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郭俊然(商丘师范学院法学院讲师)

汉代商丘地区纵跨兖州刺史部、豫州刺史部,西汉时分属梁国、山阳郡、陈留郡、淮阳国和沛郡,现在的商丘市区、虞城在梁国,民权在山阳郡,睢县、宁陵在陈留郡,柘城在淮阳国,夏邑、永城在沛郡;东汉时分属梁国、陈留郡、陈国和沛国,现在的商丘市区、宁陵、虞城、夏邑都在梁国,民权、睢县在陈留郡,柘城在陈留国,永城在沛国(具体可参见谭其骧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19-20和44-45页)。由于行政区划的分割,虽然不能看作是一个统一完整的区域,但是汉代商丘地区南接荆州、扬州,北联并州、冀州,东依青州、徐州,西靠司隶校尉部,是连接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这种四通八达的交通让汉代商丘地区,特别是主体部分——梁国成了汉帝国东部地区的心腹地带。

对于如此重要的地区,历来学者们对它的关注度却不高。自从汉梁孝王发掘出土之后,学者们的研究日益增多,但也多集中在与汉梁孝王陵相关的一些内容上。典型的论文有寿新民《商丘地区汉画象石艺术浅析》(《中原文物》1990年1期)、李可亭《汉梁文化的内涵与建构特征》(《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3期)、郑清森《商丘汉代农业和饲养业初论》(《农业考古》2008年1期)、王良田《商丘博物馆藏西汉梁王陵出土玉器》(《中原文物》2008年3期)、薛瑞泽《汉代梁国的社会文化风貌》(《南都学坛》2009年1期)等。本文试以汉代梁国为中心,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论述汉代商丘地区的历史地位。

1、汉帝国的“龙兴之地”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首义反秦,起义军曾“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1]卷48。“酂”在今河南永城酂城镇,“柘”在今河南柘城北,二者都属现在的商丘地区。陈胜、吴广转战于商丘及其周边地区,商丘人是张楚政权的重要参与者。后来,张楚政权瓦解,陈胜逃亡途中,“其御庄贾杀胜以降秦。葬砀,谥曰隐王”[2]卷31。砀城遗址在今商丘永城芒山镇,陈胜墓在今永城东北芒砀山主峰西南麓。

早在陈胜首义反秦前,刘邦已在芒砀山开始了反秦“游击战”。“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1]卷8汉帝国龙兴于芒砀山,芒砀山即是汉帝国的“龙兴之地”。

陈胜首义后,刘邦趁势而起,拉起了几千人的队伍,号称“沛公”。陈胜败亡,各地反秦义军组成了以楚怀王为领导核心的新的反秦联盟,“楚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将砀郡兵”[2]卷39。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路势如破竹,西入长安,推翻了秦帝国。这些刘邦集团早期的主要参与者基本来自商丘及其周边地区。

2、逐鹿天下的重要“猎场”

陈胜、吴广转战于商丘及其周边地区,自然吸引了秦帝国的武装力量。“章邯军至栗,项梁使别将朱鸡石、余樊君与战。”[1]卷7“栗”,县名,属砀郡,在今商丘夏邑县境内。章邯军曾到商丘夏邑县境内,并在“栗”击溃了项梁的部队。虽然秦军取得了这次胜利,但由于汉代商丘地区自陈胜首义反秦以来,一直靠近风暴的中心,百姓的“革命热情”高、参与程度深,秦军的胜利在这一地区没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

楚汉相争之际,汉代商丘地区也成了刘邦、项羽逐鹿天下的重要战场。后来的一些名将都曾在此展开过军事行动,如曹参:“王武反于外黄,程处反于燕,(汉王中尉曹参)往击,尽破之。”[2]卷39外黄,在商丘民权县东北处,是兵家必争之地。如靳歙“略梁地,别西击邢说军菑南,破之,身得说都尉二人,司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2]卷41菑南,后改成考城,在商丘民权县。“还军敖仓,破项籍军成皋南,击绝楚饷道,起荥阳至襄邑。”[2]卷41襄邑,即商丘睢县。如灌婴:“遂降彭城,虏柱国项佗,降留、薛、沛、酂、萧、相。”[1]卷95汉王刘邦更是“率诸侯之师凡五十六万人东袭楚,至外黄”[3]卷2。大军五十六万铺天盖地而来,可谓倾巢而出,直逼得名将彭越不战而降,“将其兵三万余人归汉于外黄”[1]卷90。随后,在“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时,“彭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1]卷90,顺利“解放”商丘地区,从此不再归属于项羽。

3、威慑东方的“陪都”

汉高祖共有八个儿子,第五个儿子刘恢封梁王,都睢阳。刘邦死后,吕太后临朝称制,大权独揽,将刘恢“徙为赵共王”[1]卷8,改封其侄子吕产为梁王。吕氏被灭后,汉文帝封刘揖为梁王,“拜谊为梁怀王太傅。怀王,上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谊傅之,数问以得失”[2]卷48。刘揖死后,因无后封国被撤,作为文帝太子刘启的胞弟刘武徙封梁王。汉初四任梁王都是最高统治者的至亲至爱,将至亲至爱放到梁国显然是看中了这里地理上的战略价值,让其扼守战略要冲,用于威慑、牵制统治集团的其他势力。

景帝时,东方的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一起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吴楚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1]卷58叛军来势汹汹,锐不可当,棘壁一战,梁国损失数万士卒。棘壁,在商丘永城西北,又说在商丘柘城西北,反正都在商丘境内。“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二十余万人。南使闽、东越,闽、东越亦发兵从。”[2]卷35吴国军队二十多万,加上其他六国的仆从军,几十万大军在攻克棘壁之后,一起杀向梁国国都睢阳。睢阳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历史或许从此改写。幸亏梁国君臣上下同仇敌忾,誓死据守睢阳城,使得叛军无法西进。这场消耗战的最后,“吴粮绝,卒饥,数挑战,遂夜犇条侯壁,惊东南。条侯使备西北,果从西北入。吴大败,士卒多饥死,乃畔散”[1]卷106。梁国君臣在这场战争中战功赫赫,功勋卓著,以致梁孝王刘武竟做起了皇帝梦。

两汉之际,梁孝王八世孙刘永被更始帝封为梁王,后见更始政权政治败坏,便自己单干,招揽了一大批豪杰,“并署为将帅,攻下济阴、山阳、沛、楚、淮阳、汝南,凡得二十八城”[4] 卷12。又积极招降纳叛,“遂专据东方。及更始败,永自称天子”[4] 卷12,成了光武帝刘秀重要的竞争对手。如果没有刘秀,刘永很可能是东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称帝后次年,便向刘永开战。虎牙大将军“盖延遂围睢阳,数月,拔之,永将家属走虞”[4] 卷12。刘永在商丘地区颇得人心,第二年“睢阳人反城迎永。吴汉与盖延等合军围之,城中食尽,永与茂、建走酂。诸将追急,永将庆吾斩永首降”[4] 卷12。刘永败亡后,东方随之被平定。

东汉虽对诸侯国限制很大,但仍延续了西汉的皇子封王制度。明帝时,封第七子刘畅为“汝南王”。“(刘畅)母阴贵人有宠,畅尤被爱幸,国土租入倍于诸国。”[4] 卷50章帝即位后,“缘先帝之意,赏赐恩宠甚笃。……(建初)四年,徙为梁王,以陈留之郾、宁陵,济阴之薄、单父、己氏、成武,凡六县,益梁国。” [4] 卷50东汉梁国传六世。曹魏建立后,降梁王刘弥为崇德侯,梁国才废。受到明帝、章帝共同喜爱的梁节王刘畅被封于商丘睢阳,可见东汉的最高统治者亦对商丘地区十分重视。

4、微子,宋国第一代君主

梁国一度是西汉最强大的诸侯国,珠宝玉器多于京师,面积最大时拥有四十余座城池,王家园林梁苑规模宏大、景色秀丽。这背后显然需要发达的经济作为支撑。《史记·梁孝王世家》《汉书·文三王传》都载梁国“居天下膏腴地”,农业经济十分发达。当时商丘地区的纺织则更发达,纺织技术和水平居天下之冠。

襄邑即商丘睢县,是当时全国的纺织业中心。《论衡校释》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5]卷12这里的女人,人人会纺织,人人都是纺织高手。由于质量较高,有些产品还是贡品,用于皇帝、文臣和武将的穿戴。《论衡校释》注引《陈留风俗传》载:“襄邑睢、涣之水出文章,故曰黼黻藻锦,日月华虫,以奉天子宗庙御服。”[5]卷12《后汉书·舆服志》载:“虎贲武骑皆鹖冠,虎文单衣。襄邑岁献织成虎文云。”[4] 卷120董巴《舆服志》载:“显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卿已下用华虫七章,皆五色采。乘舆刺绣,公卿已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4] 卷50注引由于纺织业的发达并出产贡品的缘故,汉政府在襄邑设置了“服官”,用于纺织业的管理和贡品的采购。而据汉代史料的记载,明确记载设置服官的也就两个地方,即齐国和襄邑。

5、“游说之士莫不毕至”的东方人才“交流中心”

汉代商丘地区以梁国为中心,便利的交通、发达的经济以及统治者的附庸风雅、喜好养士,“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1]卷58。特别是在梁孝王时期,形成了一个以梁孝王为中心的“梁苑文学群体”,有韩安国、羊胜、公孙诡、邹阳、枚乘、司马相如、庄忌、公孙乘、丁宽、路桥如、枚皋等。梁苑文学成了中国古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辞赋从一种地方文学发展成为汉代宫廷文学,梁苑赋坛是一个过渡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梁苑辞赋的繁荣,就没有后来汉武帝时期宫廷辞赋的繁荣。”[6]

汉代商丘的外来人才当然不限于梁苑文人群体,他们只是有代表性的一群,也是颇有成就的一群。此前,作为梁怀王太傅的贾谊就曾与商丘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担任王太傅期间,贾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2]卷48。在此写就了《治安策》,论述了当时国家面临的多种严重社会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补救措施,被毛泽东称为“西汉第一雄文”。

梁苑文人多是主动招揽来的,贾谊被命为梁怀王太傅,可以说是因为工作关系来的商丘。像贾谊这样,因工作关系来商丘的,有一类很重要的人,即被封王封侯于汉代商丘者,如皇子刘揖、刘武、刘畅,女主吕太后的至亲吕泽、吕释之,名臣萧何、曹参、邓禹、杜延年,甚至汉质帝本人,等等。

更多的是土著人才,亦是藏龙卧虎,更是百花齐放。有政治家,如张耳、朱辅、桥玄等;有军事家,如灌婴;有学者,如戴德、戴圣、桥仁、葛龚等;有医学家,如华佗;有天文学家,如宗整;有工程师,如申翔;有艺术家,如龚德;有侠客,如韩毋辟;有义士,如梁节姑姊、车成、车章、外黄小儿;有隐士,如园公、申屠蟠等。他们都是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为自己挣得荣誉的同时,也为整个商丘增添了光彩。

综上所述,汉代商丘地区是汉帝国东部的腹心地带,经济发达,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曾有多股势力逐鹿于此;汉帝国龙兴于芒砀山,芒砀山即是汉帝国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使得汉代商丘在汉帝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了重要的政治内涵;当权者常把至亲至爱放在梁国,让其扼守战略要冲,用于威慑、牵制统治集团的其他势力,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汉代的襄邑是全国著名的纺织业中心,所出产品被作为贡品,用于皇帝、文武大臣的穿戴;正是由于经济、交通、文化的发达,在汉代商丘地区聚集了大批人才,形成了一个东方“人才交流中心”。汉代商丘产生的梁苑文人、曹操、华佗、戴德、梁节姑姊等,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他们的文化价值,仍然为今天的人们提供着精神的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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