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马涛(哈尔滨工业大学经管院副院长,挂职宁夏大学校长助理)

从国家增长和转型的角度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从赶超型增长到创新型增长的长周期增长结构转型。从宏观结构来讲,上一轮赶超式经济增长,到改革开放之前是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是第二个阶段。这轮增长使我们国内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形成;改革开放40年,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非常大,实际上是改革开放把中国经济带入到全球经济的增长体系里面去,形成了一套当前中国跟全球的分工体系。

那么现如今,我们处在一个谋求创新型增长新阶段,处在经济增长大周期的一个转换期。从增长形成的资产角度来讲,这个长周期增长结构的转换最终要通过宏观资产结构的转换来实现。或者说,这种创新型增长的确定,从长周期角度来看,现在十三五、甚至十四五时期,是从追赶型增长到创新型增长的一个资产转换期。如果说上一轮近70年经济增长是粗放式的,那么就是要将这种粗放式增长的资产结构转换为创新增长产出导向的宏观资产结构。

从中国增长与发展的区域不均衡来看,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不应只是西部地区自身找原因。一个地区的经济相对于整体的经济而言,其相对滞后或者相对不均衡,具有一定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不是孤立的。地区相对增长的不均衡是中国增长全局里面的一个局部,是中国增长转换阶段里面的一个阶段,所以说西部地区不均衡的这种相对滞后或落后,是整个中国发展进程中不均衡资产形成的一个具体体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这么一种说法“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是,这个意义并不表示全部都市场化的来配置资产,比如基础设施、生态资源。从供需角度来讨论,资产怎么变成有竞争力的产品,这中间还有很长的市场化体系探索道路要走。市场经济目前只是作为基础性的配置手段,但基础性手段再往后呢?从基础到完备,应该有这么一个过程。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考虑西部创新增长问题,应该换一个问法。首先要回答,在中国下一轮增长体系中,西部增长处在什么位置?赶超增长的中国70年,改革开放市场化的中国40年,在中国究竟形成了什么,下一步中国还需要什么?作为中国发展的一个部分与阶段,一类集聚与特征,一种资产特殊性的结构,西部创新增长究竟缺什么,然后才是我们需要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

1、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转向创新型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一个转换期,从追赶型的增长向创新型的增长转换的一个转换期。这个转换期,是不确定的,转换出什么,也是不清楚的。而创新驱动究竟是什么,从行为认知角度,包括地方政府、中小企业以及大众在内,也不像过去的赶超型增长思路一样那么清晰。可能唯一确定的就是未来创新型增长的不确定性,还有就是我们将长期处于转换期。所以现在反复提到的新常态特征最明显的一个表征就是速度变化特征,中国经济增速从原来的高速到现在的中高速,现阶段我们初步能够预见的就是十三五时期和十四五前期,可能最多到十四五,五到八年里面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有个什么特征,八到十年之后,谁也不敢讲能看清楚了。因为七十年周期形成的一个资产体系,很难用五到十年的时间清楚研判其转变型态。

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特征”是我们过去七十年形成的特点,而且在以后十年里仍将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新常态比较确定的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但我理解它是有隐含前提的,是站在当前的全球比较截面和上一轮增长周期的角度谈速度下降。这里的高速是指中国过去的、自身的、赶超阶段的高速增长,是相对于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从2017年前二个季度的统计数据来看,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基本都在1%和3%之间,少数破2%,大部分一点几个百分点,还有零点几的,我国仍保持在6.8%。所以说,确定我国经济增速为中高速是有理有据的,相对于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由高速变为中高速,相对于现在的全球发达经济体,我国依然算高速。再看发展中的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速,基本都是在6%到8%左右,所以我国相对于发展中的金砖国家,既谈不上高速,也谈不上中速,所以,经济增速的确定是有隐含前提的。

实际上,我国现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都是非常低,是长期粗放式经济增长步入了一个增长效率边际递减的集中呈现期。1985年中国的经济资产不足千亿,2016年末这个数字已经到了74万亿。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年春季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大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5%左右,经济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的比重超过30%。从后往前看当前规模的增长必然会带来相对效率的降低。如果不改变增长方式、不去创新、效率不提高的话,会带来一系列回报率的下降。

结合中国社科院李杨教授一个测算,至少有以下几个表现:

第一,劳动生产率下降,到2015年,平均降低了8.06%,十三五的预期是还要再继续降,这样是不可能完成经济的创新型增长,经济的创新型增长要求效率必须要提高;

第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下降,2015年是8.56%,基本上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最低点;

第三,生产要素的劳动投入增长率下降,人口投入比例几次出现负值,最近一次出现负值和上一次间隔的频率是最低的,这背后是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这也是我国过去偏重于增长不偏重于劳动要素分配带来的一个结果。从全国的角度来看,青壮年劳动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比例是下降的;

第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下降,三十年的赶超期,前三年是将近26%,那么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是9.5%,比例还在下降。

这表明,我国经济既有的赶超式、粗放型增长体系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创新型增长。

当然,我们在转换期已经出现了几个新的积极的迹象。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讲:

第一,我们的规模在增长,如果按照现在第二季度6.8%的经济增速,在2017年结束gdp总量将达到77-78万亿左右;

第二个积极的迹象是,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讲人力、人才投入的比例在增加,科技创新有所上升;

第三,从出口、投资和消费的角度来看,从2015年下半年到现在,消费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头驾马车。在之前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时间里,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头驾马车一直是出口,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消费基本不变,投资可以分解为消费型投资、公共投资和出口导向型投资。现如今,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消费取代了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头驾马车。更可喜的是从2106年下半年到现在,我国的出口由负转正,这是致使我们对经济增长变得乐观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四,从组织上来看,新的产业技术组织,新的产品形式,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资源组织方式不断的涌现。大数据技术,ar技术,这些新的技术组织推动新的产品模式的出现,我国的移动支付规模也已经是全球第一。综上,新经济的特质正在不断涌现。

2、创新困境困扰中国和西部

从增长的关系角度来讲,创新型增长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组份,或者是增长中的一个特征。从原来的赶超型增长到将来的创新型增长,这中间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创新要素如何聚集、创新组织如何形成、创新产出如何成规模、创新分工如何嵌入到既有的国内分工和全球分工里去。

在组织分工这个过程中,对于西部而言,又面临着种种的问题,其最主要问题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不仅经济增长存在着地区的不平衡、行业的不平衡、部门的不平衡、分工的不平衡,就是创新这一种组份也存在着不平衡。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都存在着在转换阶段的创新不平衡性。

所以我们要理解和认识西部的创新困境,首先要认清一个前提问题:创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本来就是不平衡的。西部现在面临着创新资源不足、创新组织匮乏、创新体系尚未成生态的困境,这些困境本身就是中国经济从赶超型增长到创新型增长转换过程中所面临的。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创新困境都不是孤立的,是相对独立的。从四个角度来看西部的创新困境:

第一,创新资产结构的异质性。不同创新行为的形成,是通过不同的资产结构来实现的。地区要找到自身创新的资产结构在哪里,异质性在哪里。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确定相对独立的西部和中国在创新方面的异质性;

第二,相对短期的阶段与长期阶段的不同。其含义就是在考虑三年、五年和中长期的时间区间内,地区不同行业的创新资产的形成和全国的、世界的相比,其周期应是错位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同地区步伐一致的现象,即使在赶超型经济增长里也没有出现过。如何实现周期错位发展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第三,本地市场和垂直市场的竞合。从gdp的角度来讲,一部分gdp是本地区的,一部分gdp是参与到全国和全球gdp中去的。就拿银川和宁夏来说,要考虑银川1617亿和宁夏3150亿gdp是如何参与到全国74万亿的gdp里面去的?如果是仅就这1600多亿和3100多亿的gdp去考虑银川和宁夏的创新型增长是不现实的。因为从谋划之初就没有从全局增长的竞争优势去考虑。创新型资产的形成动力是有中心化趋势,集中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集中在全国一线科创龙头企业里面。而不管是银川、宁夏和西部都要考虑如何跟全国创新动力的中心去衔接,去沟通,去组织,去体系化。

第四,相对规模的起步和持续的不平衡性。从理论的角度解释就是创新是有规模门槛的,单点突破是不容易实现的。在发展体系的操作实施上一定存在规模,创新的投入规模不足失败概率极大,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创新一种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必然讲究规模的阈值、门槛。搞了这么多创新活动,最终能不能形成创新资产的规模化?这是破题关键。如果形不成,就谈不上特色的创新生态系统,更谈不上加入到全国甚至全球的分工体系里面去。

3、做大创新杠杆来解决创新困境

在中国经济增长转换的框架下,要谋划西部地区的发展,不能站在现在资产配置的角度去考虑竞争优势,尤其是创新型资产的竞争优势来说更是如此。那么对于地区和地方政府而言,创新型增长怎么构建、怎么谋划、怎么聚集?这个问题不是三五年就能完成的。一个地区过去70年形成了现在的资产结构,要使其转换成将来的创新型资产结构要着眼于长周期。

首先,从规模上来看,全球迄今为止,没有出现过像中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向创新型经济增长体系转变。从资产形成的周期来看,西部这几十年形成的资产积累,无论是从存量资产的配置还是增量资产的形成和构建,都不可能在三五年之内完成。那么究竟应该在什么方向上去配置创新型资产呢?或者说,应该从什么方向出发去思考西部地区的创新型增长体系的构建呢?如果西部根据现在的增长体系来配置创新资产的竞争优势,很可能等到资产规模形成的五年周期过去之后,又落后了。

所以我理解的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从创新的角度来讲,西部应该在中国中长期增长转型的下一站去布局谋划、踩上全国增长体系的新节奏。

那么西部地区在创新起点和技术上怎么样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站迎头赶上?就是需要创新。但是西部恰恰最缺的就是创新资源,所以才是困境。怎么超越这个困境?一个思路就是做大创新杠杆,做大西部地区相比其他地区的行业和分工有比较优势的杠杆。

当前的供给侧改革,其中一项就是去杠杆,杠杆是什么意思?杠杆就是影响力、辐射力、带动力。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下降,某些僵尸产业过剩产能的杠杆率下降,就必须有创新增长对整个经济增长体系的杠杆率上升来维持平衡。否则是达不到创新型增长转型的目的的。

那么该如何去做大这个创新杠杆?我认为首先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当前创新发展阶段下全国的分工体系是什么?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拿宁夏来说,银川市的智慧城市做的很好,但这里还能不能再生长出和我们的宁夏大学科技园一样的国家级科技园呢?希望区里能重视宁夏大学为宁夏争取的唯一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在宁夏的创新体系里面能扮演什么角色,并给与重点扶持。

第二,西部创新驱动的主体动力在哪里?坦率的讲,我认为短期起步主要在地方政府身上,长期来看还要看能否形成活力的创新生态;政府要发挥好服务和引导职能。然后是在本地企业的身上,企业是创新主体。还有就是在本地大学科研院所身上,这是除了政府和企业人才最集中的地方,人才是创新的根本。在此基础上我们去思考如何缔造创新杠杆,怎么去集聚。那么,东西部之间的合作不能走个流程,不仅要定战略,最主要的是要实施精准战术,不做无用功。全心全意的聚集创新资源,不嫌小、不嫌少,蚊子过去也拽条腿下来,只要它是“创新的蚊子”。

第三,我认为大数据等新兴经济产业可以作为宁夏甚至西部创新经济增长的一个创新杠杆。大数据产业不太依赖于我们既有的传统要素资源,它依赖于新的组织体系,可以跨地区也可以跨部门,更可以跨越前一个增长阶段带来的不平衡性导致的规模劣势。在设计增长单元的时候不仅要在全球和全国层面上成立,更要在地区层面上把很多场景性的条件考虑进去。这些场景性的条件大多是市场化的、经济化的,是要市场主体自己来筛选的。

4、思考西部地区实现创新型经济增长的方式方法  

西部要实现创新增长至少要从四个角度来构建自己的目标和方式:

第一,从总量规模到效率规模。总量指的是创新杠杆的总量,要有一个新的体系,所谓“单兵不成军,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拿宁夏举例,只有一个大数据产业能不能带动其区域的结构转型?所以,大数据产业一定要向其他产业去延伸。

第二,增量的市场是过去传统增长里面的增量还是新经济的增量,还是创新要素的增量?创新是有风险的,过去的政策体系里面没有这种承担风险的意识和操作,现在要承担起这个风险,怎么承担?风险要内化到政府动员、企业动员体系里面去。

第三,创新杠杆的分布。从宁夏的角度来讲,从西部的角度来讲,创新杠杆不是像过去一样靠规模,县县都有产业园、市市都有开发区,创新是不可能广泛分布的,一定是密集分布的,要首先在银川城市和城市群里面分布,其本身就是不均衡的。

第四,创新杠杆的治理。拿深圳来举例,2016年gdp规模1.93万亿将近2万亿,2017年肯定超2万亿,是宁夏的6倍多。但深圳的万亿gdp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这是一个学习和渐进的过程,也是从几千亿开始增长到几万亿,这个规模过程中伴随着市场组织主体的复杂化,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银川、宁夏或者西部直接学习深圳现在的状态不一定适合,要注意条件,也就是说政府要明确在创新杠杆里的治理边界和市场的边界,要自己去摸索。

(注:本文根据作者2017年9月11日在银川市大数据产业创新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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