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冯嘉(方塘智库区域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1973年,中国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现象刚刚告一段落的同时候,西方开始出现“郊区化”与“逆城市化”现象,大批人口朝小城镇、非都市区进行迁移,被一部分人认为已进入丹尼尔•贝尔所提出的“后工业时代”。

站在历史的路口去回望,这是很有意味的一点。在两个身处相同时期却大相径庭的历史进程之中,中西方的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都在被迫或主动的进行交融。但无可避免的,在随后的发展阶段,中国这一表层的、短暂性的交融戛然而止,乡村的资源开始源源不断的涌入城市建设,与城市的差距日趋加大。乡村生活仍然是盛开在字里行间的山中桃花与隐藏在袅袅炊烟后的春中贪梦,伴生着模糊的悠然美感与愈发清晰的经济凋敝。

城乡二元割裂,封闭、落后、仿若与现代文明隔绝的乡村生活将精神上的静美与现实中的简朴植根于人们的印象之中,直到中国进入“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时代,乡村这一从古至今为中国发展提供基础动力的区域,伴随着诸多发展困境与待挖掘的巨大经济发展潜力被重新提及。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将“乡村振兴”提到国家战略层面,并正式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为乡村振兴做了顶层设计,其中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历史与现实要达成和解与统一,如钱理群所言,“今天中国农村、农民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深层次的精神、文化、教育的问题,也就是今天中国城市的问题”。中国这一农业大国、乡土社会的国情决定着乡村振兴定然要成为解决“三农”问题、补齐中国发展短板、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推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在动力。

但更要看到的是,乡村的现状是因经济、政治、文明等多重因素叠加所形成。农业文明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在与工业文明的对峙中始终处于弱势,乡村经济因此而凋敝、大量的乡村文明也随之失落。因此,要实现乡村振兴与乡村跨越式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为乡村提供开阔“水域”的同时,寻找并激发可支撑乡村这艘轮船持续破浪的“发动机”。而在我们看来,聚焦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发展要素、深耕地域文化、重构地方文明价值的特色小镇将是这一“发动机”的最佳打造地之一。

新的时代已经开幕,乡村之间的竞争也蓄势待发,竞争的不仅是乡村的当下,更是乡村的未来。可以预见,以产业融合与产业链延伸为基础建设思路导向的特色小镇,将以产业空间的组织形式成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连接点,助推“乡村资源走出去”与“城市资源走进来”,增加乡村人力资本存量,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利支撑。

1、特色小镇建设是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

长久以来的大量农村资本向城市流动的不合理现象严重阻碍着农业的发展,从而造成农业投入不足、有效积累不足等问题,但这些“劣势”背后是广阔的发展空间与资源整合后飞速发展的可能,而这也正是拉动内需、提供资本市场进驻的空间所在。

一般而言,内需包括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两部分,又可用“总需求=消费 投资 政府支出”来表达。站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风口,当下的共识是新时代下,农业发展转型升级必须要走一条工业化、信息化、品质化和创意化的新道路,投资与资本积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新一轮升级背景下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乡村发展对于资本的依赖性正在显著增强。因此,将拉动内需所带来的直接需求与本地居民的长期性需求进行对接,进而推动乡村实现跨越式发展。扩大内需是为拉动投资提供空间、为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动力必要途径之一。

作为一种有例可循的优化乡村空间布局、搭建城乡一体化基本平台的有效举措,特色小镇的建设大多为政府主导,社会资本参与。因此它为资本的引入提供了许多空间,并通过生态优化、产业振兴来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推动区域整体发展,以此来扩展本地居民的需求空间,为引入投资提供了必要性。

除此外,从楚雄彝人古镇一开始借助于“昆明-大理-丽江”这一黄金旅游带上的游客资源来提升小镇人气这一案例来看,作为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尝试,特色小镇可通过文旅与产业的提质增量来对接外界消费市场,在城市发展要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的现状与特色小镇所承载的特色产业之间搭建成桥,以此来推动消费需求的增长。同时,消费者又可成为特色小镇及其乡村的二次传播载体,持续性的为该乡村扩展区域的消费需求。

更关键的是,在我们看来,特色小镇的发展并不是要打造一个全然商业化的空间,而是要以特色小镇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带动区域经济优化升级。作为全域旅游的重要集散地,特色小镇要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完善“宜创、宜业、宜居、宜游、宜享”的环境,从而增大就业需求,吸引更多劳动力进驻,进而推动政府进行公共性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居民的美好需求、夯实乡村与外界的交流基础。

2、特色小镇是探索乡村可持续性发展新模式的有效途径

古人云:食者,生民之原,天下治乱,国家废兴存亡之本也。农业与乡村血脉一体,也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外来优质农产品不断冲击国内市场的当下,实现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密不可分。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更为关键的目标是促进农民增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相统一、构建可助推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以此来激发乡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乡村自我造血功能。

“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古往今来,乡村对于人们的吸引力都要通过旅游这一形式来体现,并以人为主体来提升乡村的名气,特别是在我国战略性推动文化旅游业发展的背景下,对于旅游资源的挖掘与发展是多数地区在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的基本思考注意。以乡村旅游来进一步落实“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全面部署,解决乡村就业问题,提高农民收入,促进要素资源流动、配套设施的完备来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振兴乡村的可行之策,这在莫干山民宿之于浙江省德清县,芭蕉村休闲农庄之于海南西部俱有经验可循。

从已有的案例与当前我国对特色小镇的思考来看,特色小镇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将跟随着城市对乡村的需求的不断升级,如养老、餐饮、影视等,以及乡村自身发展所拓宽的需求空间,如医疗、交通、生态农业等来持续性完善自身在社会、文化、经济方面的作用叠加。特别是随着文旅工作的不断推进,基于对消费升级、全域旅游、产业转型等多角度的洞察,特色小镇可以其固有的文旅属性推动形成一个具有地方特征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域差距,这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意见》中“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统筹谋划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注重协同性、关联性,整体部署,协调推进”的应有之意。

而在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之外,对于乡村的未来与可持续性发展模式的探索而言,更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乡村的智慧化。

随着农村人口数量的稳定、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乡村未来的竞争力定然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进行提升,从而落实“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避免走入同质化困境,并增强求新、求变、紧跟时代变革的能力。从杭州云栖小镇的“科技孵化器 社区 商业 双创平台”的综合体发展来看,以智慧化特色小镇为阵地,可对接国内外高端资源、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与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也因此,继文旅功能之外,智慧化已成为当下特色小镇建设的标配,可发挥科技、人才、创新对乡村振兴的支撑作用,让创新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3、特色小镇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力武器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经济迅速发展,但可以很明显的从南北方乡村发展情况差异看出,临近大城市的区位比较优势明显,其背后所隐含的人文优势、地理优势、交通运输优势、信息通讯优势等推动着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从而造成地区发展不均、大部分乡村的产业结构失衡,难以破除发展瓶颈困局,甚至处于贫困状态,难以改变区域间的要素禀赋状况。基于此,为乡村发展寻求差异化定位、推动形成乡村特色产业,“实施产业兴村强县行动,推行标准化生产,培育农产品品牌,保护地理标志农产品,打造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发展新格局”,将是发挥特色优势、抓好脱贫攻坚的有效方案之一。而特色小镇,将成为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的有力武器。

特色小镇是脱贫攻坚战的有力武器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建设一批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休闲观光园区、森林人家、康养基地、乡村民宿、特色小镇”,这意味着特色小镇可通过旅游的形式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产业与休闲农业,并以此为基础在更大范围内对接外部市场,进而引入脱贫攻坚所急需的资本、人才等要素,打造资源配置平台。

在我们看来,一方面,特色小镇本身所具备的促进产城融合与因地制宜发展各类产业的功能成为各级政府吸引投资、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的载体,也因此,它是政府与社会投资者合作并实现双赢的最佳平台之一。

另一方面,特色小镇的打造要基于3平方公里国土空间左右的基础条件,是使用发展产业新城、产业园区之外存量土地的途径之一,必然需要打通融资通道、打造多元融资平台,并探索多类ppp模式来最终形成乡村、政府与社会资本的携手合作,助推乡村振兴。

而在融资渠道之外,社会资本的引入又将推动特色小镇盘活贫困地区特色资源,根据地方资源禀赋不断延伸产业链,保障贫困人口的收益,以基础设施的完善、生态环境的治理与公共服务的配套来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形成“特色小镇 扶贫”的发展模式。

作为乡土社会的发展基底,乡村振兴是一张无法被弃考的答卷,其背后是对于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的重新思考与重新出发,是一场产业与文明的携手共进与思索,而以发展产业为根基、以地域特色文明为生命力的特色小镇将在这场乡土变革中为乡村发展赢得先机,在助力乡村前行的同时,守护好外出者回乡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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