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刁生虎

摘要:

《庄子》一书独特个性的形成可以从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化等方面找到答案。具体说来,商宋文化、荆楚文化以及宋国的悲剧命运和庄周家族的兴衰历史等因素共同构成了《庄子》产生的文化背景。

01

《礼记·王制》云:“广谷大川异制, 民生其间者异俗。”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化之所以具有不同的特色和风貌,乃与其赖以发生和发展的不同地理环境有着直接而又密切的关系。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历史传统乃至不同的民族性格,从而决定了其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乃至文学特色。而作为庄子故里的宋国,地处今豫东、鲁西南及苏、皖北部一带,处在齐、晋、楚三大万乘之间,是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汇之处。而且从文化传承上来说,作为殷商后裔的宋人与作为祝融后裔的楚人有着悠久的文化联系和 共同的文化心理。殷人统一祝融部落集团,促进了殷商、荆楚文化的交融与合流。周王朝建立之后,相似的历史命运和特殊的文化关系使宋、楚两国的文化交流十分融洽。因此, 宋文化和楚文化这两大文化传统就为《庄子》的产生提供了极为雄厚而又现实的文化背景。

从历史渊源上来说,宋人的祖先是商人,他们是在被周人灭商之后重新分封的一个小国。对于宋国子民来说, 虽然行政上隶属于周朝,为周天子治下的百姓,但在国人的心理上,以及民风民俗上,都仍然延续殷商的文化传统。这就决定了宋文化必然具有强烈的殷商文化色彩。众所周知,商的开国之君名契,居于商,即今河南商丘南,契后虽然商朝多次迁都,但黄淮河流域下游之间始终是商的领域,居于此地的大多为商人,或深受殷商文化影响的居民。其中庄子所生活的地区,属于纯殷人的宋国地区。其所属的殷商文化传统不会因为殷商的臣服于周而随之灭绝,其所具有的思想、观念、伦理、风俗等传统仍然具有其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而郭沫若说:“殷人的气质和周人的颇有不同。殷人是比较爱好艺术的民族。殷墟所发掘出的古物,无论是铜器、石器、白陶乃至甲骨文上所刻的文字,都富有艺术的风味;又因时代关系,殷人最崇信鬼神,故其文化色彩充分地带着超现实的气韵。可以说,因敬鬼神、重巫术、尚玄想而富有艺术风味和超现实的气韵,正是殷商文化的普遍性特征。殷商文化的这种传统影响到庄子,就造成了其重自然、尚巫术、好玄想的浪漫精神,并最终造成了《庄子》书中处处表现出的崇尚自然、追求空灵、风格浪漫的艺术精神。《庄子》成为先秦诸子著作中最富艺术性的作品,不能不说与其先天因素有着重要关系。《汉书·地理志》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与周人不同,宗教职能是殷人统治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巫风神事的兴盛和普及成为殷商文化的一大特点,宋国保留的具有神秘色彩和超现实气韵的殷文化遗风的熏陶以及学术上的承传关系使庄子学派的气质很自然地与楚国的浪漫文艺合拍。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渊源于殷商文化的宋国文化同样能够造就《庄子》独特的思想趋向和艺术风格,而不是像传统所认为的那样,一说到《庄子》文学的成因,就只有追溯其楚国的文化背景。从源头上来说,宋文化和楚文化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交融的。

02

除了身居宋国而深受以殷商文化为源头的宋文化影响之外,庄子与楚国也具有极为明显的亲缘关系,楚文化对其也有极为明显的影响。庄子生于处在南北交汇地的宋国,他多次游历楚国,《庄子》书中提及楚国的地方达25次之多,其深受楚文化的影响是必然的。楚国历来被看作道家思想的发源地,道家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楚人。如就史书来说,《史记》记载的老聃、老莱子均为楚人;《汉书》记载的环渊、老莱子、长卢子皆为楚人;就子书来说,《论语》记载的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都是道家人物;《庄子》记载的肩吾、连叔、庚桑楚、南荣 也都是楚地道家高人。正因如此,后世学者也多从楚文化出发寻找道家思想之源。如刘师培云:“盖山国之民,修身力行,则近于儒;坚忍不拔则近于墨。此北方之学,所由发源于山国之地也。楚国之壤,北有江汉,南有潇湘,地为泽国。故老子之学,起于其间。从其说者,大抵遗弃尘世,藐视宇宙,以自然为主,以谦逊为宗。如接舆、沮溺之避世,许行之并耕,宋玉、屈平之厌世,溯其起源,悉为老聃之支派,此南方之学所由发源于泽国之地也。”王国维亦云:“南人想像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像,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王国维这段话虽嫌绝对,但大抵不差。而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则进一步揭示了《庄子》文风形成的原因在于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文化系统:“惟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老子为楚国苦县人)及庄、列之徒承之,(庄为宋人,列为郑人,皆地近荆、楚者也)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诡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曾被中原人称作是“荆蛮”、“南蛮”的楚国处于一个“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汉书·地理志上》)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之中,并在社会风俗、思想传统与生活习惯等方面都不曾像中原地区那样“经过严格的‘礼’的教化”,而是都要比中原地区“远为浓厚地保存了原始氏族社会的许多传统”。

楚国是一个原始宗教巫风弥漫的世界,巫风是楚文化的首要内容,对此,古书中有大量的记载,《吕氏春秋·侈乐》云:“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汉书·地理志下》亦云:“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王逸的《九歌序》说得更为具体:“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因此,楚地风俗的典型表现是“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国语·楚语下》)。楚地浓郁的原始宗教气氛,成为滋生大量瑰奇神话的肥田沃土,而一般说来,各国古代艺术的发展,都离不开神话。马克思就曾说过:“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神话是原始初民自由意志表达时的一种自然朴素的方式,想像是神话的关键性要素,黑格尔曾经说过:“神话是想像的产物。神话的主要内容是想像化的理性的产品,这种理性以本质为对象,但除了凭借感性的表象之外,尚没有别的机会能去把握它。”巫风与神话的融合,使楚人沉浸于对现实生活以外的神奇境界的无限联想与向往之中,这就决定了楚文化的艺术传统必然是浪漫的而不可能是现实的。楚文化的浪漫传统对《庄子》的文学倾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启发了庄子那葱茏的想象力,而且,《庄子》散文独特的寓言表现手法就是在楚地神话传统的启发和培育下形成的, 而对神话世界的吸收、加工和改造则构成了《庄子》寓言的重要内容。这是从内在精神上来说的。从外在形式上来说,《庄子》一书受到楚文化的影响似乎更为明显。宋人黄伯思在其《新校楚辞序》中说到:“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故可谓之‘楚辞’。”其实,何止“楚辞”如此,《庄子》一书也表现出这方面的鲜明特征。就“书楚语、作楚声”来说,正所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儒效》),语言最能表征文化的地域特征,《庄子》中的大量楚地方言用语便充分证明了庄子深受楚文化影响的事实。如对于《逍遥游》“蜩与学鸠笑之曰”一句中的“蜩”,扬雄在《方言》卷十一中已经指出:“蝉,楚谓之蜩。”又如对于《庚桑楚》中的“ 终日嗥而嗌不嗄”一句中的“嗄”,司马彪注云:“楚人谓唬极无声曰嗄。”再如对于《马蹄》篇中的“同乎无知,其德不离”,今人蔡靖泉先生早已根据江永、张田井、朱谦之、王力等人的相关论述指出“句中的‘离’、‘知’都是合韵的楚方音。”就“纪楚地、名楚物”来说,《庄子》书中记述的鸟兽虫鱼、花草树木,诸如蜩、学鸠、蟪蛄、斥安鸟、狸牲、猿猴、榆、枋、栎、枸、棘、楠、樟、瓠、蓬蒿、迷阳等等,也大都是楚地盛产之物。不仅如此,就连一些早已湮灭的楚国的故国旧闻,在《庄子》书中也时有所现。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庄子其人和《庄子》其书深受荆楚文化的影响。

03

除了作为传统的地域文化的影响之外,宋国的悲剧命运和庄周家族的兴衰历史也对庄子其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最终决定了《庄子》一书的独特品格。《史记·宋微子世家》有这样一段记载:

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袭剔成,剔成败奔齐,偃自立为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悬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告齐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齐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 遂灭宋而三分其地。

《史记》的这段记述透露出如下信息:其一,宋王偃不是宋国的合法继承人,而是通过非法手段即攻袭其哥哥剔成而自立为宋君的;其二,宋王偃曾经肆意扩张,向东打败齐国,霸占五座城池;向南打败楚国,霸占三百里地盘;向西又打败魏国军队。这样,宋国遂与齐 、魏、楚三国结下恩怨;其三,宋王偃荒淫无度,迷信“射天”之术,整日饮酒取乐,大臣若有劝谏者就被他射死。所以人人称之为“桀宋”, 大家都要诛杀他;其四,宋王偃四十七年,齐、魏、楚三国伐宋,杀宋王偃,三分宋地而灭之。这里,司马迁似乎将宋国灭亡的原因仅仅归结于是由于偃的对内荒淫统治,对外盲目扩张,最终招致百姓离心、诸侯结怨的结果。其实,他恐怕忽略了另外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客观原因,那就是宋国当时在诸侯国中的身份、地位以及周边的恶劣环境等外在因素就必然决定了它的灭亡。实际的情况是,在春秋战国那个大争之世的诸侯国中,宋国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偏下的弱小国家,加之在地理位置上宋国又处于齐、晋、楚三大万乘之间,这就必然决定了其无法逃脱被大国蚕食鲸吞的历史命运;再者,宋国作为殷商后裔的身份,必然逃脱不了身为周文化传统的姬姓诸国所敌视的命运。《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所载子鱼对其庶弟宋襄公所言“ 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矣” 的言论便是明证。根据《左传》的记载,宋国曾先后遭受齐、楚、晋、鲁、郑、邾、陈、狄等国的侵伐多达二十余次,这恐怕是其它任何一个诸侯国也不曾遭受过的吧。翻开《史记·宋微子世家》,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宋国的历史就是倍受邻国侵凌的历史。如宋殇公时,郑国曾伐宋以报复卫、宋相约伐郑;“其后,诸侯数来侵伐”;宋桓公二年,“诸侯伐宋”;宋文公元年,“晋率诸侯伐宋”等。伴随着宋国败亡的历史悲剧,庄周家族的兴衰同样深深震撼着庄子的心灵世界。根据现今存留的历史材料,庄子家世的真正面目已经无法确考。就其姓氏来说,《元和姓纂》和《通志》卷二八《氏族略》都认为庄氏是楚庄王之后,属于以谥为姓之类。如后者云:“庄氏,芈姓,楚庄王之后,以谥为氏。”今人崔大华先生在此基础上又根据庄子虽是宋人却与楚文化存在密切关系这一事实,而进一步推断说:“庄子可能是楚国贵族的后裔,可能是在楚国吴起变法期间(约在楚悼王十五年到二十一年,即前 387~前381年),被迫迁移到楚国边陲,最后流落到宋国的楚国公族后裔。”另南宋罗泌在《路史》中说庄氏为“宋庄公、楚庄王之后”,宋元之际的历史学家胡三省也进一步指出:“庄氏有出于宋者,《左传》所谓戴、武、庄之族是也;有出于楚者,楚庄王后庄是也。” 由此可见,庄氏虽是以谥为姓,但却不必一定要取于楚王之谥,也可取于宋君之谥。宋庄公即位于公元前710年,卒于公元前692年,在位十九年之久。卒后七十余年,楚庄王始即位。今人王葆先生据此认为:“宋之庄氏不应为庄王后裔,而应为宋庄公后裔。”接着其根据《左传》、《韩非子》以及《世本》等的记载,进一步推断出:“庄周既为宋人,定属于庄朝、庄堇的族系。”并根据《左传》等相关史料,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庄氏家族随宋国兴衰的沉浮过程。王氏所论颇有说服力,值得我们重视。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党晴梵先生就已经指出:“庄氏为宋之公族。当是宋庄公之后代。《世家》:‘文公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须,与武、缪、戴、庄、桓之族为乱。文公尽诛之,出武、缪之族。’周之称庄子,因其为宋庄公之后。与孔子为孔父嘉之后而称孔、孟子为孟孙氏之后而称孟一样。”

《左传·文公十八年》有关此事的记载与党氏所引《史记·宋微子世家》的相关内容虽然颇有出入:“宋武、穆之族道(导)昭公子,将奉司城须以作乱。十二月,宋公杀母弟须及昭公子,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遂出武、穆之族。”但这对党氏的结论并无影响。由以上引述不难看出,崔大华、党晴梵以及王葆 等人虽然在庄子究竟是楚庄王之后还是宋庄公之后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承认庄子本人是贵族出身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庄子的贵族出身颇有注意。如曹础基先生根据“弃隶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隶也”(《田子方》)、“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盗跖》)等材料推测庄子对名利之场和富贵之地曾有过感知和经历,“这说明作者的‘出世’确实体现了没落阶级的意识。”白本松先生也根据《庄子》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庄子高深的文化修养、渊博的学识基础以及独特的个性经历而推断“庄子是一个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而能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看来现今学术界已经在庄子是没落贵族家庭出身这一点上基本达成了共识。

生活在这样一种内外环境中的庄子耳闻目睹了宋王偃寡廉鲜耻的荒淫统治,经历了宋国灭亡、被列强瓜分的悲惨过程。而在这一国破家亡的过程中,贵族出身的庄子也经历了一个家族由盛而衰、个人由贵而贱的残酷现实。所有这些有关宋国内外遭际的历史现象都会对庄子心灵产生或深或浅的影响,共同促成了庄子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不与统治阶级合作、浓烈的复古情结和思乡情绪,甚至敌视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周文化等一系列思想倾向,并最终反映在《庄子》一书中,形成《庄子》一书独特的关注对象和艺术个性。

作者简介:刁生虎,男,河南南阳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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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胡继勇

审核:赵继彬

指导:商丘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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