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冯嘉(方塘智库区域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郡县治,天下无不治”,自秦朝置县以来,县域经济这一功能完备、独具地域特色的区域经济体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单元,并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间,以工农产品与土地剪刀差的形式,在为城市经济的成长提供难以估量的要素资源支持、推动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造成了本身难以避免的衰落与城乡经济差距的加剧。

县域,成了一片立于繁华背后沉默无声的土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镇化的速度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中国城镇化走至今日,我国仍有两千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和大量居住于县域的人口,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心在于实现经济发展的平衡与协调、统筹城乡发展、打破城乡二元割裂困境,从而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未来与县域经济的崛起紧密联系在一起。

作为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连接点,县域经济是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来源,对于维持社会稳定、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培育人力资本与进行文化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显而易见,我国县域的发展正在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与显著的中心城市带动效应,造成沿海县域与内陆县域的两极分化。要素供给不足、与大城市相比身处竞争劣势、经济发展滞后,从而难以避免县域之间相互争夺资源、产业陷入同质化竞争和人口流失严重等问题的出现,并进一步引发房地产库存升高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加大。而究其深处,这些区域发展失衡现象的出现又是由县域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工业基础薄弱、行业优势的缺乏等原因所造成。

依土而生,以产业为支撑,担任城乡结合部一角的县域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环节,要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必须坚定不移的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发挥比较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突出县域特色为突破口。因此,在我们看来,立足于地方性优势产业、深耕特色文化沃土而发展的特色小镇将是帮助县域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缩小城乡差距、打破地方封锁、探索自身优势、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利器之一。

1、特色小镇是打造新县域经济增长极的有效途径

根据大卫•李嘉图的“两优相权取其重,两劣相衡取其轻”比较优势理论,依托本地自然优势、集中资源要素发展已有基础的县域特色产业,与周边形成优势互补、错位竞争,并通过这种错位竞争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是提升县域竞争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案之一。

如发展陶瓷业的“南国瓷都”大埔县、百里茶廊的“千亿产业”之县湖南长沙等,都证明了产业集群将是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点,发展特色产业则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快速打响市场并形成规模优势的行之有效之法。而这背后是对实现居民收入的可持续提升与区域协调发展才是破题城乡一体化、推动县域经济崛起的根本动力的洞察。产镇融合、以业兴县,从而使当地居民有业可为、有地可居、积有余财、身有所需,而这也正是特色小镇得以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县域内需潜力的动力所在。

从产业层面来看,在中国,大多数的县域都在长期的自然发展过程中积淀形成了具备地方优势的产业,为培育以“特”制胜产业夯实了基础。以产业立镇的特色小镇为形成规模化的特色产业集群提供了落地空间,且因其建设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突破口,在建设的同时需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推动“产、镇、人”的融合发展、提升城镇生活品质而天然具备着强大的集聚功能,从而增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集聚地方要素资源、扩宽发展空间。

以此为基础,特色小镇将培植产业生态、优化产业与招商项目空间布局,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效应、提升产业的差异化优势并构建特色产业体系。与此同时,更为关键的是,特色小镇建设能通过发展产业优化县域空间格局,从而为县域积极承接城市产业转移、接受中心城市辐射,紧跟城市建设提供了可能。

除此外,特色小镇必须立足于自然禀赋、贴合地方特色、健全城镇功能来开发,其体量决定了其在县域中更能发挥出商贸物流集散地的功能,能够最大限度的进行地方资源整合、发挥地方资源优势,从而加快了县域完善、延伸产业链的步伐,提升产业综合效益,实现居民可持续增收。而产业集群的发展与特色产业体系的构建将扩大本地居民与外来者的诉求空间,从而以支柱产业为基底,促进多产业的衍生和相关产业的融合、推动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关键技术的突破,从而助推县域搭建创新创业平台,打造县域创新发展新优势,以创新引领产业未来,构成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能。

2、特色小镇是县域对接外界资源和实现农业工业化的前沿阵地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提升,国际交往日趋频繁,导致贸易壁垒减弱,国际经济合作活动增多,进而引发激发经济活力的关键一步:促进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有效整合与重新配置,不断为区域创造财富,破除区域发展瓶颈。

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与政府组织结构中,县域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但由于中国长期的走农村支持城市、生产要素大规模集聚城市的发展道路,导致长期以来,对于大多数县域而言,农业与工业近乎泾渭分明。部分县域产业工业化、信息化、生产集约化程度过低,甚而需要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来进行“反哺”,自然而然的在供需市场博弈中面临比需求方更多的不确定性、难以应对市场的风云变幻。

过往可溯不可追,历史现象有其必然性,但在信息化与工业化共同推动着全球经济结构调整、重塑经济竞争格局的当下,曾经与县域擦肩而过的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已经成为引导县域经济发展最为明确的“灯塔”,并将推动县域经济实现飞跃,融为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基于此共识,在我们看来,在新常态下,本身就是时代变革下发展块状经济的产物的特色小镇,将通过其所承载的旅游、社区与资源要素配置功能,依托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赋能来对接互联网经济新风口,实现县域原有产业的提质增量、推进农业工业化与城镇化。

一方面,从已有的、成熟的特色小镇分布来看,特色小镇的选址仍然需要考虑区位价值的高低。因此,由于邻近性原则,位于大城市近郊的特色小镇可成为县域与大城市之间的纽带。这一部分的特色小镇是都市圈圈层结构的组成部分,自然受到多个城市的辐射,能够直接对接大城市的优质资源,打破要素流动障碍,由点及面的带动县域共同分享技术变革、产业结构升级的巨大红利。

另一方面,县域经济的崛起要求县域需融入整体区域发展,形成区域经济、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而完成这个目标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深化县域对外开放水平以期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而特色小镇的建设可通过文旅产业的发展担任县域对外开放窗口一角,配合政策环境的优化与政府主导行为,集中展示地域特色、产业发展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与其内在潜力,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对做大做强产业、构建良好创新生态的有力支撑。

更值得关注的是,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平台,要基于地方本身的产业基础进行定位、开发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聚合空间。因此,以农业产业为依托的县域可以通过特色小镇整合创新、绿色生态、科技、文化等资源要素来为农业产业精准定位、打造特色、推进农业工业化,构建商、农、旅、产、生活于一体的新型农业空间。而大城市近郊的特色小镇更可为农业转型升级对接更大范围的消费需求,为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基础物质与基础设施条件。

3、特色小镇是推动县域形成文化支撑的重要抓手之一

无论是从拉动内需层面还是加快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县域都是一片亟待挖掘的藏宝地。纵观近年来所评出的百强县,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走差异化发展道路,结合地方资源禀赋打造自身特色,在更高层次上与别地进行竞争与合作是解决县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问题,助推县域快速崛起的有效对策。

对于一个县域而言,其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差异化来源,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发展、人物思想而形成“梅雪争春”的在地文化。文化是祖祖辈辈“安土重迁”之情的“根”,是在外游子对乡土魂牵梦萦的“源”,同时,更是牵引外来者与陌生土地结下羁绊的“线”。

因此,县域经济的转型发展必然表现出“产业 文化”的协同转型发展的特点,特别是在面临时代机遇的当口,文化建设将是积极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使其融入区域分工协作、升级消费能力的一个支撑点。而特色小镇,将是推动县域形成文化支撑的的重要抓手之一。

首先,县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而决定这一战略是否能顺利实施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是否能破除思想壁垒、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强化“科教兴县”的意识。而作为开放窗口的特色小镇,将在承接周边产业建设的同时迎来新思想、新科技的相互碰撞与融合,提升居民的文化素质,让产与县、产与人、产与生态之间的融合更为持久,更具生命力,从而为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挥科技与人才资源优势提供了无限可能。

其次,相较于城市建设而言,因地域文化的亲缘性与体量的限制,文化在县域发展中有着独特的、更为强大的凝聚力与推动力。这种凝聚力与推动力一方面能够促进劳动力的回归,缓解农村“空心化”与人口流动比例不断增大现象,另一方面它随着地域发展而动态发展,能够持续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增强县域软实力,并成为县域创新发展的内在动能。而植根于区域文化的特色小镇,则可以以旅游与发展文旅产业的形式将这种文化建设转换成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重收获,再反过来反哺县域经济建设,助推县域文化支撑的形成。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随着新一轮全球经济格局的变迁和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在更多地方更深层次上的展开,县域经济如春笋破土,正在新一轮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春雨”中重新焕发出活力,借助特色小镇对县域范围内原有产业进行精准梳理与定位,通过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资源配置,全产业链化的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进而推动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将是值得期待的路径和模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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