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军(原陕西省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在此之前的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陕西视察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发挥西咸新区作为国家创新城市发展方式试验区的综合功能”。

应该说,这些观点都代表了我们站在新的历史和时代节点重新思考城市治理主流逻辑和思辨。

1、通过生态治理提升区域价值,通过城市建设实现区域价值

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实力迅速提升,人民福利得到很大改善。从社会建设角度来看,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社会变迁,经济和社会上的变化举世无双,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当然,这一阶段的城镇化也带来一些经济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尤其突出: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噪音污染等。我们应总结上一轮城镇化推进工作经验,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避免出现失误特别是环保问题,是下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方面。

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生态工程投入那么多,但效果那么差?国家在环境建设上投入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重视。比如,太湖治理投入上千亿,滇池治理投入数以百亿,可是效果不够理想?

问题关键在于工程思维,把生态治理当成一项工程来看,认为生态治理与生产线、建房子一样,只要政府拨款、地方配套,立项建设,完成工程交钥匙就行。

工程思维的特点是一次性,而生态治理是不断持续的系统,是一种机制,不是单项的工程。过去城镇化中的弊病在于把生态治理作为工程来做。

如何破解生态治理的难题?西安浐灞生态区的成功表明,城市建设要坚持生态环境优先,通过环境治理提升区域价值,通过城市建设实现区域价值。如今的浐灞生态区不但在生态环境方面成为了大西安的重要板块,而且,得益于该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空间的营造,以金融、商务、会展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开始在这一地区快速集聚,正在成为大西安新的城市增长点。

很多西安的老百姓都知道,现在的浐灞生态区地区,过去是西安的垃圾场和下水道,五十多年来都是围绕生产线建城市,浐河、灞河水体污染严重。我们通过环境治理,植树造林,拦坝蓄水,城市景观出来了,价值提升了。

更具体的实践还包括,河流蓄水同时也淹没了河道湿地,为了弥补对自然湿地的破坏,我们在河流一侧建设城市,另一侧不起楼,利用长期挖沙形成的沙坑建人工湿地,还给大自然,在人工湿地外再建城市。通过引入高端服务业、商业、住宅产业,土地价格由几万增加到几百万,经过生态治理的区域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还有,树木进城也是城市绿化的主要手段。小树进城没有争议,不仅美化城市环境,也带动农村苗圃业发展。大树进城有争议,有两种情况要具体分析:一种是成年树,指树龄10年左右、胸径20公分左右的成树。

从生态环保角度看,一般不增加碳汇,移栽对环境问题影响不大。同时,大树每过一定时间需要间伐,与其伐掉,不如移栽到城市,不会造成水土流失。当然,古树进城较复杂,要慎重。古树不是一般的植物,往往寄托着人们对故乡的感情。

总体来讲,大树进城对农村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环保影响不大,但是,大树进城一个重要的好处,就是使农民认识到活树比木头更值钱。我在30多年前做过山区乡的书记,当时农民把树作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认为木头就是树的价值,砍树盛行。现在通过大树进城,农民知道活树比死树更值钱。这种观念的变化客观上鼓励了农民种树,减少砍伐,有利于改善城乡生态。

我的总结是,我们可以通过公共投入、生态治理全面提升区域价值,通过城市建设实现区域价值,通过生态治理和城市建设在一个区域形成价值闭环,从而有效引导市场投入进行商业开发实现区域价值,形成完整的商业模式,使生态治理、环境改善、城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生态治理的再投入机制。浐灞生态区就是这样一个范例,西咸新区也是这样考虑的。

2、在规划中要体现生态环保优先  

考虑到中国城镇化的现实基础,环境资源承载和生态保护已经是城镇化的首要问题,在我看来,在城镇化中生态环保优先首先体现在规划层面。针对这一点以及我们在城市新区建设中经常遇到的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命题,西咸新区的创新点我个人总结主要包括:

第一,在城市的空间形态上不再“摊大饼”式扩张。按照“尊重历史文脉、尊重山水格局、遵循现代城市规划理念”的要求,以经济区为单位、以特大城市为核心,以组团城市为主要形式。

西咸新区有五个组团城市,以山川水系、农田、大遗址保护区作为间隔,保留一部分自然村落。我们经常说城乡一体和城乡统筹,不是城市吃掉农村,而是形成城乡互补、城乡共容的城镇体系。

比如,西咸新区把140平方公里的大遗址保护区通过绿化保护下来,既是遗址保护区,又是绿色隔离带;城市周边是广袤的田园,既是都市农业的载体,又是城市生态、休闲功能区。

第二,以就业导向来研究城市。城市离不开产业布局,过去教训是产业区与住宅区分离,交通流量大,造成不必要的出行。例如,北京人均单行上班时间52分钟,降低了居民幸福感。西咸新区以就业为导向推进产城一体,将产业和城市一起规划,在产业布局上解决绿色出行。

第三,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推广建筑节能。西咸新区一直尝试和国内外企业研究住宅工厂化生产,一是减少建设过程中的消耗,二是提高建筑本身的节能水平。

总之,我认为,东方和西方的思维具有很大不同:西方讲物质,东方讲精神;西方讲规则,东方讲伦理。社会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国际关系伦理是国与国之间的契约。要思考如何用东方智慧解决环境问题,我们更应该弘扬东方文明的生态环保伦理。生态环保伦理不仅是人与人的契约、国与国的契约,也是人与自然的契约,更是代际之间的契约。

多年来,我从事城市建设工作,总在思考如何向后人交代、如何向历史负责。这都是希望从历史的角度、从人类的角度,考虑我们的所作所为。哪些做的好,要弘扬;哪些做的不好,要纠正。做一个有爱心、负责任的建设者,爱自然、爱国家、爱地球,向人民负责、向历史负责。

(注:本文根据作者在出席“亚洲生态文明对话会”的发言实录整理而成,已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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