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叶一剑(方塘智库创始人)

对这一话题的理解,放在十九大的报告中来看,是与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简单的营商环境的改善,更是放在执政党自身建设的角度来理解,客观上会改善营商环境。

此外,还应该站在中国的大历史进程来看待这个问题,政商关系的处理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朝代更替和历史进程,“红顶商人”一直是观察中国政经形势的核心切口,也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痛点,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重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应该说,直到目前,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好政商互动问题。

在我们看来,这次中国共产党从从严治党和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角度来战略性思考新型政商关系,不仅意味执政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重视,而且,也为新时期中国政商关系的演进提供了新的可能,“亲和清”能否成为新的政经周期中国政商关系的价值观和普遍共识,将是观察中国新的政经周期的关键视角。

在我们看来,对于十九大后中国新型政商关系的理解,最重要的理解通道应该是十九大前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该文本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对十九大报告精神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具体化和实践化。

而且,这个文件的起草显然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专题调研,有着明确的战略预期和目标指向,而非应景之作,值得仔细品读。

在我们看来,对中国新型政商关系的思辨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对此问题可以进行专题化的研究。基于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的总体性判断,以及十九大为转折点的中国政经形势的整体性研判,对中国新型政商关系的思考和理解至少应该包括如下维度:1,需要放在中国共产党“四个全面”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高度来看,是事关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问题;2,需要从中国政商关系传统的历史框架来看中国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3,需要从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善角度来看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4,需要从政府自身改革的角度来看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5,需要从解放生产力,提升经济活力的角度来看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6,需要从中国新商业伦理和商业价值观的塑造角度来看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

具体分析如下:

1,新型政商关系与全面从严治党。在我们看来,这是审视中国新型政商关系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具战略和政治意义的视角,可能也是最接近中国共产党在其重要文献中明确提出这一命题的重要背景之一。这与十八大以来中共反腐败过程中所发现的腐败特点是有关系的,除了政治腐败之外,经济腐败是中国腐败的主要形式,而且,政治腐败的背后几乎都有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支持,所以,从严治党,杜绝腐败,不仅要从政治信仰、政治规矩、组织纪律等层面进行突破,还要从构建政商关系进行完善,这就是在“亲与清”之间平衡的必要性。

从这一点来讲,明确的信息是,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推进,以及不会减弱的党的反腐态势,将不可避免的甚至是直接会蔓延到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商业机构和商业群体,受贿者和行贿者将一起查、一起抓,至少在理念上已经有明确的共识。对此形势,商业机构和企业家应该有明确的认识,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

2,新型政商关系与红顶商人。在中国的历史叙事中,除了帝王将相和朝代更替外,另一个逻辑主线就是以红顶商人为逻辑节点的政商关系。从正向的价值来理解,红顶商人客观上是用市场的手段帮助政府或者政府中的个别官员实现了相对高效的资源配置,让政府得以完成纯粹靠政府无法完成的事情,或者说短期内无法完成的事情,比如,在晚清时期的左宗棠西征的时候,如果没有以胡雪岩为代表的所谓红顶商人在东部和南方各省调配资源甚至向国外金融机构举债,就很难保证西征的军需物资供给,西征大任就很难推进。

当然,这种资源调配的方式,距离真正的市场资源配置还有很远,客观上是带有权贵资本垄断的伪市场化资源配置,很难成为中国政商关系的制度化沉淀,具体推动形成中国的商业文明、商业伦理更是有限,而且,客观上限制了中国商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看到更多的红顶商人的命运,多是随着人事周期的调整而快速崩盘,更难应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从这个维度讲,中国新型政商关系的提出,客观上也带有对传统红顶商人式的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反思,在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的产权和政治权力的背景下,推动中国特色的商业文明、商业伦理和商业价值观的形成,进而激发更多新商业模式的出现,让企业获得可持续的发展,不但能够摆脱官员人事调整周期的影响,还应该能够规避经济周期的影响。

所以,在新的时代,中国需要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红顶商人,而是在强调爱国意识和具有家国情怀的前提下的真正的市场资源配置主体,在对政府关系处理上能够做到“亲和清”,并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市场环境下,逐渐形成和中国的商业文明、商业伦理和商业价值观。

3,新型政商关系与营商环境改善。从中国经济的转型来看,营商环境的整体性改善,被认为是进一步激发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抓手,对于区域竞争来讲,当地的营商环境改善,也是推动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升,无论是国家经济体还是城市经济体,单纯通过行政化的资源调配已经很难适应全球竞争的需要,必须要进一步加强企业和企业家在组织社会生产、提高市场效率、推动社会创新等领域的作用,政府更多的回归到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供给等领域。

这样以来,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地区发展层面,都应该着力推进营商环境的改善,而对于营商环境的改善而言,除了我们常说的提升行政效率、降低税收、降低生产成本等,正确处理政商关系,对于中国的营商环境改善而言,尤其具有针对性和迫切性。所以,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新型政商关系,应该放在改善营商环境的框架下来看。从这一点出发,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势必牵涉到一系列政府自身的改革措施的出台,这也是在中央发文以后比较值得期待的一点,就是看围绕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有哪些具体的政策和制度出来。当然,这也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

4,新型政商关系与政府自身的改革。这与营商环境的改善密切相关,与我们之前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一脉相承,只不过,从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角度来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推动和评价政府改革方向的一个新尺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新重商主义”。

应该说,就中国历史传统而言,一直是缺少重商主义的基因的,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动,中国实质上迎来了一个重商主义的时代,但是,这么多年发展下来,很多地方基于对商业利益的考虑,打破了政商之间的边界,政府不但做了很多商业机构该做的事情,而且,很多时候表现为“政府官员 商业机构”的模式,对政府自身的治理带来伤害,很多政府变成了一个过度商业化的政府。因此,在对新型政商关系的思考和构建中,将有利于政府推动自身改革,让政府职能归位。所以,在国家层面明确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对政府自身改革将有很直接的推动作用。

5,新型政商关系与提升经济活力。对于中国经济转型而言,不仅要实现以国企为代表的大中型企业的转型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开放更多的资源和平台,激活广大的民营企业和民间创新创业的力量。此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市场和资源是垄断的,这种垄断性不仅体现在国企的垄断,有时候还表现为权贵资本的垄断,虽然是由民营企业来做,其实背后往往有着权贵的身影,这不但挤占了社会创新创业的资源,客观上也对这些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伤害,使得中国经济的活力大打折扣。

而且,畸形的政商关系,还严重影响了商业机构和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和信心,这一点已经很明显的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决策和战略布局当中,甚至直接导致了资本外逃,在此压力下,对营商环境的改善已经迫在眉睫,如果处理不好,不能够给企业和企业家一个明确的预期和信心,不仅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活力,而且,还将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安全。

所以,优化营商环境,建立新型政商关系是提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突破口和抓手,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综合的效果。

6,新型政商关系与中国新商业伦理。之前的讨论我们已经说过,对于中国商业发展而言,一直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很难摆脱对权力的依附,这一方面与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绝对支配地位和传统有关,同时,也与中国商业机构在价值观层面缺乏独立性有关,这种独立性的缺乏不是一天形成的。对于中国新时代的商业发展和商业阶层的自我修养而言,需要尽快重建商业伦理、商业价值观和商业文明,其中的关键点之一就是重塑政商关系传统,建立中国新商业伦理和商业价值观。比如,更加相信市场价值的商业伦理,更加尊重科技创新的商业伦理,更加重视社会责任的商业伦理,真正相信亲和清的政商关系的商业伦理等。所以,对于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应该从中国商业伦理和商业价值观的重建角度进行思考,并给出“亲和清”的丰富内涵。

总体来说,在我们看来,十九大之后中国将会积极营造更加公平有序竞争的营商环境,如加快建立规范企业依法经营和诚信经营的制度,切实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保护,努力打造诚信政府等等。在新型政商关系之下,对于中国商业阶层而言,需要更加重视腐败带来的经营风险,而不是以前很多企业担心不腐败而带来的经营风险,因为在很多商业合作,尤其是与政府有关的商业合作中,腐败成为了常态,不腐败成为了非常态。

具体讲,十九大以后,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方面,以下几个方面变化将值得期待:

一是“亲、清”关系更加清晰。政府会更加亲商、重商,积极作为、主动服务;同时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要清正廉洁。交而有度,亲而不贪。

二是市场竞争更加公平公正,改革的目标是产权制度更加完善,要素市场配置机制更加合理,在全社会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对国有、民营企业一视同仁。但同时,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企业党建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将成为企业的必修课。

三是政商关系进一步制度化、法制化。这也是在十九大以后在新型政商关系构建过程中最值得期待和观望的。政府要坚持用制度和法律管人、管事、管权,守住用权底线,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使政商各就其位、各负其责。

四是营商环境更加优化。政府办事效率更高,审批事项进一步精减,监管职能更加完善,政务更加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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