古争在中原,未有不以睢阳为腰膂之地者”。

宋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唐代国内商业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唐代已成为具有一定影响的地方都会城市。运河淤积使宋州地区的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垦,农业稳步发展。当时农作物种类主要有:粟、小麦、水稻、豌豆、大麦等。

城市手工业中,缫丝、织棉、纺纱、刺绣是其主要的生产部门。唐代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产绢。当时,“绢分为八等,布分为九等”,而“宋、亳之绢……第一等”。宋绢闻名于世,是宋地贡赋中常有的物品。宋州成了我国东方地区丝织业交易中心。特别是民间织的绢,质量居全国第一位。绢也是宋州向朝廷贡献的土产,绢为八等中的第一等。其丝织品品种花式很多,争奇斗艳,琳琅满目。因为按租庸调法相关规定,农民必须交纳绢布。

水陆交通的发达,加上其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这样更促进了宋州商业的发展。如唐代诗人皮日休在《汴河铭》中云:“今自九河之外,复有淇(即永济渠)、汴(即通济渠),北通涿郡(治所在今北京)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

交通便利是促进商业繁荣的重要条件,最为主要的是政府陆驿、水驿的设置及私人邸店的普遍设置。唐承前朝旧制,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大致凡三十里置一驿站,全国有水陆驿站二百六十所,陆路驿站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路驿站备有马匹,水路驿站备有船只 ,以供官吏往还和官府文书的传递。驿站的设置,增加了位居交通要道城市的人员往来,增添了商贸往来的人员要素。特别是私人开设的邸店,专门接待行商等各类行人。史载开元天宝(公元713年-公元756年)时期,“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肆店,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由此可见,时宋州应是有私人开设的商业邸店,亦能表明宋州商业的繁荣程度。

唐代社会观念也为宋州商业繁荣奠定基础。从授田给工商业者来看,唐代国家并非过分抑制商业。当时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商业当做一个行业。加之从事农业生产获利少,且负担较重,所以弃农经商的现象较为普遍。当时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而“金多众中为上客”,成为吸引人们弃农经商的重要原因。当时在一些地方,“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那些经商致富之人,同样看不上从事农业生产之人:“农夫何为者,辛苦事寒耕”。利益的驱动引起时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促使更多农民弃农经商,促进了唐代商业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当时宋州治所所在地宋城已是颇具规模的商业城市。杜甫在《遣怀》诗中曾盛赞说:“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陈留指汴州,开封时属陈留郡。“名今陈留亚”即宋州的名气仅次于汴州之意。但是宋城邑中有九万户人家,若每户按五口之家来算,约有五十万左右人口,当时来讲应是规模不小的城市。

唐末至五代十国,由于藩镇割据,连年混战,宋州经济受到很大影响,致使乡村稀落,市镇萧条。特别是后梁宣武军节度使袁象先坐镇宋州十余年,对人民疯狂掠夺,使当时的人民苦不堪言。宋州的经济也因此陷入低谷。

4、隋唐运河利于传播宋州历史文化

刘士林认为,隋唐大运河的开凿,除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外,还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大运河本身也是南北乃至古代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要桥梁。在大运河的深处,还潜藏着一条文化的河流,它不仅直接串联起南北,也沟通了黄河与长江,从而间接地连接起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中华文化大格局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汉梁孝王刘武为发展自身实力,招揽天下贤士,礼遇贤达之人,给予有才之士展示自己才能的宽松环境,给后世留下很好的印象。唐代诗人多喜欢沿运河到宋州游历,寻访昔日梁孝王刘武与著名文士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君臣相知的历史遗风,主要是为释放自己理想无法实现的郁闷心情。游历宋州或歌咏宋州的有高适、李白、杜甫、王昌龄、李贺、杜牧、张谓、韦应物、刘长卿、孟云卿、岑参、储光羲、李嘉佑、钱起等,并形成大量文学作品为后人传颂。唐代的文人对宋州也就有着异乎寻常的“梁宋情结”,形成客游梁宋之地的风气亦不足为奇。

《旧唐书•高适传》:“适少濩落,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 据刘开扬的《高适诗集编年笺注》考证,高适在宋州创作的诗歌,能够确认的有六十九首。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高适曾自负通晓文武之道,心怀济世报国之志,然高适在长安不遇,美好的愿望在无情的现实面前破灭,因“许国不成名,还家有惭色”,于是开始旅居宋州长达二十余年,写下多篇反映其耕钓生活的诗作,也写下多首反映梁宋历史遗迹的诗篇,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郁闷心情。如《宋中》十首:“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惟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高适三十一岁。是年在宋州诗作有《赠别晋三处士》、《送萧十八与房侍御回还》、《酬裴秀才》、《寄孟五少府》、《宋中遇刘书记有别》、《宋中遇林虑杨十七山人,因而有别》、《宋中别李八》、《酬岑二十主簿秋夜见赠之作》、《宋中别司功叔,各赋一物(得商丘)》、《苦雪四首》、《送蔡山人》、《平台夜遇李景参有别》、《同颜六少府旅宦秋中之作》、《别韦兵曹》、《别从甥万盈》、《别孙訢》、《秋日作》、《田家春望》、《闲居》等。

高适在宋州期间曾多次外出游览名胜,吟诗交友,期间写了不少送别应酬的诗作。如高适在平台夜遇李景参,随后再次分手时作诗一首,“离心忽怅然,策马对秋天。孟诸薄暮凉风起,归客相逢渡睢水。昨时携手已十年,今日分途各千里。岁物萧条满路歧,此行浩荡令人悲。”又如“商丘试一望,隐隐带秋天。……即此伤离绪,凄凄赋酒筵”。“相逢梁宋间,与我醉蒿莱。……末路终离别,不能强悲哀”。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使他内心十分不满,故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就成了其宋州诗作的主体风格。高适旅居宋州数十年,对宋州感情至深,离开宋州之后,宋州蒙难,仍心系宋州安危。

唐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请求弃官不做,李白到达梁宋,此期间遇见高适、杜甫,三人结友畅游梁宋,李白写下著名的《梁园吟》:“我浮黄云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诗中所涉梁园,亦曰梁苑,汉代梁孝王所建;平台,春秋时宋平公所建。这两个遗迹都在唐代宋州境内。自天宝三载(公元744年)至十二载(公元753年)十年间,李白游历梁宋次数较多,时间也比较长,固有“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

杜甫与李白相遇于洛阳,比李白小十二岁,两人一见如故,相互欣赏,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两人相约游历梁宋。“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到宋州后他们又遇见著名诗人高适,“……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文(一作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三人皆有怀才不遇的境遇,可谓是同病相怜,于是一起凭吊梁园旧迹,借机吟诗作赋,慷慨怀古,抒发郁闷不满的情绪。

著名诗人王昌龄“曾为大梁客”,也写下了吟咏宋州的优秀诗篇,如《梁苑》:“梁园秋竹古时烟,城外风悲欲暮天。万乘旌旗何处在,平台宾客有谁怜。” 字里行间流露出物是人非、伤古感怀的诗人情怀。

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白居易诗中曾多次写到梁园往事。白居易曾到宋州梁园与友人畅饮,借兴吟咏诗歌。如“梁园不到一年强,遥想清吟对绿觞。更有何人能饮酌,新添几卷好篇章”;“兔园春雪梁王会,想对金罍咏玉尘。今日相如身在此,不知客右坐何人” 两首,诗句以自身比作昔日梁国的司马相如,却不见当年凯发游戏下载的招贤纳士的梁孝王,心中不免有些许的遗憾。回到洛阳后,又自比昔日的邹阳和枚乘,即使梁孝王这样的人在,却也错过惺惺相惜、吟诗唱和的良机。如“今日邹枚俱在洛,梁园置酒召何人”;“梁园应有兴,何不召邹生”。上述流露出诗人生不逢时,艳羡梁孝王与邹、枚及司马相如在梁园论辩作赋的生活。

安史之乱后,张巡等人率领睢阳城内军民以死相搏的壮举,赢得时人的尊重,也成为唐代诗人咏怀的对象。诗人李端途径宋州时,忆起昔日睢阳之战,有感而发,对宋州军民表达崇高的敬意:“睢阳陷虏日,外绝救兵来。世乱忠臣死,时清明主哀。芳郊春草遍,故垒野花开。欲为将军哭,东流水不回。”唐代诗人耿湋作《宋中》两首:“百战无军食,孤城陷虏尘。为伤多易子,翻吊浅为臣。漫漫东流水,悠悠南陌人。空思前事往,向晓泪沾巾。” “日暮黄云合,年深白骨稀。旧村乔木在,秋草远人归。废井莓苔厚,荒田路径微。唯馀近山色,相对似依依。” 第一首诗表达对宋州深陷孤城、军民俱损的深切同情;第二首诗则流露出多年后宋州,因战乱造成的悲戚境况亦在,令人触目伤怀。 

唐代诗人韦应物多以山水诗见长,景致优美,感受深细,清新自然而饶有生意。而其《睢阳感怀》则是少有的悲愤之作:“豺虎犯天纲,升平无内备。长驱阴山卒,略践三河地。张侯本忠烈,济世有深智。坚壁梁宋间,远筹吴楚利。穷年方绝输,邻援皆携贰。使者哭其庭,救兵终不至。重围虽可越,藩翰谅难弃。饥喉待危巢,悬命中路坠。甘从锋刃毙,莫夺坚贞志。宿将降贼庭,儒生独全义。空城唯白骨,同往无贱贵。哀哉岂独今,千载当歔欷。”该诗既有对张巡等人的敬佩,也有对邻近不援的愤慨,又有对睢阳壮烈之举的哀婉痛惜。

交通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提升沿线城市发展的关键条件。唐代宋州因位于大运河这一漕运通道沿岸,其战略重要性与日俱增,成为唐朝安危的重要屏障。安史之乱后,唐朝形势急转直下,遂陷入藩镇割据、叛乱迭出的衰落局势。虽经过肃宗、代宗、德宗几朝的努力,并于宪宗朝取得所谓的“中兴”,但藩镇割据依然威胁着唐朝中央。自安史之乱始,在朝廷平定多次叛乱过程中,宋州均担当起屏障王室的重任。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能延续上百年,得益于宣武重镇为朝廷保证了沟通江淮的漕运通道,而作为宣武镇管辖的宋州位居大运河沿岸,其所起到的作用无可替代。宋州也因此提升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增强宋州与全国的联系,促进其历史文化得以在全国范围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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