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刘金芳(方塘传媒《重新发现商丘》特约撰稿人)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着力“互联网 社科”创新,强化网上社科工作的思想引导和文化引领作用,在商丘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市委宣传部指导下,商丘市社科联联合方塘智库推出“网商社科之重新发现商丘”项目。

虞城县利民镇,曾是有名的古虞国之都,其位于现虞城北12.5公里处。利民镇老城曾经是虞城县城的长期所在地,是明朝弘治九年(1496年)重建的县城,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面积约2平方公里,2800亩城湖,碧波荡漾;5公里护城堤,风景奇特。

在利民镇西1公里的地方,路北有一座高2米多,周长30多米的古墓,古墓上面长满了没膝的青草,其墓地俗称“杨陵”。当地老百姓都尊称这座古墓为“杨爷墓”。而墓的主人就是明朝一代儒臣杨东明。 

杨东明,字启修,号晋庵,别号惜阴居士。商丘虞城县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六年,卒于明天启四年,终年七十七岁。

据清光绪二十一年《虞城县志》记载:他生而颖秀,沉毅,敦固。他天资聪颖,遇事沉着,待人真诚,尊爱长辈,六岁开始读书,十八岁中秀才,三十岁中举人,三十三岁举进士(万历八年庚辰科录)。历官中舍人、太常少卿、礼部给事中、刑部右给事中。后因弹劾沈思孝等触怒了皇帝,被贬为陕西布政司照磨(掌管文书的官员)。晚年,皇帝又召他到刑部任职,官至刑部右侍郎。卒后四年崇祯皇帝追赠他为“刑部尚书”。

他在任谏官的20多年内,忠于职守,不畏权势,敢于在皇帝面前为普通民众、也为朝廷的江山社稷据理力辩,是一位大胆进谏,仗义执言的耿直之臣。仅他就明代重大朝政的上疏就有数十起,比较著名的有《清朝疏》、《慎终疏》、《保全善良疏》、《弹劾依仗权势贪赃枉法的大臣疏》等,内存涉及政治腐败、平民生活、社会治安等各个方面,大都切中时弊。满朝文武百官称他为“凛凛丰骨如日月行天,有折槛碎阶之风”。其中对朝野影响最大、对豫东人民生死攸关的是他的《饥民图说》。

1、仗义执言,为民请命

明万历三十一年夏,小麦将熟之际,黄河突发大水,由虞城张堤口处决口,“齐、梁、淮、徐广大地区数十县遭受大水灾”,大量土地淹没,房屋倒塌,河决堤溃,冲舍漂庐,沃野变为江湖,陆地通行舟揖”,大地一片汪洋,顿成泽国。受灾地区甚至出现了“人相食,骨相枕,民死十之七八”的悲惨景象。灾区的人们正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灾区人们正生活方式水深火热之中。

此时的大明王朝,早已经江河日下,万马齐喑,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表面看似风光依旧,实则早已经千疮百孔,内忧外患,弊病丛生了。

在朝廷方面,万历皇帝早失去昔日励精图治的雄心,贪图享乐,懒政,殆政,长年身居深宫,闭门不出,不理朝政。而朝中众臣忙于争权夺利,党争不已,各地方政府则是明哲保身,为了自己的官位沉默不言,刻意隐瞒灾情,推卸责任,唯恐皇帝听到任何负面的信息。整个大明朝廷文恬武嬉,贪腐横行,正处于分崩离析的前夜。

时任刑部右给事中的杨东明正好回家乡虞城县探亲,亲眼目睹灾区惨状:村落萧条,烟火断绝,民伤亡者十之八九。这一切杨东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灾区人民计,为江山社稷计,为天下计,杨东明挺身而出,冒死上疏,反映灾区的灾情,为灾区的民众鼓与呼。

杨东明随疏又绘制饥民图十四幅,有《水淹禾稼》、《河冲房屋》、《饥民逃荒》、《夫奔妻追》、《卖儿活命》、《弃子逃生》、《人食草木》、《全家缢死》、《刮食人肉》、《饿殍满路》、《杀二岁女》、《盗贼夜火》、《子丐母溺》等。每幅图都主题鲜明,内容具体、形象,并配有简洁文字说明,这就是著名的《饥民图说疏》,这种图文兼备的疏文内容,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杨东明富有特色的独创。

《饥民图说疏》语言朴实,文笔生动,叙事情真意切,说理扣人心弦,字字句句皆是肺腑之言。

杨东明用这样的话描写自己的心情上疏的原因:“自中州被灾以来,诸当事臣所缴,惠于皇上者不啻渥矣!臣亦何容置喙哉!顾臣河南人也,离家未久,闻见颇真,欲默默无言,实戚戚在念;欲勉强言之,则洒泣而笔不能下。恐皇上览之当亦潸然出涕也!近廷臣自南来者,所传光景益恶,而其祸将不独在民己也。臣为苍赤抱痛,复为宗社怀忧,谨披沥为皇上陈之。

他对当时灾后的凄惨景象,痛心疾首,悲苦万分。于是,他接着写道:“去年五月,二麦已见垂成,忽经大雨数旬,平地水深三尺,麦禾既已朽烂,秋苗亦复残伤。且河决堤溃,冲舍漂庐,沃野变为江湖,陆地通行舟楫。水天无际,雨树含愁。民乃既无充腹之资,又鲜安身之地。于是,扶老携幼,东走西奔,饥饿不前,流离万状。夫妻不能相顾,割爱离分;母子不能两全,绝裙抛弃。老羸方行而辄仆,顷刻身亡;弱婴在抱忽遗,伶仃待毙。跋涉千里,苦旅舍之难容;匍匐归来,叹故园之无倚。投河者葬身鱼腹,自缢者弃国园林。凡此,皆臣居乡时闻且见者也。

迨至今日,更不忍言。断草莱以聊生,刮树皮以充腹。枯容黧面,人人俱是鬼形;恨天怨地,个个求归阴路。向言犹卖儿女,今则割儿女之尸体;昔也但弃亲身,今则食亡亲之骨肉。道路警急,行旅戒严,村落萧条,烟火断绝。难支岁月,乃相约以捐生;无耐饥寒,遂结聚而为盗。昼则揭竿城市,横抢货财;夜则举火郊原,强掠子女。据此,汹汹靡宁之势,已有岌岌起变之势。此臣近日所闻甚于昔日所见,过此又不知何如也!

这段疏文,感情切切,言辞沉痛,把灾民的穷饥流离之状,写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

杨东明的《饥民图说疏》一时震惊朝野,万历皇帝看过之后,恻然泪下。太后、皇后看后也是无不流泪,遂命户部、工部拨发白银三十万两,粮食十万石,命直臣光禄寺丞亲临灾区救济,灾区得到救济,灾民得到安置,灾区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杨东明的上疏起到了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2、杨东明是“中国民间慈善组织开山鼻祖”。

万历十八年(1590年),刑部官员杨东明被贬回虞城老家,以“立朝善政,居乡善俗”为座右铭杨东明,在家乡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同善会”,组织形式几乎与今天壹基金一致。从某种意义来说,杨东明创建同善会应该就是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的祖师爷,同善会的基础是虞城县名士间的亲睦会,最初名为“同乐会”,后以“同善乃称最乐也”为由,改称“同善会”。会费由会员共同缴纳,会员间也定期联谊聚餐。同善会是一个官府认可的民间组织,但却不准官员直接插手运营。

同善会设会初衷,一为散财行善,二为教化民众。在组织形式上,同善会每季度聚会一次,主会之人由会员推举产生。聚会目的一为收集会费,号召大家每天节约一分银钱捐出来;二为商讨救济方案,分配善款;三为警恶扬善,由主讲劝诫听众发济贫之心,并张贴公告。

中国慈善事业,起于唐代佛教寺庙的三福田,武宗灭佛后朝臣为承其功能创官办慈善,虽佛教很快复兴,但之后官办慈善延续,到宋代已日臻完善,理论上能覆盖所有弱势阶层,但却有效率低下、贪腐丛生之积弊。而由北宋范仲淹所创的范氏义庄,则是为族人所设,算不上民间慈善组织。所以,日本学者夫马进得出的结论是,同善会是在政府福利和宗教慈善外,中国民间可查的最早的慈善组织。

杨东明除了建立同善会以外,还仿效朱熹“置社仓,以备饥馑”,带头捐粮劝募;学习范仲淹“设义庄,周助婚丧”,捐田捐租建起“杨氏义庄”;丈量全县土地,促进赋徭公平;兴修城墙,得御明末流寇。

宋朝名臣范仲淹有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杨东明也是一代名儒,他正用实践实现其家国天下的梦想。

3、重新思考杨东明身上折射出文化价值

杨东明是一代大儒,一生致力于理学研究,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尊其为“中州山岳”、“理学功臣”。一生专事理学的杨东明写过《性理辨异》、《论性臆言》影响深远的书籍,“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

可以这样说杨东明一生都致力于儒家学说的研究和实践,如果把杨东明放在中国五千年大历史长河里来看,杨东明所作所为就是儒家学说文化价值的具体体现。

中华文明延绵五千年,经久不衰,而儒家文化则是中华文明的主流文化,是传统中华文明的主干。

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东方文明讲究“天人合一”,讲究“以民为本”,讲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和当今世界的“绿色环保”观念是异途同归的。

与此同时,建立在物质基础上西方文化则出现巨大的危机,因为其对自然长期破坏和掠夺,造成了地球环境破坏和生存危机,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森林草原沙漠化,海平面的上升,灾害天气增多,战争,饥饿这一切严重威胁人类生存。

面对西方文明危机和衰落之势,西方学者忧心重重,寻觅解决之道。以英国作家毛姆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为首的西方知识分子无一不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华文明。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亚,而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

在当今中国同样面临相同的问题,环境的破坏,农村凋敝化,农村空心化,“三农”问题同样成为很多人关心之问题,而农村的重新振兴,新农村建设发展,同样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中国古代儒家社会实质就是乡绅治理的农村自治,而杨东明为首儒家知识分子亲身社会实践,就是乡绅治理的典型做法,这值得我们去借鉴,去学习。从这方面来说,对于杨东明这类儒家知识分子重新发掘,重新发现,这对于今天农村振兴和发展,以及乡村的治理更富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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