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超

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最深内核,同时也是他生命最高追求的一体两面。落实于个人修养,这“一体两面”又可具身化为外表的“容仪”与内心的“爱人”,合而言之即春秋君子所普遍追求的“威仪”人格。可以说正是因为继承与提升了前代君子的“威仪观”,才成就了孔子的思想与人格。而拥有儒家乃至中华文明至高人格象征的孔子却明言自己并非生而为圣,他经历过贫穷、卑贱的童年,也有过迷狂于族群主义的青年,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权力孜孜以求的中年,这些都是他生命境界提升之路上不可逃避的局限与障碍,他都一一克服。在“五十而知天命”的蜕变之后,他同时兼具的“殷商遗民”与“鲁国子民”的两种身份最终达成和解;在此基础上,他以身作则,完美地使殷、周两种文明相互交融。不仅如此,他还在关乎人的本质层面,在紧紧把握“三代”文明最深脉动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不可与鸟兽群”“九夷可以为君子”的人类情怀与“天下”意识。总之,从“威仪”视域出发,不仅可以鲜活地还原孔子的生命历程,使我们重新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孔子,更能从其人类情怀与“天下”的意识中,隐约看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威仪”,是一个在前孔子时代便被贵族君子深刻阐发并深入践行的人格修养论概念。其外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扩大,体现为逐步从一个最初仅适用于天子一人的人格修养概念向普通士人延伸的历程。在此过程中,众多春秋君子的思考与实践是其演进的内在动力。与此同时,人格修养的内外面相发生了分离。面对此分离,春秋君子的思考重点,落实于外在的等级与秩序的建构,并将威仪观的形而上学基础建立在外在的天地及其“中和之气”上,这种理论取径与运思模式,主要是由外而内的规范与塑造。在这种外塑的理路之下,前孔子时代的春秋君子对威仪观的理论形态的阐发几乎做到了事无巨细。而孔子出生和成长的时代,正值春秋君子对威仪观的理论建构趋于完善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如何使威仪观的理论形态继续创新、提升,似乎成为孔子肩负的历史使命。然而,对于青年孔子来说,完成此项历史使命的前提则是对前代的思想遗产进行全面继承与践行。这就必然要求我们以动态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孔子的一生。

今人看待孔子,往往突出其“第一位教师”“伟大思想家”“杰出政治家”等身份,而对其所秉承的殷宋血统则重视不足①。众所周知,孔子乃为殷商王朝王族之后,加上他又出生、成长于姬周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周公之国”———鲁。这一双重身份,构成了他生命历程中一切活动的背景与底色。换言之,孔子的一生,即是其“殷商遗民”与“鲁国子民”两种身份进行对话、冲撞并且最终融合、提升的历程。作为“殷商遗民”,尤其是作为曾经担任过西周王庭容礼之官的微氏家族的直系后代,孔子很自然地秉承了其家族得以立身于世的职业技能(或称家学),即关于天子(贵族)在各种典礼仪节中所应采用的容貌、行止等技术;而作为“鲁国子民”,孔子又深受“周公之国”在礼乐制度方面的熏陶,这不仅是对其禀自家学的职业技能的肯定,更为其进一步发掘礼乐秩序背后的形而上的根据提供了契机。其特殊且复杂的身份与生命历程,不仅成就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人格之一,也为中华文化超越族群范围的“天下”意识打下了根基。以下,我们将通过揭示孔子所具有的两种身份之间的张力以及对前代威仪观的继承与提升,来重新发掘一个不一样的孔子。并在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话题关照下,深入到孔子的人类情怀与“天下”意识的内核,探寻可供借鉴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殷商灭亡以后,孔子先祖的血脉仍能绵延不断,要归功于“三代”文明中一项光荣的政治传统———亡人之国者,不亡其祭祀。也就是为胜朝之嗣立有封国,以使其祖先得以血食,文化得以传承,如夏亡而有杞、殷亡而有宋,亦即《论语·尧曰》篇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而历史上所以能够有一位孔子,正是因为周武王灭商之后,封纣王之庶出兄弟微子启、微仲于宋国。此即孔子前第十五代先祖。再往上推,即是孔子前第十六代祖———纣王之父商王帝乙。自宋国建立,孔子的历代祖先便开启了长期执掌该国政权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孔子第七代祖孔父嘉被杀,其后代出逃鲁国邹邑。

在如此特殊的谱系之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乃是微氏家族在西周初期的境遇与职责。对此,1976年陕西扶风出土的属于微氏家族的大量礼器之上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一手资料。从这批铭文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微氏家族在武王灭商以后,不仅被封为诸侯,而且武王还令其“处甬”“以五十颂处”。对此,裘锡圭考证曰:“‘颂’、‘甬’古音极近,‘处甬’与‘以五十颂处’显然是指一件事情。”同时,裘氏指出,微氏之族徽形似“册”字,进而可以断定该家族世袭作册的职务,即为史官。而其具体职责,则是“辅助史官之长掌管‘威仪’”。据裘氏的理解,“古代所谓威仪也就是礼容”。显然,裘氏以“威仪”释“颂”“容”“甬”,只是用到“威仪”一词外延中指涉仪容的部分。而 “威仪”一词在西周初年特指天子之内在明德落实于体貌、气象者。所以,微氏家族所职掌的,应理解为塑造天子“威仪”之五十种具体条目,并非“五十种威仪”,因为“威仪”一词在用法上,更多是在整体上指称一种抽象的人格气象。若说一个人具有五十种人格气象,显然不合情理。对此,同窖所出76fzh1:6、13号簋铭可资证明:“皇祖考司威义(仪),用辟先王。”即是说“微氏家族”之祖先以能够辅助天子之“威仪”而获职于西周王庭。同时,76fzh1:9、10号钟铭亦载:“丕显高祖、亚且、文考克明厥心,疋尹(叙)厥威义(仪),用辟先王,不敢弗帅祖考秉明德,(恪)夙夕左(佐)尹氏。”所谓“叙厥威仪”,当与前引“司威仪”义同。其中,“厥”字训“其”,所指代者,应是后文的“先王”,即西周天子。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值得重视的信息:第一,西周初年的王朝官制中,专门设有辅助天子之“威仪”的史官。第二,孔子的先祖“微氏家族”世袭这一官职,即所谓“以五十颂(容)处”。如此一来,孔子作为“微氏家族”的直系后代,势必具有掌握这套“家学”的一切便利。众所周知,后世百家之学皆出于王官,而孔子又是第一位以私人身份授徒的教师。显然,在他之前,不大可能有人通过其他渠道来学习微氏家族的“五十颂”。换言之,若非“微氏家族”的后代,便断然无从获悉其代代相传的私家之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并非孔子选择了西周、春秋君子的威仪之学,而是后者选择了前者。

以上,我们就孔子的家世简单地审视了其为学进阶的起点。与大多数人不同,孔子生来便具有的殷宋血统给予他的不仅是一段光荣的家族史,更是与其血统几乎一样不可抗拒的“家学”———一种专注于身体容止修养的技能。以此着眼,孔子自幼便以模仿成人行礼为游戏的异禀,便不能不说是受到环境的影响。

然而,孔子特殊的血统、丰厚的家学固然是事实,其作为没落贵族子弟的生存状态亦是事实。后者所带给他的,是另一种极具文化象征意义的身份,即作为“周公之国”的鲁国子民。诚如前文已提到的,孔子一支的没落,始于前第七代祖孔父嘉被杀。此后,孔子的祖先便逃到鲁国邹邑。期间值得称道的先人,便是担任鲁国防地大夫的前第四代祖防叔,及其父亲鲁国邹邑大夫叔梁纥。然而不幸的是,叔梁纥在孔子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此后孔子家庭的境遇每况愈下。但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在于其具有克服逆境并化逆境为动力的能力。这集中体现在他对鲁国所特有的周公所开创的礼乐文化的学习与继承上。

众所周知,春秋时代的鲁国,在政治上已经沦为一个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二流国家。但在文化上,却由于平王东迁的大变故,而成为“天下”保存文、武、周公之道最为完整的国度。仅此一点,便 值得鲁国子民为之骄傲。对此,《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季札观乐一事,充分体现了鲁国对三代诗、乐、舞的完整保存及其在文化上的深厚底蕴与优越性。而吴人季札对鲁国所保存的宗周礼乐的观赏,其所以能够成为一时之盛事,正说明礼乐在周代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教化作用。作为  “蛮夷”之人的季札,能够对鲁国所保存的乐舞做到如数家珍、侃侃而谈,更说明周文化传播之广、影响之深。而史官不惜笔墨对此事件大书特书,其所传达的亦无非是对鲁国文化的认同与赞扬。另外,《左传》昭公二年载晋臣韩宣子出使鲁国,面对鲁文化的博大发出的赞叹,更进一步证明了以上论断,其文曰:“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晋国亦为姬姓封国,其文化亦与姬周同出一源,来自这样一个国度的大贵族,对于鲁国所保存的周文化仍发出如此赞叹,更进一步体现了鲁文化在春秋时代的优越性与重要性。

显然,出生于这样一个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国度,又成长于众多君子人格相继登台的时代,怎能不使孔子在更高的层次反思与其家学密切相关的以君子修养为旨归的“威仪之学”?诚如本文开篇所提及,春秋时代众多的先行者,早已对威仪观作出了初步的抽象化与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孔子所要做的,便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想得更深、讲得更透、做得更实。真正完成上述一切, 几乎耗尽了孔子的一生。其身世之双重性,恰好浓缩了商、周两种不同的文化取向。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战胜了殷商“酒神型”文化的姬周“日神型”文化,在其蜕变、提升的历史当口,竟要将最重要的使命交付于一位胜朝贵胄之没落子弟。而孔子能否肩负起这历史使命的第一关,就在于他能否克服自己的血统与“家学”所天然遗传给他的强烈的族群意识。

统筹:胡继勇

审核:赵继彬

指导:商丘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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