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叶然(方塘书社主笔)

“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人们向来对自由情有独钟,一如《工业与帝国》的作者埃里克对英国的社会所描述的:自由是一种社会状态,当它充满了政治气味,自由便成了恰恰相反的社会奢侈品。

所以,英国的工业社会在经过短暂的工业革命黄金期之后,也迅速陷入了有着世界性特质的“大萧条”困境,待到所谓的第二次革命时,如作者所言的,它实则并没有大的根本性的大变革。英国的经济发展,难逃社会和世界的影响。有战争的地方,便有社会动荡,有社会动荡,便有经济和社会苦难。

当然,这只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对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解读。但是,也毋庸置疑地表达了另一种观点:自由和文明是以社会状态而存在,非政治镇压下的存在形式。

奥威尔的反乌托邦思想,从一定程度上说,与埃里克所著的《工业与帝国》的时代背景几近相同,或者说,奥威尔思想存在的时间阶段是作者埃里克所著《工业与帝国》的其中一部分。他们都因为破坏性战争和政权斗争的存在,而萌生一种给予自由以新的姿态,甚至是基于社会稳固和世界和平而有的反对极权的思想。

民主的社会是高贵的,是有尊严的,会左右该国家的政治生态。这是《论美国的民主》所表达出的民主社会的状态,也是对何为自由和文明社会的阐释。然而,这种观点,实则也是对极权统治下的一种极度反驳。

极权是压抑的,是主动破坏性的,一如反乌托邦的奥威尔给出的判断:当统治了政权之后,如果少了民主监督,没有形成法治依据,这样的政治统治最终只能被束之高阁,成为再次政权争斗的开始。

所以,对于奥威尔而言,在《1984》中提出“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不免有着上文提到的对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的期待。对于奥威尔及其作品的解读,根据所处时代背景,直至今天,都有着不同的解读。

1、奥威尔和他的政治寓言小说的诞生  

人曾经经历过什么,他便会写出什么。将这句话移接到奥威尔身上,便是合适的。

奥威尔出过一本自传体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该作品是他的处女作,在稚嫩的文字中凸显出他对贫困生活的真情表露。奥威尔的一生都在为贫困和弱者、反对极权主义而发声。

在印度出生的奥威尔,之后便相继在英国、缅甸、西班牙、法国等国家,都有他到过的足迹。而正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世界范围内的大动乱,便一度让其在这种政治压抑、极权主义泛滥的环境下,感受到了一个动荡的社会对于个人的迫害,以及社会不公所产生的所谓的“革命”。

他曾说过:“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这成了他相信“社会主义思想”的开端。1927年,不谙于现状动乱的他,走向了长达四年的流浪生活,于是,便有了以上所提到的处女作当中,巴黎、伦敦城市的存在,也是在这四年的流浪中,萌生了“社会主义思想”。

奥威尔是不幸的,在他的一生当中,都在极权主义环境下度过,而同时,他又是最幸运的,因为他的反对与倾向,便有了人们普遍对压抑的极权主义持反对声音的现象。他一生都在寻找自由,而历史环境则注定这种寻找需要时间的冲刷才能让自由重见天日。

让奥威尔产生完全反对极权主义的想法,除了少年时所受到的压迫和经历的难以诉说的苦难,便是所经历过的西班牙内战。由原来从幼年到长大后,因为不满于被排挤、压迫和极权主义怪相横生,而携妻子转向来到西班牙,参加西班牙的内战活动。在这期间,他感受到了到处存在的权力与支配,看到了压倒性地、只可追寻极权主义的专制体制,看到共和军对妻子的丑恶行为,而这则让他更加坚定地走向了社会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

因缘结果,都在人一生的经历中注定。贫困让人产生同情,极权专制让人看到“革命”。他曾在自己写就的文章中说:“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而这,便也成了举世闻名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和《1984》诞生的历史背景。从此,反对极权主义,严肃地批判压抑的极权专制,便成了他于1928年开始投身写作后一生的追求。

在对政治小说的严肃作品创作中,奥威尔是聪明的。在当时那个极度黑暗、压抑的政治背景下,他深知直截了当地批判并不是纠正社会和争取自由的时候。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也为了避免自己有无故煽动的动机,以及受到另外两部反乌托邦作品《美丽新世界》和《我们》的影响,便有了在表达形式上以寓言的形式,揭露一个所谓的“乌托邦”式的极权主义的真相。

2、极权专制背景下的《动物农场》和《1984》   

在一个过度安静的夜里,曼纳农场里的农场主一如往常地将农场收拾完毕,回到住房。此时,一场反动“革命”正在农场里,被一群早已按捺不住的动物蓄谋着。以“老少校”的猪为头领的它们,不甘被人类统领和残害,以及毫无人性地将其压榨。于是,决定造反,将农场主赶出农场。

故事由此开始,一切都是顺利的。农场成了它们的绝对胜利之所。在这群动物眼中,人类是可憎的,他们制造出了极度不公的社会环境;他们压榨底层;他们是食利层......所以它们要将他们的政权推翻,重新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新政权。

他们视所有两条腿走路的为仇敌,四肢行走的是朋友。它们制定在它们眼中认为是最公平的“政策”,所有动物皆生来平等,不允许互相伤害,只有人类才是它们一致的敌人。

然而,新的政权并没有维持多久,领导“革命”的猪们便发生了分裂,拥有绝对领导权的猪——拿破仑有了特别待遇和最大特权,另一头猪——雪球便成了它的敌人。而新的政权最终则沦落成为了人类曾经所统治的独裁、专制的旧政权。这便是《动物农场》所述故事。

但是,一如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奥威尔所揭示出的真相:围观的“窗外的动物们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但它们已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

而在这整个的动物政权争斗过程中,始终有一个中立者——本杰明。在诸多对该角色解释的版本中,便一致认为它意指奥威尔本人。本杰明虽然以保持围观的中立态度生存,但是在它的骨子里,依然对公正、自由、文明的社会和城市持积极态度。所以,它便一如奥威尔。

然而,发生在假想的政治空间里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与《动物农场》不同的是,主人翁温斯顿最终依然没有接受住拷打,而服从了极权统治者“老大哥”以及老大哥统领的所谓的“大洋国”。以“老大哥”为首的独裁者,以追求权利为最终目的,利用强权之便利将人性彻底抹杀,借着自由的幌子将自由彻底剥脱,在思想受到严酷的钳制后,让他的人民彻底臣服于他及由他统领的“大洋国”。人民的贫困生活,从此再无缓和之日。

奥威尔将主人翁温斯顿印上了自己的影子。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这是始终贯穿整本书的,有着深度含义的一句话。所以,“老大哥”便拥有着这一切控制权。而主人翁温斯顿则主要负责“篡改”历史的工作内容。

在那个从未发生过战争的国度里,温斯顿是唯一的清醒者。他面对这样极度恐怖、灭绝人性的极权政治,反抗精神始终在他内心活跃着。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是这个疯狂社会里的异类。他没有同类,他更像一座孤岛,活得小心翼翼,孤独、害怕,对恐怖社会感到悲哀。他试图用日记记录他的所见所思。

然而,觉醒后的温斯顿终究不能逃脱被拷打的命运。奥勃良作为“老大哥”的直属下属,他对人的思想有着绝对的管制和训斥权,他是一个思想警察。

奥勃良发现了温斯顿觉醒的变化。他像一个狡诈残忍的猎人,一步步将温斯顿引入圈套,将其关进101囚室,实行严刑拷打,以实现对其从身体到思想的完全控制。

然而,人人都将屈服于自己的软肋面前。或许,当温斯顿被关进囚室的那刻起,他便永久地死去了。没有思想和独立精神的人,一如躺在棺材里的等待下葬的逝者。腐肉的气息让温斯顿喘不过气来。

一同受难的另一个人便是茱莉亚(根据版本的不同,所译人物名字有所不同)——温斯顿所钟爱的情人。在极权专制背景下,当温柔的茱莉亚将写着“我爱你”的纸条塞进温斯顿的手中时,便似乎让人感受到了在腐肉、恐怖的极权社会里,人类最原始情感的可贵。一如有人对此形容的:“在权力者眼里,爱情可笑的像在鼻头涂了胭脂的布娃娃,愚蠢而又不堪一击。”

但是,当温斯顿对着填满老鼠的铁笼时,却满腹恐惧到放弃了人性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冲着思想警察——奥勃良声嘶力竭地大喊:“去咬茱莉亚,去咬死那个该死的娘们儿!”

这不仅让人想起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那首经典诗歌《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抛后方知晓。如若没生命。爱情哪里找。”生死面前,情感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也正是透过奥威尔所刻画的茱莉亚这个女性的角色,让人从侧面也看到了纯粹情感存在的可能性,文明社会有存在的可能性。

3、何为社会文明   

嘶喊之后的101囚室,恢复了平静,然而,这却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和反抗极权主义失败的开始。文明在假想的未来社会中,像煤油燃尽的灯盏,立在黑暗里,再无人将其点亮。

奥威尔曾在他的随笔集中提到:文明有时候可以自由发展。当然,从上文提到的,文明和相对自由的社会需要民主监督的角度来说,文明自由的发展是违背他个人意愿的。

然而,并非如此,他随后解释到: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有时候并不一定是经济所决定的,在一个等价交换的商品贸易中,提供一个公正的市场和逐渐将法治趋于完善,就是文明自由发展的开始。

而奥威尔提出的这种观点,却在某种程度上和《社会契约论》存在相似性。作为一部经典的政治哲学著作,《社会契约论》对政治权利、自由和人民民主主权的阐释,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

在这部书中,作者认为,自由人人都有,而且这种自由皆产生于人的天性。人的天性的首要法则是保护他自己的生存。一旦他到了能够独立判断的理智的年龄,他就拥有了相对自由。

于是,作者卢梭便说出了在我看来相对理想化甚至趋向于“乌托邦”的理论:一个国家的人民只要一选出了代表,他们就不自由了,他们就无足轻重了。从这个角度与奥威尔的理论思想相比较,自然又是对立的。然而,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他们二者之间的共通点:都用正反两个方面阐释了文明、自由和民主是维护国家政治秩序、社会稳固和发展城市文明的未来的基础,亦是根本——反对黑暗、压抑的绝对极权主义,走向民主社会主义。

另外,在奥威尔所提到的反对极权专制观点中,残忍的战争成了首选。

在季羡林先生所著的《繁华落尽是孤独》中,他描述了自己于德国的一座小城求学的经历。然而,不幸的是,在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世界大战给人带来的惨不忍睹的迫害。

曾经“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宜居宜游的小城,一时间化为灰烬。高楼大厦在他面前被轰炸机投来的弹药击中,轰然倒塌。被埋在楼底的民众从未想过,希特勒曾告诉他们的飞机很脆弱,像纸糊的“软柿子”,然而只是刚硬到无法轻易击穿的硬东西。

愚民教育与极度的专权统治,让德国小城光鲜不再。文明小城和文明社会再也无从说起。站在一片废墟中的季羡林愤恨交加。若论生命的自由与可贵,全都比不过市民。只是,曾经生长在小城里的他们,此时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

小城内大部分人的遭遇,便是奥威尔眼中曾经生在水深火热中的自己。所以,他们于绝望中重新寻找希望,在希望中暗自哀伤。一个人的孤岛,注定是失败的,也注定是不被允许的。所以,禁书便一度成为了奥威尔人生失落的代名词。也因此,他的思想理论、政治倾向、文明见地、自由追求和卢梭有着极度的相似性,使其作品成为今天的经典。然而,奥威尔和他经典的存在,似乎在人们极度反对极权主义的背后,也在讲述一个文明社会的未来。

不论是卢梭的政治哲学之思想,还是“反乌托邦”的奥威尔,我想,他们都在试图给社会文明,一个与众不同的概念:文明社会应该是永久的,社会文明才能成为可能。极权主义、失去自由和独立精神的社会,与文明相去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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