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叶然(方塘书社主笔)

1、对中国意识与存在感的寻找

有多大担当,就能干多大的事业。这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担当有时也在表达着对自信的建设,对人本身格局的看待、历史文化的自信、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人格”自信等。没有自信,便意味着没有话语权和存在感,也没有身份的被认可。

在逐渐没有“隔阂”的世界舞台上,基于中国对身份和存在感的寻找,其自信应该从哪里来?过去,这似乎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一如穷人家是没有资格去看世界一样,弱国是没有外交的,对自身的身份意识和存在感的寻找也就往往无从谈起。

晚清以前,中国的大门在被以列强侵略的方式打开的一霎那,属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自信,便似乎一下子被人抛诸脑后了: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手工业被国外有着机械化特点的工业技术所替代;人的思维模式,被西化奴役过重......类似西方化的路子,从脚踏出第一步开始,便一发不可收拾。中国时时刻刻看外国,外国作了什么,有了什么,中国便紧追着,也要作出个什么。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历史文化自信,也便是从那时开始丢失的。纵使时间走到今天,对西方的推崇与模仿在一部分人那里,依旧甚嚣尘上。

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学到了表面,却没有搬来本质,对所产生的问题进行解决,也只能是隔靴挠痒,治标不治本,结果发展中的焦虑情绪也便越发严重。因为,东西方的接触并不是简单的地理问题,而是根本上的经济问题。但是,对待经济问题,又必须结合历史时代背景来看待。

所以,失去历史文化自信的国家,它的“人格”重塑将会十分艰难。曾经的林语堂先生有言,费孝通先生有言,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止一次地强调文化自信建设的重要性。历史文化的自信有时在表达着一种勇气和国家的灵魂,所以失去历史这个有着非常具象的灵魂承载体,便意味着国家的魂也一并跟着丢了。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提到:“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

将历史放在今天这个有着最前沿时代特性的时代背景下,历史本身是陈旧的,甚至是无法替代时刻在进步的世界理念。然而,历史存在的必要性依然强烈。

不仅一如上面提到的,历史是真实的记录和智慧总结与不断辩证的结果,费孝通先生在《中国绅士》中,面对不断崇尚西方发展理念,进而逐渐将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置若罔闻之现象,给出了一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到的历史的正反两面性的解释:曾几何时,西方世界从未像近几十年,对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构成过威胁。西方政治和经济在中国的影响逐渐扩大,甚至占到了一个战略地位。

在人类历史上,原本有着独特性质的中国文化的稳定和持久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历史之于国家而言,像是一面镜子,在中西方交汇的重要历史时期,意味着国家的世界性也正在树立。这时,在世界上任何一处借鉴思想与理念,都需要既站在世界的角度来看待,又要暂时抛掉世界,以国家历史背景的角度来看待。如此,才不至于顾此失彼,让国家陷入发展的焦虑情绪当中不能自我解救。

所以,近几年国家对待中国历史文化的态度的巨大转变,不仅是对过去一直以来,对历史文化被忽略的问题的更正,也是国家经济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将历史文化呈现给世界的关键时期。

而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历史文化,将是中国与世界展开更开放式交流的关键点,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让世界看中国,应该看中国的什么”和“寻找中国身份与存在感”的问题。

从这点来看,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建立文化自信”,也是中国进入时代变革、走在世界的舞台中央,而应有的一个中国明信片。

历史决定了国家与众不同的独特性质,世界的眼睛看不到独特性,这个国家便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与世界对话和博弈的可能性。因为,相似的两者是没有竞争关系和博弈可言的。

所以,对于中国而言,站在世界的舞台中央,对历史的感官以及对文化自信的建设,都将是中国与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建立关系的必要条件。

在历史文化自信中,看待世界及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其感受自然是不一样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在世界这个更大的生命体中,世界上每一处地方,都有着共同的人类使命感,而这个使命感也便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提倡的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2、重思中国与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在现在这个局势复杂多变的世界环境当中,每个国家甚至每一个个体都在这样的环境中忐忑,甚至恐慌。而“世界和平”这个人类一度追求的世界观,也开始让人产生质疑。曾经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以及巴黎市民在祭奠逝者时所发出的“生活和谐”、“世界和平”的声音,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同身受而让世界的人铭记。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图。”

不论是站在中国的角度还是站在世界的角度,这一比喻都似乎在阐释一个人类极度渴求的愿望:世界和平的路应该是持久、永恒的,而且是多元与包容的。当然,对于世界和平之路的铺就,在对人的要求上也将是非常苛刻的。伟大的作家时刻在关注以揭露人性真相为基础的世界性问题,任何人也必将是如此的。

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石黑一雄,在被授予这一奖项的同时,很多人第一时间发出的是质疑,甚至质疑奖项本身。但是,在整个质疑中,却鲜有人对他作品内容的质疑。因为就作品而言,首先,作品是鲜有人知的;其次,透过他的作品可以看到,就他所书写的主题而言,它都在揭露诸多世界共同的问题以及就该问题而给出的人类共同的命运体的关怀。

我想,人在对待世界这个问题上,并不应该因为时间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因为世界在表达的是一种人类共同的命运走向。

人是渺小却又最具有爆发性的个体。世界的好与坏,以及生活环境的好与坏都与人相关。细节中见大,便是如此的。一如习近平在提到柳青所著的《创业史》中所言的:对作品的把握是对诸多细节的不断关注,国家一个政策下来,到底好不好,从隔壁家的老大娘的反应中便可知晓。她是哭还是笑,就是对政策好坏最好的验证。这也是创作本身的价值所在。

所以,由书写所创作的作品,一如所有工种在不同的岗位上所创作出的各自的产品,任何产品的出现和最后的成效都将是对人的验证。而在面对复杂丛生的世界环境中,如何表达出世界性的价值观和创造出世界性的产品,都将是对人这个生命本体的考验,也注定了与世界的关系——人是什么样的,世界便是什么样的。

当把世界以人的方式来看待,将其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便对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和人倡议了哲学层面上的意义观点:世界一如呼吸中的每一个个体,保持呼吸顺畅,是对生命最大的保障。

其实,从今天的中国来说,中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和世界使命感,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突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中国对世界并不总是封闭的,从过去的丝绸之路便可看见。历史上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往来,早已在过去的丝绸之路时期,便已开始。而今天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也补充了过去丝绸之路所表达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

当然,在这个复杂、利益驱动的世界环境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容易的。不仅需要自我建立历史文化自信,让自己看到自我本身,也必须让世界看到中国的“人格”素养。

费孝通在对中国绅士进行阐释时,提出了一个非常刺眼的名词概念——食利阶层。而站在世界的角度,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其实也是在绝对反对“食利阶层”的存在,那么,由此,也便在这一构建中,有了更深入的世界性意义: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中国的世界性特质,就像“古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人们眼中的“胸怀天下”时常被认为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玩笑话,然而这“玩笑”一旦开起来,却是认真地让世界看到他的认真与智慧。

中国人在看世界,所有人也在看中国。中国的好与坏,不仅表达出人的日子的好坏,也在以一种不可或缺的身份和存在感表达出世界的好坏,能够表达出好与坏的人被诸多的人称为创造者。

对于创造者,是有一个定义的:一种思想,一种情操,来自品性伟大的人,那么这个人本身便是一个创造者。或曰,思维、情操的创造性,必然伴随着形式的创造性。如今的中国,需要这样的创造者,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更广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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