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叶然(方塘书社主笔)

1、建筑预言历史和文化   

一个地方,看一下他们是如何保护他们的建筑和历史文化的,就知道这个地方行不行了。

“建筑是石头的编年史。”这是欧洲关于建筑的一个说法。在人类的发端,石头往往被作为取火的最常用工具,逐渐地,也成为了人们用来修饰房屋的建筑材料之一。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欧洲的这种说法也部分强调了建筑的历史性和文化特质。

历史文化的守卫状态,是国家文化觉醒程度的直接承载者。

而在一座建筑上,通常可以较为直观、真实,甚至细致深入地读出一段历史来,也可感知到未曾感知过的传统文化来。而此种以建筑读史的方式,通常会讲究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协调性:单个建筑与整体建筑、建筑与城市规划之间的关系,等等。

如果这种协调性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不仅建筑本身,在城市整体容貌上,也会让人感到别扭。所以便出现了今天的一种常存现象:人们面对建筑师时,除却会对建筑设计师本身的专业技术能力有硬要求之外,还会注重建筑师是否能够跳出建筑设计本身,来看待城市的问题——他们是如何看待建筑与城市之间的融合关系的。

在梁思成时代,这样的建筑与城市之间的融合关系,可大概形容为建筑形体的某种自然生长过程,即建筑在各自既定的环境中,自然选择的结果。

梁思成在《中国古建筑之特征》的描述中,有上文此类语言的描述:“建筑之始,产生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非着意创制形式,更无所谓派别......古代原始建筑......莫不各自在其环境中产生......随其国其俗,思想制度,政治经济之趋向;更同其时代之艺文,技巧,知识发明之进退,而不自觉。建筑之规模,形体,工程、艺术之嬗递演变,乃其民族特殊文化兴衰潮汐之映影;一国一族之建筑适反鉴其物质精神,继往开来之面貌......盖建筑活动与民族文化之动向实相牵连,互为因果者也。”

所以,不论之后的梁思成处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中,它对古建筑的研究,以及后来的北京重建所提出的方案,在历史尊重和文化守护上,都表现出极其高涨的热情。

而这种高涨热情的存在,除了是基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考虑,在鸦片战争之后,他同中国的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始终在政治上相信,一个统一和强大的民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在文化方面。不论是出国留学前的梁思成还是留学回归,在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他都一直相信,中国传统文化有复兴的潜力,也会在未来得到繁荣。

时间走到今天,仿佛一切预言都得以实现。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难能可贵的情怀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便促使了梁思成一生的建筑事业,也试图想通过“中国人自己写的”的中国建筑史,证明中国古典建筑与希腊、罗马和哥特式等建筑体系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高的文化品质,是世界建筑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包括从美学价值上,还是从生活需求与城市规划层面上。《梁思成与他的时代》里如是说。

2、梁思成的建筑启蒙  

当然,这种说法的存在,和梁思成在对建筑的理论研究中,思想观念的不断转变和理论研究方式的不同有关。他的建筑史研究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他对建筑的很多看法。而对建筑的兴趣和建筑史的研究,很大一部分,受到了父亲梁启超的影响。当然,也是时代使然。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史学首当其冲,受到了影响,开始从重视史观的改造到重视史学方法论的改造。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存在,直接将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推向了“明星”地位。当时的胡适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一个,王国维以及晚些年的傅斯年,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他们四人成为了这一时期和国家大趋势中的重要史学代表人物。

根据《梁思成与他的时代》里的资料记载,当时的胡适影响了一批中国史家,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在史学上的改变以及后来对建筑与城市规划逐渐产生了兴趣,便是从此开始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梁启超前往欧美考察,也是在这一时期,他亲眼目睹了一战之后,西方文明的衰落,进而恢复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

时代检验文化能否复兴,而国家稳定,则在很大程度上检验了文化的凋零程度。在文化复兴与凋零之间,文化能否长存,则是时代与国家共同促使而成。

回国后的梁启超深受胡适的启发,开始重视史学方法的更新。从此,传统文化成了梁启超的思想支撑,包括清朝末期,与梁启超有关的一系列的变革与维新,都可看到传统文化的影子。正因为此,新中国成立后,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政变中,梁启超被认为是“保皇派”之人物,而梁思成的人生状态的几度大变,也总是逃不脱父亲的影子。

时代思想与个人思想的延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被无形地放大,也以不同的时代新需求给予不同程度的价值:好的,坏的。这些不可抹去的历史影响或让人陷入人生黑暗中无法解救,或大放异彩。

受到胡适影响的梁启超,对史学资料热衷的同时,也在此基础上,给予史学以更明细的领域划分,尤其在对城市和建筑的研究上,表现明显。所以,在重拾中国传统文化自信和对史学方法论的更新的前提下,撰写并分析了众多城市和建筑的资料与思想理论。而梁思成对中国建筑的研究,严格意义上来说,便是发端在此的。

一直以来,“建筑首先应存在于人们的生活需要当中”的观点,在梁思成对建筑历史、文化以及建筑本身的研究过程中,始终一以贯之。建筑的历史性和生活性,以及建筑与国家、民族复兴都在他的理论研究中,可以一瞥它们的重要性。

不论是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还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提起建筑,总是绕不开梁思成,梁思成时代,他的建筑思想和理论研究给予中国建筑以新的定义。然而,一如上文提到的,不同的政治和历史背景总是会让时代中的人物凸显出他最伟大的价值,而人价值的存在,总是在躲开那段复杂的历史之后,才能重新看到他的身影和思想的延续——“在神话终结处,历史的幽灵探出头来......”

3、梁思成时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 

梁思成在出国留学前的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的思想,大部分来自父亲梁启超,即在古建筑和基于历史文化而有的从生活到具体的建筑事业。

而1950年代,是中国和世界动荡不安的年代,梁思成的建筑理论也因此受到的影响最大,这在中国整个历史上均为罕见。用《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的作者的一席说:“如果说1920年代,在欧洲崛起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靠一系列建筑师宣言推动的,那么1950年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则是靠一篇篇建筑师的检讨展开的。在众多建筑师的检讨中,梁思成,这个‘新中国运动’的中心人物,写得最多,也最深刻、全面......”

在朱涛所著的《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中,作者基于梁思成,明显给予了常人所未能触及到的层面:以一个建筑师的身份或知识分子的身份,作学术研究或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在专业和情感诉求上,提出任何符合人情关怀和维护历史建筑的情感的提议,都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在中国的195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成了最无能为力改变现状的一批人。他们是最刻骨,有着后来知识分子所没有的最伟大的爱国情怀。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曾对梁思成抗战时期的工作作过评价:“‘二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再度重逢,但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

但是,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理论和方向始终都与国家大势密不可分,也因此,梁思成时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也变得最动荡和最彻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曾就《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表达观点,他认为,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是“自觉而不自愿”的。学者之所以自觉接受思想改造,问题还是出在学术上。

梁思成曾在中国建筑民族形式上的探索,有着更高涨的热情。但是,许纪霖也表示,梁思成的这种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追寻,是他在战争年代异域求学时深植于内心的家国情怀,而缺乏核心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容易被意识形态影响。因此,战争年代的梁思成,被形容成为了“没有世界观的大匠”。

而我认为,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以及在书中,作者透过各种资料素材和基于历史事实,进行解读与许纪霖教授有着相似的观点,在客观事实上看,并没有什么不妥,甚至合乎情理。所以,作者在整本书中,除了阐释了梁思成在特殊年代受到大势影响,而有的坎坷经历,以及建筑理论思想受到极大的影响,也有着明显的个人观点的倾向,认为梁思成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到当时的经济背景。

所以,当时的“梁陈方案”之所以最后不了了之,未被采纳,作者认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新中国刚刚建立,经济体量还远未能有更多的资金在老城之外,新建一个政治中心的能力。而此时的梁思成却并没有站在国家经济的角度来考量。

但是,不论是专业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在面对国家动乱之境况时,长期的动乱已经让人的情感诉求、安全感与归属感支离破碎,所以,他们有着比寻常人更深刻的家国情怀。从这点来看,将其放在历史背景下,这种情感的存在并没有什么不妥。而且,最重要的是,梁思成从小生在父亲的思想包裹下,虽然有着出国留学的经历,但是因为父亲的影响,和自己在建筑理论上,长期对中国古建筑有着极高的研究热情,对传统文化的拥护以及所表露出的高涨的热情,都并没有什么不妥。

如果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什么问题存在,那便是,特殊的时代背景并不总是可以让人在家国情怀和个人理想之间,得到双重的满足。平衡国家与个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当时的梁思成而言,很明显,选择了国家。但是,遗憾的是,在选择家国情怀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自己从一开始就坚持的建筑研究方向。

伟大的人,从他开始走上伟大之路的那刻起,个人理想主义便不再属于自己了,甚至自己的父亲。当梁思成在接受思想洗礼,将父亲赤裸裸地放在一面众人围观的大镜子下,批判自己和极不情愿地批判自己的父亲时,那个曾经为自己的建筑事业和在建筑上建立本国的民族性的热血青年,就已经不再只是为自己而活。

4、中国建筑的美学与木结构   

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上,一开始从未受到过正规训练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的思想理论和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几乎都来自西方的出版读物。但是,在对基本建筑理论有所了解后的他们,便开始深入到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

而从起初的建筑启蒙,以及后来的长期接收西方建筑和城市规划思想理论上看,后期若试图改变这样的固有思维模式,并不是易事,但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梁思成,却偏偏凭着一篇篇检讨,让自己尽力与当时的国家政府保持思想一致。不论当时的国家所走之路是否正确,在梁思成看来,唯有跟着当时的国家执政人走,自己才是爱国的,也才能为国家建设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个人理想也才能更有可能实现。

然而,世事难料,一段历史问题的存在,有时并不能促使国家一段时期的进步。所以,“新中国建筑运动”既没有在欧洲,凭着一群欧洲建筑师的宣言而建立的,属于他们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之后,完成中国建筑运动,也没有因此,让梁思成实现属于他的,甚至包括林徽因的中国建筑与世界其他建筑完全不同的,有着中国建筑本身的美学价值的理想。

但是,冥冥之中,林徽因却似乎一语道破了,今天都在向日本或韩国探索原本属于中国建筑美学和木制结构的现象背后的事实。

与梁思成有着同样建筑爱好的林徽因,有着同样的建筑研究热情。在林徽因的建筑研究中,她始终认为:“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源远流长,而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激起复杂变化者......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的直贯系统。”

林徽因在承认中国建筑与世界建筑有重合之处的同时,也给予了外国人除了在建筑装饰和色彩上的欣赏之外,并没有更深入的价值发现的批判。林徽因对于中国建筑价值的价值有两点最为深刻:“中国‘建筑之精神’在于亮点,纯粹的木框架结构,以及与之密切配合的美学表达。”她首次以“结构理性主义”的标准,解读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所有重要特征,用作者所述语言简而言之,即强调了合理结构对建筑形式的决定性,提倡美学与结构的高度统一。

中国之建筑,为汉民族所创建。当我们为之欣慰和骄傲的同时,却也为之悲伤,研究出这一结果的并不是中国之建筑师,而是出于日本,对中国古建筑的木结构和美学长期研究的伊东忠太。他肯定了日本建筑和木结构的源头为中国的事实,但是,这一建筑的延续和木结构的持续使用,却首先在日本延续。

从这点来说,中国虽然创建了具有更深价值的建筑派系和结构,然而因为历史文化自信随着战争的开始而逐渐丧失,这一建筑理论和思想却也随之消失。所以,新中国建立后,做城市建设时,当时的梁思成以及陈占祥都在保护历史文化和北京历史建筑遗产上,有着极大的热情。也便因此有了,后来的梁思成面对大拆大建的北京城,“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的语言。

五十年过去已久,历史证明了梁思成的判断,也给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反思。林徽因的建筑理论与思想和梁思成有着高度的相似甚至吻合之处。他们的建筑研究也在诉说着一个更深刻、无以争辩的事实:中国建筑的美学与木结构之建筑,来源于中国,也应在中国得到延续和传承。

而在面对现代城市建筑的冲击时,丢掉中国原始建筑的理论思想和结构之源头,便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中国建筑所独有的美学价值和建筑所承载的历史文化遗产。

5、从“首都计划”到“梁陈方案” 

其实,论起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中国建筑的研究,还有另一个人不得不提——陈占祥。在做“梁陈方案”之前,留学国外的陈占祥首先被南京国民政府邀聘回来,支持北平城市规划工作。然而,内战的开始,让陈占祥的北平城市规划的计划被搁置。后来的他,被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任命他为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

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这之前,有过一次规模宏大的“首都”建设计划,国家建设“行政中心”普遍之思想都以全国城市之模范和世界城市之比肩的大城市。当时的南京亦难逃之魔咒。

1927年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请来当时享誉世界的美国建筑师茂飞与他的同事古力治,负责规划工作,以及参与规划的吕彦直,一并执行这一宏大的工程。具有西方现代大城市规划经验的城市规划师,再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助力和有着中国规划设计经验的中国城市规划师,南京政府也对此有着极大的期待。

计划之要求:“不仅需要现代化的建筑安置政办公,而且需要新的街道、供水、交通设施、公园、林荫道以及其他与20世纪城市相关的城市。”总之,一场最具有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城市建设工程,在民国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这里首先发生,也因此有了最重要的文字理论《首都计划》的撰写和存在。

在《首都计划》中,对建筑之形式给予明确的规定:要以“中国固有之形式”,提出“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吾国美术之优点”的原则,宏观借助欧美,微观建筑形式则采用中国传统建筑。一半欧美,一半中国之特色成了首都计划的一大亮点,也是将南京建成两家城市特质、建筑形式之融合关系最为融洽的城市之目的之一。

发扬本国传统文化为之根本,是首都计划实施的原因之一,也因此,在《首都计划》中,解释道:“一国必有一国之文化,中国为世界最古国家之一,数千多年,皆以文化国家见称于世界......国都为全国文化荟萃之区,不能不借此表现,一方以观外人之耳目,一方以策国民之兴奋。”现代建筑具有中国特色,便成了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做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的其中目标之一。

而这计划的实施和实地操作的存在,直接影响了之后的陈占祥和梁思成。内战时期,未能如愿规划北平的陈占祥,于1946年后,逐渐完成了在明故宫遗址上规划的国民政府“行政中心”的方案。而当时的梁思成受“首都计划”的影响比陈占祥可谓更为深刻。在“首都计划”与“梁陈方案”之间,还有一个明显有着“首都计划”影子的,由梁思成一首规划设计的,天津城市的规划建设——“梁张方案”。

1930年的“梁张方案”,是梁思成首次比较全面又系统地参与到中国城市建设的重要规划任务,与时任市政专家张锐一起参与规划设计。在这一方案中,诸多细节都与之前的“首都计划”有着诸多重合之处,借鉴甚至模仿之痕迹较为明显。预留足够用地、与市民保有直接或间接联系,交通便利,“与主要之干道接近,而又不至冲过,以免发生挤拥之弊以及有较大面积的林荫覆盖,等等。

曾经的“首都计划”对国家级“中央政治区”和市级的“市行政区”的选址上,给予了不同的方案。国家级的“中央政治区”需在旧城之外,另辟新区;而市级的“市行政区”则可以在旧城内改造而成。梁思成在“市行政区”和建设用地的规划设计上,在“梁张方案”中,可以说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其在梁思成的“公共建筑物”的规划建设用地上,可以明显看到其中之痕迹。

首次尝试城市规划设计和建筑构建的梁思成,之后在北京城市规划设计上,则显得更积极,自我也有了比以往较为自由的规划设计的主动权。

因为内战的结束,国民政府相继失去了大陆的主动权,以失败而结束了长达八年的内战。当时的陈占祥也因此在城市规划设计上受到了影响,短暂地停滞了自己的规划设计之路。身在北京,活跃在京津冀一带的梁思成在反复的被批评和一篇篇的检讨书中,迎来了短暂的春天。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的修复和重建工作开始展开,梁思成与相关人员开始进入工作状态当中。而因为陈占祥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规划设计之理论与自己有很多的共识之处,便一拍即合,将其从南方引来,与其一起参与到北京的修复和重建当中。此时的陈占祥恰逢“壮志未酬”之际,便辞去正在任职的工作,一路北上,开始了他们的“梁陈方案”的规划和设计。

在“梁陈方案”中,不仅陈占祥的思想与之前的“首都计划”和自己所规划设计的“行政中心”方案有极大的相似之处,需要对北京旧城的历史建筑予以修复和保留,梁思成也与之前的两个方案有着极大的借鉴和重叠之处。

在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上面提到的“首都计划”和后来被质疑的经济体量不符合重建新城的条件的说法,并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首都计划”的实施,在内战前的时间背景下,国家整体的经济体量与内战之后的经济水平相比较,其实还算比较富裕。

但是,战后的中国,尤其是北京城,几乎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已经拿不出足够的资金在一片曾经荒芜人烟的地方重新起一座城。在当时的时间背景下看,“梁陈方案”提出的建新城的建议,并不是十分合理,上文提到的关于梁思成缺乏一定的世界观,也似乎有了一定的道理。然而,其中提到的保护北京的历史古建筑的建议,却成了方案的重中之重,也成了后来人每提到“梁陈方案”时,必提及的观点之一。

6、北京“总规”能否弥补“梁陈方案”? 

在旧城之外几公里处,重新建设中央行政中心,最大程度地保持旧城原貌,是“梁陈方案”的最重要观点。虽然当时的执政人并不十分喜悦离开北京旧城中心的事实,但反对的声音并没有过分强烈,事情真正到了不可扭转的局面,是在当时的苏联专家学者前来考察时期。

到来的苏联考察团队,曾和梁思成一行人就是否在新地方建新城和保持北京旧城容貌上,展开激烈的辩论。曾经的苏联方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新民主主义,然而中国的城市建设却依然停留在封建、半封建的落后状态,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尽快进入现代城市建设的步伐当中。

正是因为苏联语言和理论的存在,让当时的执政人在决定上有了最大的动力。这让本身并没有得到认同的“梁陈方案”,更加有了被采取的难度。而当时的执政人出于对个人办公地方的考虑以及国家整体经济体量的考虑,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判断和下达过任何执行的命令,但是,当时众人皆已心知肚明,“梁陈方案”已经没有被采取的可能,而是默认了苏联给予的建设方案。

梁思成与陈占祥二人,早前提交给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市级政府,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据《梁陈方案与北京》书中的记载,没有收到回复的梁思成曾分别上信周恩来总理和当时的聂荣臻大将,以及北京市政府。但是,结果一如起初,始终不见回复。随后,朝鲜发生战争,中国开始了一个时期的抗美援朝,从此,“梁陈方案”便不了了之,梁思成一行,始终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在方案中,梁思成之所以建议斥巨资建设新城,从而保证旧城的城市机理,他在“梁陈方案”中,明确表示,一旦旧城的拆迁和修复大规模的开始,随之而发生的大量的人口安置问题便最大程度的暴露在人面前。他认为,建一座新城比让旧城里的人搬迁以及重新安置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要更大。而且之后几年,明显的城市拥堵会以最不可预知的速度出现在城市当中。

对于建筑的取舍。在上文提到林徽因关于建筑的阐释,它是彰显中国美学和木结构建筑的最直接表达者,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最直接的表达。拆掉旧城古建筑意味着,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呼成为了名不副实的简单的称号,这将有悖于历史文化的继承和传播。

所以,提到基于对古建筑而有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改变形状或者拆迁重建而成为新的仿古建筑,都将是对历史文化的亵渎,在失去文化原味的同时,也破坏了建筑美学和原始木结构的建筑自然之形态。从这点来说,不论是基于梁思成所提出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还是林徽因提到的建筑之“结构理性主义”的标准的定义,都破坏了保护的初衷。

今天,提出北京“总规”的建设规划。规划强调了北京作为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四个中心定位,也同时划定了北京的城市发展新目标——“要立足北京实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事实上,“总规”的提出,在建设一座现代之都的同时,也意在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交通拥堵的压力。而这一交通压力,继“梁陈方案”之后,以另一种方式来解决,几十年前便可以避免的问题,今天以另一种规划和方案来重新缓解和解决,这其中所有意味,让人无法言语。

在“总规”中,控制规模,可以说是诸多功能中,最不可忽视的一个,另一个便是对逐渐消失不见的历史文化遗产给予保护。那么,从这一点上,北京“总规”的提出,便适当弥补了当时“梁陈方案”未曾完成的遗憾。

在历史、时代的进程中,以何种方式和结果,进行它的进程,似乎总是有它发生的道理。只是,很多时候,发生的或太早,又或者太迟。但是,我们始终无法笃定地说,被延迟的规划和治理,就是错的,从专业的角度和更大的时代角度,对待同一个问题时,它的凯发网址是多少的解决方案总是不能完全相同。

梁思成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延迟,以及借助北京城而有的京津冀城市群的雏形的初步制定,以达到各个城市有各个城市的使命的目标,在今天以另一种方案和形式实现,或许,无形中便肯定了那段特殊的历史的存在。今天北京经济体量的达标,让北京城有了更坚定的信心和更夯实的基础完成迟来的“梁陈方案”和更趋成熟的北京“总规”。

留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