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叶然(方塘书社主笔)

1、费孝通的《江村经济》  

《江村经济》的价值于今天亦被人肯定和引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自此也在中国的大地上被赋予了新的价值意义。乡村由此真正地不再只是人们以寻求世外桃源为目的,以游记、旅行笔记的方式记录地方的对象。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先生所言的,《江村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乡村不再只是一种他人眼中为了猎奇而去阅读的旅行日记、游记以及传教见闻之类的作品,而是一项严肃的对于一个长江下游太湖边的普通村落的实地考察,由此让西方人知道了一个真实发生着的而非其对东方文化想象中的中国。

在今天人们普遍追求高端产业,尽力与世界接轨时,别国的学者或专家,则更注重中国具有本土特色的乡村。一如过去澳大利亚人类学教授葛迪斯所言的:“我常常希望知道之后的这些年,那里(江村)的人们的情况是怎样的?是不是在破坏了传统村落的同时产生了一个新的村落?”

乡村结构和农村社会秩序是如何的,是大多数国外专家、学者甚至外来游客比较关注的。这与国内则有着很大的不同。

众所周知,今天很多国家存在的乡村,更多的是在城镇化中完全否定过去的乡村后,所产生的一个新生物。尤其在美国,美国今天的乡村并不能代表美国乡村的过去,自然也不能代表中国乡村的未来。

中国江村的信息是完整的,所以对中国乡村的发展富有启发性。这便是不论何时,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乡村,都是解决乡村问题所需要具备的条件之一。所以,《江村经济》的价值并不只是在讲述中国千千万万村落中的其中一个和江村的某一个方面,同样也无法只从一个江村便能一瞥整个中国的发展。

正如费老先生本人认为的,把一个农村视为全国农村的典型,代表整个中国的农村,那是错误的,把一个农村看作是一切都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秀,也是不对的。但是,江村位于江苏南部地区,手工业发达,农、副、商各业都有,可以作为一类中国农村的代表,它虽然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但同时也与中国的其他农村一样,是在同一大势中推进的。

所以,可以看见的是,一个乡村不是独树一帜的存在,也不是中国所有乡村发展的模板。片区化发展乡村或成可能,即一类乡村的典型,根据地形、地质、气候以及文化的同质性互相借鉴、互相发展。

那么,此时,对地方的研究,则如《江村经济》中呈现的,它并没有从非常宏观的角度去解析该地,当然也并没有将乡村故事完全呈现于人面前,而是从生活风俗习惯,以理论来解读该地的独树一帜。

正如时间过去八十年,在《江村八十年》一书中,作者阐述的,费孝通在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城乡建设进行分析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将理论思考提升到了个体的思想意识。这里提到的个体意识,我想,更多的是基于人在地方的生活习惯来解释的。

没有对人的研究,便没有对乡村甚至对整个中国的研究。

今天,纵观人们对乡村的描述,学术性研究与文学性书写,几乎将乡村表达分成了完全割裂的两部分。前者陷入了单一的,对经济、产业的研究;后者则陷入了单一的,对人和故事本身的书写。破坏地方信息的完整性,对地方而言,则很有可能产生顾此失彼的结果。问题始终难以解决,其中之原因,并不是与此完全无关。

所以,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解读任何一个地方,只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解读,已经不能适应今天越发复杂的社会秩序和竞争激烈的市场。保证所记录的信息的完整性,是对解决地方诸多问题的关键,也是提出系统性和运行具有可持续性的方案的主要条件之一。

2、江村的改革变迁

江村,原名开弦弓村,现今隶属于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江苏吴江历来以蚕丝著称,开弦弓则是发展蚕丝的重要中心之一。江村经过80年来不断地发展,现已成为江南村落中,最值得记忆和借鉴的水乡(小镇)之一,也成了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典型之地。

江村从面子到里子,再从里子到面子,反复不断地改革和发展,已然变了模样。农业没有丢,乡村企业不断涌现,甚至升级。让工业走进农村,是解决农村问题,也是解决城市问题的关键。这便是费孝通老先生自第一次到达开弦弓村之后,提出的一个发展观点。

费孝通的姐姐来到开弦弓村,是为该地的蚕丝改革而来。因为,当时的很长一段时间,该地的蚕丝局限于工业发展落后,很多基于技术性的蚕丝生产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另外,随着日本国家的蚕丝业的蓬勃发展,对中国蚕丝的输出造成了压倒性的影响。

一个地方有什么,便需要靠什么活,而活不下去,则需要寻方子来治。所以,费孝通的姐姐来了,随后,费孝通便也来了。自此,开弦弓村的改变,便再也没有停止过。

地方有幸有一个智慧提供者。自然灾害,是由自然害,人则弱小;地方的麻烦,则由人来治,人则愈发聪慧。开弦弓村位于江南,江南素有水乡之称,开弦弓村自然不例外。人们靠水种田,靠水行路和进行商品贸易的往来。费孝通先生的到来,则明确给这个靠水生长的地方开了方子:乡镇企业将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公路将成为交通新可能。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只靠田吃饭,已经不是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更多的是多措并举,以达到乡村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不断丰盈。而开弦弓村位于江苏以南,苏南向来手工业发达,农、副、商各业都存在,那么作为经济形态多样的地区而言,发展工业则理应成为首选。

所以,不仅以蚕丝为代表的各种工业开始发展起来,建厂,办属于乡村共有的乡镇企业,家庭内部也迅速开起了家坊。人对蚕丝的质量和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技术性东西则提出了改良和改革、升级。

对地方而言,基于本地的资源优势发展地方经济,已屡见不鲜,江村是一个,今天的很多其他地方也在如此行动着。然而,或许众人不知的是,基于地方资源禀赋发展经济,并不只是被人们经常提起的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遗产,费孝通先生试图达到的是,除了这些流于事物表面的东西,对人思想意识的挖掘,对人心态的剖析,则更为关键。

提到对人的关注,在今天一直被反复地提及,然而,行为结果表明,依然没有受到人的严肃重视。这里提到的对人的关注,并不是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故事,更多的是一如上文提到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对人思想意识、心态变动的分析。

对于中国乡村,它从来都不只是农民从事农事,过农家日子这么简单,因为城乡知识层次的差异,在处事风格上有着巨大的不同,思维模式自然左右相异。那么,此时,只有深入到人内部,才能真正地基于本地的资源禀赋,研究出适合地方、地方人的产业链条和能够快速发展的经济模式。

正如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透露出的至关重要的信息,中国的乡村发展,并不是引入外来人,而是首先让本地人自力更生。过去,人习惯了“城市教训乡村”,但之后,距离“乡村教训城市”的日子,将不再遥远。这其中的逻辑则是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核心的转移问题。

所以,开弦弓村成为了江村,之后,便成了一个乡村典型。在江村不断于农业与工业之间转换的过程中,也曾面临着孰轻孰重的选择难题。然而,“村将不村”不是中国乡村发展的路径,所以,发展工业不能丢农业,便成了江村一直以来的发展模式。

若发展工业,让工业可持续性地发展,便需要让当地的人真正地成为工人,工人按时上班,是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否则,可持续性将受到挑战;让农业延续,则需要让当地的人意识到何为农业现代化、如何走向农业现代化。

自费孝通第一次来到开弦弓村到今天,江村的八十年已经随着费孝通先生年纪的不断增长,而悄然走过。如今的江村,在《江村八十年》里摇身一变成为了水乡不止水,路不止水路,工业不止蚕丝的苏南村落,也逐渐转身,重新成为生态文化村落。

江村本身的不断生长没有停留在工业一条路上,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及,它亦逐渐成为了人们来该地旅行的旅游之地。该地筹建了费孝通先生和她姐姐的纪念馆;江村八十年的改革变迁,一路以来的印记和有着代表性的事物,被收进了具有纪念意义的博物馆内。

如果江村的这八十年是不断发展的八十年,那么,我想之后的江村,则是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模式和理念不断转型的无数年。

3、工业下乡依然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关键

生长在城里的人想象乡村的样子,生长在乡里的人时刻想象着城市的样子,江村则成为了人们理想中小镇的样子,也成了费孝通先生眼里的样子。

之后的费孝通先生,他的走访和研究从苏南江村扩散至全国各地。从地方到集镇,从集镇到区域,等等。他根据不同地方或区域给予不同的发展模式:在黄河三角洲时,给出一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开发区的设想;给予甘肃以历史传统为出发点,恢复农牧贸易基地,建立经济协作区来发展农牧两大区域之间贸易的想法;对西北黄土高原等贫困地区,给予了区域治理的方案;在东北地区以及环渤海地区经济区域的发展前景......以达到贫困落后地区不至越发贫穷,发达富裕地区不至过分富裕,缩小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

费孝通先生的脚步遍布中国大地,基于对地方的“行行重行行”的走访,他提出的方案和思想理念有着实际意义,同时,也提出“多元一体”的概念、“小城镇,大问题”的概念以及“乡土中国”的概念,等等。在《乡土中国》中,他一直认为,中国从来都不是受土地束缚的国家,而是在城乡之间,人与土地建立情感关系的关键,自然也成了人们一直以来通过土地寻求归属感的纽带。

乡土,这个名字听来俗气,然而,人往往正是因为这俗气的乡土,才会对它有了更强烈的依赖感。乡土代表着人们对人文的一种诉求,而人通常对人文精神有着最炽热的追求和向往,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

人的感情有多炽热,往往,对乡土的诉求就有多强烈。

所以,由此便可以看见,费孝通先生在对乡村经济研究的过程中,对“人文生态”层次的追求,即对普遍的人的生存问题的研究的追求,这也是“小城镇,大问题”概念产生的原因之一。小城镇的发展之目的是为人不断改善生存状态,而改善人的状态,则需要从人这个本体出发,探索出一条不仅适合地方发展,更适合人生存的发展模式的路子。

在今天,正如前面提到的,基于人本身的研究,已经逐渐被淡化,更多的是基于地方和地方资源来研究地方。地方要发展,自然离不开资源,然而,人作为地方最核心的资源,却逐渐被排斥在外,自然是和费孝通通过“行行重行行”的采访,得出的结果是相悖的。

今天的市场环境复杂多变,乡村发展除了基于生态保护的绿色发展理念,工业下乡并深入到每一个乡村角落依然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关键。苏杭一带,相对其他地方而言,从古到今都是工商业的核心地带,自然有着天然优势。然而,从江村八十年的改革变迁来看,今天的江村并没有一成不变,而是期间经过几番改革之后的成果。

可以看见的是,发展地方,便是首先需要对地方的资源进行梳理和研究的,其次便是最不可忽略的对人的性格和心态上的研究,之后便是基于技术或其他外部因素的改革或转型问题。

今天大部分的乡村,依然缺少乡镇企业的发展,工业下乡依然很微弱。乡村只是依靠农业或其他津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出路的问题,解决乡村问题首先就要解决乡里人的问题,而解决乡里人的问题,便需要解决他们如何才能在“离乡,不背井”的情况下挣钱的问题,即“有活儿干”。

由此,乡村的社会结构便不会因为出现结构混乱而面临重组的危险,因此,文化结构也将得到保护。这也极有可能达到“城乡一体化”的设想,缩小城乡差距也将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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