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宋彦成(方塘传媒主笔)

长久以来,至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产业结构的相似性,不管是政商界,还是学界,往往将陕西北部的榆林市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进行两相比较。相对于榆林,让鄂尔多斯声名鹊起的不只有人均gdp比肩香港的传闻,近些年其还先后以“鬼城”康巴什新区,以及沸沸扬扬的民间借贷事件著称。

这几乎构成了鄂尔多斯社会经济的大体轮廓,不仅如此,鄂尔多斯最为当世所称道的或许莫过于“鄂尔多斯”,这还不必说鄂尔多斯市之得名还在“鄂尔多斯”之后。作为中国羊绒制品执牛耳者,“鄂尔多斯”在近些年也算出尽了风头,而相较之下,与其一墙(边墙)之隔的榆林却拿不出一个同类的企业或品牌与其一争高下。

榆林为什么出不了鄂尔多斯?

一、鄂尔多斯与陕西榆林孰大?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与陕西榆林地缘相近,同属于北中国长城沿线的城市,并且以矿产资源、能源富集著称。区域地理上,鄂尔多斯整体上位于鄂尔多斯高原腹地,榆林则是鄂尔多斯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尤其是榆林的北六县,在地形地貌景观上也与鄂尔多斯多有相像,风沙草滩区可见,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状亦可见,也因此,在历史上两地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牧区或半牧区。

唯一不同的是,两地生活的主体民族有异,榆林主要是以汉民族为主,而鄂尔多斯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但由于地缘相近,故两地居民在语言风俗文化上也多有相似之处,比如共同使用晋方言,而且民间交流也颇为频繁,不乏移民、通婚以及商贸往来等。

这也是长城以北蒙汉等民族聚居区的鄂尔多斯,除了浓郁的游牧文化特征之外也有农耕文化因子的缘由所在,尤其是建国以来对于所在区域的经营便包括大面积的开荒种田。除此以外,两地也都有轻工业的传统,譬如毛绒纺织业,尤其是依托于畜牧业的羊毛/羊绒产业等都曾为地方的重要经济支柱。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1949年以前,不管是陕西榆林,还是鄂尔多斯都没有像样的重工业,靠天吃饭、广中薄收的农业以及规模较小的畜牧业便几乎是当地全部的经济命脉,而像能源、化工、电力此类经济引擎也是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始才崭露头角。

2018年,国务院16号文批复了《关于呼包鄂榆城市群的发展规划》,这其中既有对四地产业结构形成互补性的期望,也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对于城市组团发展的更高要求。如果说,电影《地久天长》所叙述的时代背景是作为钢铁之城的包头,那么之于鄂尔多斯与榆林而言,彼二者所呈现出来的无疑是能源、电力、化工以及羊绒等。

相似的资源禀赋,相似的产业结构,比较在所难免。从内蒙古自治区的维度而言,鄂尔多斯被列为省域副中心城市之一,榆林虽然位列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但由于在区域上远离省府,从发展结果来看,早年间的榆林显然也不及鄂尔多斯。

论经济总量,榆林在2018年前的成绩还不如它的邻居鄂尔多斯,如后者在2017年还多了榆林约200个亿。而榆林之所以在gdp层面追赶超越了鄂尔多斯,一方面是由于内蒙古层面gdp挤水分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榆林作为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集中释放的能量使然,比如在过去的2018年总投资超过2000亿元的重大转化项目,以及一大批填补产业空白的精细化工项目的落地等。

早年间的鄂尔多斯经历了狂飙突进,成绩斐然,即便时至今日依旧不可小觑。虽然不免有英雄迟暮之感,不过,从产业结构而言,鄂尔多斯第三产业的占比在逐年提升,榆林虽然也有所提升,但第二产业坐大也是事实,这还不论榆林的人口比全境在边墙以外的鄂尔多斯多了100多万。

而且,无论如何,不管是人均gdp,还是人均收入,以及城镇化的一系列指标、城市开放程度等,鄂尔多斯整体上依旧保持绝对的优势,相比之下,榆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陕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把榆林建成陕甘宁蒙晋交界最具影响力的城市”,而具有影响力的城市不只是说在经济规模上的大而强,还应该能够向内生长出、向外输送出具有影响力的器物、品牌或文化。

那么,鄂尔多斯有享誉世界的品牌“鄂尔多斯”,榆林有什么?

二、鄂尔多斯做对了什么?

“鄂尔多斯”是蒙古语“官帐”的意思,大约在北元时,鄂尔多斯成为守护成吉思汗“八百室”的部落及万户名。15世纪中叶,随着鄂尔多斯部落驻守河套(原伊克昭盟)地区,这一地区始称鄂尔多斯。

据史料记载,公元1649年,也即是清顺治六年,蒙古鄂尔多斯部六旗王公第一次会盟于鄂尔多斯左翼后旗(即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的王爱昭,故而得名伊克昭盟。2001年4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原伊克昭盟改名为鄂尔多斯市。

据闻,早年间外界民众不知伊克昭盟何在,但是谈及鄂尔多斯羊绒衫便都了然。由此,在一些民间的叙述中,鄂尔多斯市之得名便是源自早年间专注于羊绒产品的“鄂尔多斯”。果若如此,这大概也是原伊克昭盟易名为鄂尔多斯、树立城市品牌的魄力之举。

事实上,鄂尔多斯的前身是1980年成立的伊克昭盟羊绒衫厂,而伊克昭盟羊绒衫厂又可追溯至上个世纪70年代加工山羊绒的伊克昭盟绒毛厂。改革开放以后,也即是在1979年,伊克昭盟东胜区以补偿贸易的形式全套引进日本技术设备进行羊绒加工,突破了此前只能向外商提供初级羊毛产品的技术性限制。

1983年至1985年期间,伊克昭盟羊绒衫厂率先进行“砸三铁”改革,全面实行“效益工资制”、“合同用工制”和“干部竞聘制”,无疑走在了全国的前列;1987年,“鄂尔多斯”商标申请注册,1988年,国家工商局正式颁发了“鄂尔多斯”商标注册证。

1989年,伊克昭盟羊绒衫厂与伊盟纺织工业公司分立,更名为鄂尔多斯羊绒衫厂;同年,鄂尔多斯羊绒衫厂发起成立“内蒙古kvss羊绒企业集团”,并打造出“中国一号无毛绒——kvss”品牌。也是在这一年,“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的广告经由中央电视台播出以后,反馈积极,从此在行业内与消费者群体中的影响力剧增。

事实上,也正是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先机,以及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机遇中,国营伊克昭盟羊绒衫厂成为了具有市场活力的民营化鄂尔多斯集团。尤其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鄂尔多斯更是立足于阿尔巴斯白绒山羊产地的先天优势,不断完善经营体制和管理模式,不断创新产品技术和紧随时尚潮流,尤其擅长品牌营销之道,使得鄂尔多斯的品牌价值愈加凸显。

这也是从一开始,原伊克昭盟羊绒衫厂在申请注册“鄂尔多斯”商标之时就已然具有先见之明,一方面“鄂尔多斯”的商标名称具备民族性、国际性的符号特质,另一方面也认清了企业发展需要走品牌化道路才是长久之计。

当然,后来的鄂尔多斯经历了从纺织业到煤化工的转型之路,如今的纺织服装板块也只是鄂尔多斯集团旗下众多业务板块之一,但无疑纺织服装依旧是其品牌的基础。也因此,鄂尔多斯不仅仅是一个服装品牌,也是一个城市品牌,更是一个区域地理品牌,这也足以说明“得品牌者得天下”。

三、发现榆林的“鄂尔多斯”

在《不缺文化的陕西榆林,还缺什么?》一文中,我指出榆林可能缺的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文明的以及互联互通的思维”,以及有利于小微企业生长的“营商环境”和“舆论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人和人才。

羊毛出在羊身上,陕西榆林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同属于阿尔巴斯白绒山羊的产地,不同之处在于,鄂尔多斯出了个“鄂尔多斯”,而榆林的铁锅炖羊肉是一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榆林没有生产羊绒制品的企业,早年间无论是榆林第一毛纺厂还是第二毛纺厂都曾辉煌一时,不过却在后来全国轰轰烈烈的国企改制浪潮中无所作为。

当然,今天的榆林也还有不少生产羊毛绒产品的中小企业,比如通海绒业、羊老大、七只羊、蒙赛尔、羊中王等企业,但是整体上而言,论品牌知名度还远不及“鄂尔多斯”,产品结构也比较单一,而且以生产中低端产品为主。

因此,即便榆林有“中国羊毛防寒服名城”之誉,并且中、省、市相关规划也都将羊毛防寒服作为陕西省特色产业进行重点发展,但是由于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拳头产品,在与全国乃至全球性企业的同类产品竞争中不免处于下风。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榆林的大多数民营企业在走出去、引进来的过程中缺乏大气魄、大手笔,不管是在引进管理技术人才方面,还是资本运作以及品牌运作方面,比之于鄂尔多斯市的鄂尔多斯,其各家的经验还略显不足。

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榆林全市羊毛绒企业有中国驰名商标3件、中国著名品牌11件、省级著名商标11件、省名牌产品4件,这也意味着在品牌建设方面榆林现有的羊毛绒企业还需要继续突破。在资本运作方面,榆林通海绒业公司业已在“新三板”挂牌上市,实现了榆林市本土企业上市“零突破”,并且其自身也在向中高端产品迈进,未来可期。

如果说早年间榆林的一些煤老板在贩卖羊毛的生意中大发其财,以此作为其日后进军煤炭市场的启动资金。那么,在今天,榆林本土的部分羊毛绒企业主也在试图染指能源化工或者房地产开发等生财能力强的行业,以此作为其两条腿走路或多元发展战略的重要支点。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榆林市产业结构的历史变迁,从当年不可一世的毛纺织行业,到曾拥有黄金十年的煤炭经济,再到大能源大化工的时代。而在一个新的时期,榆林的羊毛绒产业能否迎来第二个春天,这也绝非仅仅寄托于这些获利微薄的本土羊毛绒企业,更在于自上而下的对于区域产业结构和羊毛绒行业属性的全面思考。

榆林是什么,榆林的企业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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