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蒋伟涛(青年学者、《重识乡土中国》作者)

当前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金钥匙,而拦在乡村振兴战略面前还有六座大山,农村人口的“空巢化”、农村产业的“空心化”、农村社会治理的“家族化”、农村资源配置的“低效化”、农村公共服务的“劣质化”、农村精神文明的“荒漠化”,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先解决一步。

1、农村人口的“空巢化”

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城市化的资源正向吸引力,造成农村人口“空巢化”,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村知识分子“逃离化”。目前,我国部分农村人口通过考学、参军等途径进入城市,更多的人通过打工的形式离开农村,以摆脱贫苦,提高家庭收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7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1亿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化转移和打工谋业,但是绝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是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和素质较高的人口,他们的离开造成了大面积农田弃耕抛荒,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弃农离乡。在城市里由于受户籍、住房、教育等约束,打工农民要拖家带口在城市立足并非易事。

所以,许多农民工不得不把家人留在农村,自己独闯城市,各地普遍出现了“精兵强将走四方,老弱病残务农忙”的局面。中国农业大学一项针对2012年农村留守人员状况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包括2000万留守儿童、2000万留守老人和4700万留守妇女。农村留守的老人和儿童难以长期承担繁重的劳动和掌握农业科学知识的普及,使得新技术的采用遭到严重阻碍,农村的生产力大幅下降,制约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此外农村空巢化也加重了耕地撂荒的现象,已成逐年蔓延的趋势,大面积抛荒的农地随处可见。农村人口的“空巢化”还有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老人“空巢化”。

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加之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结构发生改变,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子女外出务工、创业、求学或移居外地,剩下老一代人成为留守故土的空巢老人。

农村大量劳力涌向城市,留下子女在家乡读书学习,“留守儿童”的问题在农村各个学校的教育中越来越突出。隔代教育、儿童精神慰藉等问题大量出现,造成了严重的家庭教育环境的缺失。村庄“空心化”、老人“空巢化”、儿童“留守化”现象突出,使得空巢村的治安状况日趋恶化。一些不法分子盯上农村治安力量薄弱,在农村肆意进行盗窃、抢劫、敲诈勒索等犯罪。

2、农村产业的“空心化”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把“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乡村振兴必须让经济发展起来,实现产业兴旺。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趋于下降。我国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9%以下,未来还会进一步下降。

国内外发展的实践表明,乡村如果只有农业,经济发展将是十分困难的。目前对于东部沿海地区、靠近城镇的乡村来说,已经因地缘因素实现逆袭成长发展为城镇,产业自然因城市的产业外溢效应而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而多数发展相对滞后的乡村,其产业结构单一,基本上是传统动能驱动的农业为主,农业生产经营者不能增收,经济活跃不起来,从业者越来越依靠留守老人和妇女。

面对新时代农业发展面临的矛盾,必须加快构建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必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实现产业兴旺,应在尊重不同乡村资源禀赋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差异化的产业发展。同时乡村产业兴旺,不是所有乡村产业形态千篇一律,要突破“乡村的产业就是农业”,以及“农业的功能就是提供农产品”的传统思维模式,最重要的举措是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3、农村社会治理的“家族化”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乡村共同体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在现代性因素进入前的传统乡村,村落共同体基本能够无需国家公权力的介入而实现自治,即有社会学家费孝通所概括的“皇权不下县”。

一些学者通过持续研究得到一个结论:村落共同体的这种自治资源到底来自于哪里呢?他们认为主要是来源于传统的村落家族文化,村落家族的血族性、聚居性、等级性、礼俗性、农耕性、自给性等特征,使得村落家族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封闭、稳定、有序、自洽的共同体。

当然,除了家族这一核心机制之外,维系传统乡村社会自治的还有与家族密切相关的自然经济、宗族力量、士绅系统、熟人社会、礼俗传统等。

虽然传统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模式不尽相同,但村落共同体这一组织形式大致是稳定的。

1949年后,基于传统亲缘、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家族、宗族、士绅等民间自治系统迅速解体,代之以生产队、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农村基层党政组织。与传统的村落共同体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从主要是家族血缘或地缘认同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变为以集体产权或经济为基础的生产和经济共同体,从一种自然或自发形成的社区共同体转变为由国家权力深度干预和控制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农村逐渐建立起了村民自治制度。然而,这些年的发展表明,由于集体资源的严重匮乏、人口的大量流动,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日益多元化等种种原因,使得村委会等组织的控制力、影响力受到限制,不少村庄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只剩下社区的空壳,而很难再说是“共同体”了。

市场化改革一方面带来了整个社会活力的大大增加和农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农村的基层共同体趋于瓦解。中国的许多乡村正面临着“共同体解体”带来的种种困境,如: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乡村关系危机四伏,乡民的集体认同感和互助合作的基础减弱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人情味也大大减少了,农民陷入“原子化”状态,乡村灰恶势力乘虚而入,乡村家族化直接影响着村民自治选举成为不争的事实,同时乡村干部豪强化也成为一种趋势,农村的治理危机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为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治理有效,克服家族化的影响,才能更好地克服分散、小规模农户家庭经营的弊端,才能更好地组织动员配置农村资源,才能更好地凝聚人心和力量,为实施振兴乡村战略提供基层组织保障。

4、农村资源配置的“低效化”  

新世纪以来,中央加大对乡村的倾斜,尤其在政策支持和财政资金投入方面可谓“大手笔”,但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批评农村扶贫“大水漫灌”一样,这些资金的投入能不能真正用到刀刃上,这些资金有没有被截留或挪作他用,能不能真正惠及到真正需要的老百姓身上,只能靠每个村民个体进行衡量。

据公开报道,2011年中央财政“三农”投入首破万亿元,近年来,全国财政(中央加地方)用于“三农”的投入每年有3万亿元(全口径的三农投入),这个量是巨大的。

据农业部网站显示,2016年,全国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首次超过1000亿元。

据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15年前基本解决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在投入给力,建设提速,近两年中央投入农村饮水安全的资金达到480亿元。

据环保部透露,自2008年全国开始实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以来,中央财政一共安排农村环保专项资金315亿元,从农村道路、垃圾转运、污水收集处理、饮用水安全等四个方面,对5.9万个村庄的环境进行综合治理。

据网上介绍,2016年的农业三项补贴总额将超过1649.1亿元,相比2015年的1434亿元同比增加15%。涉农补贴连年增,种粮农民受益多。涉农补贴大致分为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畜牧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等,在笔者调研的河南豫东地区很多村民都没有听说过有这么多补贴,更不用谈去申请和获得。

2011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以水利改革发展为主题。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各类水利资金1814亿元,比2010年增加303亿元,增长20%。同时,全国农业综合开发共安排资金271.6亿元,在全国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2428.7万亩,预计由此可新增粮食生产能力62.8亿斤。

公开报道,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资金840亿元,优先支持农村教育发展。

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802亿元,各级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00元。

今年1月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表示,据统计,截至2016年11月底,全国农村低保对象一共是4562.6万人,1-11月,全国共支出农村低保资金884.8亿元,同比增加81.9亿元。这是笔者在网上搜索看到的财政投入,资金不少,但是对于究竟如何把资金利用到位没有了下文。农村资源配置的“低效化”现象一定要加以解决,让“好钢用在刀刃上”。

5、农村公共服务的“劣质化”   

与城市相比,大部分中西部的农村公共服务缺乏没有人争议的结论,具体表现就是乡村道路、水利设施、卫生设施、垃圾处理、自来用水、公共厕所等等。其中厕所改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据新华社2017年11月28日报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调研过程中,走进农户家里,经常会问起村民使用的是水厕还是旱厕,在视察村容村貌时也会详细了解相关情况。

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指示,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厕所革命推进报告》中提到,农村地区80%的传染病是由厕所粪便污染和饮水不卫生引起的。

自2015年以来,“厕所革命”由旅游景区扩展到全域,从城市扩展到农村,成为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建设的示范工程,也映照出习近平总书记真挚务实的为民情怀和国家文明工程的步步深入。

厕所不仅是日常生活必备的设施,还是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标志,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突出表现,也是农村人居环境改造工程的现实抓手。由于基础设施不配套以及陈旧观念的影响,农村土厕并未完全消失,严重影响着农村的生态环境和群众的身体健康。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来个“厕所革命”,解决好厕所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此外就是道路,早在2012年《人民日报》曾报道《调查称“裸路”导致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频发》,近年来,我国农村道路通车里程和道路状况大大提高,机动车大量进入农村家庭,农民利用机动车出行日益频繁,由于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建设和管理还跟不上道路建设的步伐,大量农村道路成了没有信号灯、标志标线和防护设施的“裸路”。这让农村道路陷入了“公路通了,路面好了,事故却多了”的尴尬局面。同时也有一些村民向媒体反映自己身边的泥路问题。 

2015年12月0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柘城县洪恩乡王堂村村民反映,村边一条路晴天尘土飞扬,雨雪天泥泞不堪。村民如果得了急病,救护车很难前来救治。谁家若发生了火灾,消防车也很难来灭火。每遇到雨雪天,小学生上学都是家长身背肩扛踏着泥泞送往学校。收获庄稼更是难上加难。各地在做好乡村道路改造中,还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修路上面,逐渐改变“重建轻养”的局面。

6、农村精神文明的“荒漠化”  

2015年3月9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慈利县象鼻嘴村党支部书记向平华的一席发言,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同志的点赞。他说:“现在农村很多人不学习,虽然物质生活丰富了,但许多人家里却找不到一张纸、一杆笔、一本书”。他还说:“这些年,我们抓经济建设这只手又粗又长又大,但对农民教育的这只手却显得又瘦又小又短”。

朴实生动的两句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现在有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现状与困境。现在的农村正在逐步遭受精神文化“荒漠化”的问题。何谓精神文化“沙漠化”?就是精神文化的绿洲被一些消极、市侩的世俗观念慢慢的淹没、吞噬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它会使中国农村大部分农民失去向上的精神支柱,会造成很多的社会隐患。

古语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现在农村精神文化荒漠化的问题,很大程度是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造成的。市场经济使得金钱至上的论调甚嚣尘上,而让读书无用论在乡间大行其道。农村里缺少读书人,农村的精神文化就会空心化,就会虚无化,世俗、虚荣、攀比正在一步步吞噬着勤劳、朴素、善良、崇知等农村人的优秀品质。

一方面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保护好农村生态环境,发展好农村产业,传承好文化底蕴,还原好田园风光,展现好农村风情,真正让记忆中的乡愁再重现眼前。

另一方面要坚持把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培育乡风文明的重要抓手,着力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确保农民安居乐业、农村安定有序。要创新宣传内容和宣传方式,通过送戏下乡、文艺演出、广播宣传、农民远程教育、集中培训上课等等形式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努力把农民从牌桌上拉下来,引导他们树立科学思想,养成文明习惯,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从而营造农村社会的新风尚,让精神文明的绿洲重新遍布在农村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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