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陆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他的著作《身份与暴力》里说,当社会完全依照单一的身份来划分社会群体的时候,就会使社会冲突增加。这种状况可能正在中国悄悄地发生。

在当今的中国,最为重要的身份莫过于户籍。大家都知道,被户籍制度固化的城乡分割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城乡间收入差距,2009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仍然快于农村居民,城乡差距仍然在持续地扩大。只是到了最近这些年,城乡收入差距才有了微弱下降。

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里,发展就等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只是把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放到城市内部,形成了所谓的“城市新二元社会”。

大量的研究发现,城市内部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存在着较明显的收入差距。不仅如此,不同户籍身份的人的教育回报也存在差距,并且这种差距也在扩大。换句话说,同样的教育水平,有城市户籍的人获得的收入就更高。可能有人会说,这可能是因为看上去同样的教育水平其实是不一样的,在农村接受的教育质量更差。但请注意,即便如此,这种教育质量的差异仍然与户籍有关!

除此之外,我们经过系列研究还发现,在城市内部,与户籍人口相比,非户籍人口相对更不快乐,他们对于政府、社会公众和小区居民的信任度更低。

我们针对上海的研究还发现,没有本地户籍的人口还出现了聚居的现象。即使不包括在远郊的居民,以及住在集体宿舍里的外来人口,研究仍然显示外来人口出现了相对聚居在一起的现象。

在上海,2014年的常住人口接近2500万,其中,没有本地户籍的人口在40%左右。在珠三角的一些城市,无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比重已经超过50%,如果没有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比例持续提高,而这一群体又收入比较低,更不快乐,更不信任,并且相对聚居,那么,这将给中国未来的城市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

与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导致不快乐

最近,我和合作者研究了不同户籍身份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给人们的快乐感带来的影响。

先打个“隧道效应”的比方,比如说你开车回家,被堵在过江的隧道里,这时候你发现前面的车开动了,你会感到快乐还是不快乐?你会感到快乐,因为你觉得希望来了。但是,如果隧道有两条道,当车被堵上的时候,边上那条道的车往前走了,而你这条道的车还不动,那你高兴还是不高兴?答案是,这取决于你能不能变道。如果你能够变道,你就高兴了,因为你同样有了将车开动的希望。但是,如果不能变道,你就不快乐了,凭什么只能让边上那条道的车往前开呢?

在我们的研究里,那些与身份没有关系的不平等实际上是增加人的快乐感的,好比你前面的车开了,你觉得也有希望了。但是,如果收入不平等跟人的户籍身份有关系就让人不快乐了,这好比边上车道的车开动了,而你却发现划分车道的是条实线---你不能变道!

那么,是不是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会因为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而快乐呢?如果这样想,那么,你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你别看堵车的隧道里你所在的车道先动起来了,你可能觉得这是让你高兴的事,但是,如果边上那条道的人不高兴了,向你扔垃圾、吐口水,估计你也就高兴不起来了。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与户籍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同样会使那些城市居民不快乐,只不过影响程度小一点而已。

在既有的研究里边,经济学家们发现,在欧洲,收入不平等减少快乐,而在美国,这种效应却不强,这实际上就和美国社会更加具有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有关。其实,“美国梦”的道理就是说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机会。

所以,当我们对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表示警觉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特别有害的,比如那些与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当不同身份的人收入差距扩大的时候,那些带有不利身份的人们已经输在了起点上。

如何让人民更幸福

我们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城市居民的快乐感决定模型。如果减小由于户籍身份带来的收入差距,对增加快乐感的作用有多大?有了我们的实证研究,答案就有了。

如果不同户籍身份的人之间的人均收入比值下降1,所带来的快乐感的提升相当于提高家庭人均收入53.2%,按照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9%的增长率来算,这一效应约等于城镇居民5年的收入增长,按照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6%的增长率来算,这一效应约等于农民7.6年的收入增长。同时,身份收入差距下降1所增加的快乐相当于增加人均住房面积30平方米。也就是说,通过缩小身份收入差距来构建和谐社会的效应非常巨大。

其实,在城市居民里,对于与户籍身份相关的收入差距,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态度。有些城里人从小就出生在城市,还有一部分是出生在农村,后来才获得城市户籍的。我们发现,那些生在农村的城市居民其实也对与户籍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表示不满,真正地由于城镇户籍而获得优越感的其实主要是从小就出生在城市里的人们。

在今天的中国,政策的重点被放在了城市化上。人们总是说中国城市化的水平是远远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的,事实上,中国城市化的水平低跟城乡分割和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分割有关。如果农民进了城,却没有融入城市生活,那就会阻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如果不及早地重视城市内部的社会融合问题,那么,将对城市的和谐发展产生巨大的隐患,城市的政府和居民将用越来越多的资源去维护稳定和雇佣保安。与其如此,现在就开始消解“城市新二元结构”,把维护稳定和雇佣保安的资源用来做些其他增进人民幸福的事情,岂不更好?

注:本文摘选自《大国大城》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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