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叶然(方塘书社主笔)

香港在回归前,通常被看作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这句话是作家韩素音之于香港做的一个形容。

从1842年成为英国殖民地开始,香港便成为了外界甚至生活在香港的人眼中的“借来的地方”。香港政府成为了托管者,更多的关于香港这座城市的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几乎与香港无关,它成了西方的,甚至话语权从未在香港发生,也一度与香港和香港人无关。

那时,生活在香港这座城市里的人和关于香港这座城市,他们的主体性因为人的游离不定和城市的个性无法定格而变得没有固定的发展基调。

所以,不论是移民还是生长在香港的普通人、作家、官商都对香港有着区别于内地或西方发达国家的困惑:“香港的故事不好讲”、“香港这个城市,是‘身世朦胧’的,是‘失去记忆’的”,香港是经常被“论述”的,等等。简而言之,香港一时间成了迷失在时代的前进道路中寻不到双亲的孩童,孩童变得焦灼,孩童又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种焦灼感。

作家也斯在介绍他的《香港文化十论》的时候说,人人都想讲香港,有人用一个渔港来说,有人用一艘帆船来说,有人用高耸的大厦来说,有人用夜晚璀璨的灯光来说,有人用鲤鱼门的雾,有人用兰桂坊的酒吧。故事越讲越简单,又越讲越复杂。每次说香港的故事,结果总变成关于别的地方的故事,讲别人的故事,结果又总是回到香港。

香港回归,是香港身份认同的一个节点,更确切地说,香港市民一直在寻求归属感,在西方与内陆之间,也是市民一直由碎片化向主体性转变的一个节点。

漂流的人,需要一个城市来承认他的身份。而什么是城市,在贾平凹那里,城市之所以是一座城市,就是因为它有一道城墙,城墙给人带来安全保障,所以让城里的人有了归属感和存在感。

从这点来说,香港,没有城墙,香港的市民的归属感之于城市而言,从过去到今天一直是朦胧的,正因为它朦胧,所以他们一直在争取,从碎片化向主体性转变。

对于特殊的香港,很多人爱它的现代都市空间,爱它的自由,更爱它的在近现代不断进化而来的特殊文化。这是外来人眼中的香港,就像来自香港的陈冠中在他的《我这一代香港人》一书中,诉说内陆的北京不只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还有着波西米亚想象的独特的新文化元素一样。

香港从过去而来,将向未来而去。而如何走出过去,走进未来,无论是之于香港本身,还是至于中国下一个阶段的国家变革,这都是一个伟大的命题,而这个伟大命题的开端,将是进一步明确“香港是谁的香港”。

一个没有“论述主体”的城市 

在人们对香港的历史定义中,总是认为香港从《南京条约》签订前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所以,人们对那时的香港是以渔村状态的想象,也是作家也斯笔下所提到的,人们讲故事总是要从一个小渔港讲起。

事实上,在陈冠中先生的《我这一代香港人》书中,他尤其地强调,渔村和荒岛都是对香港的城市发展历程不准确的讲述和记录。渔村的数量不只是唯独一个,它更不是一座荒岛。假如非要将其定义成如此,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那时,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将目光全部集中在内陆,尤其是当时的广州,认为广州才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门户,更认作是他们的运输港口。

所以,当时沉默的香港是被忽略的,一直到最后被英国重新发现它的价值所在,才决定向当时的清政府要求割让这片土地,以致于有了《南京条约》的产生。

之后这片沉默的土地被英国重新开发,开始植入属于英国特点的发展模式,就像过去的台湾被日本占据后,被植入了日本特点的发展模式。当然,英国和日本对于香港和台湾有着相同的发展特点,只是在主角上有所不同,英国即使在中国内战时期,也没有限制生活在香港的人的行为自由,早期甚至没有所谓的签证,之后有了签证的存在,也没有对“偷渡”而来的内地人作出严厉的惩罚,也是在这个时候,香港人口从过去的少数,迅速增加到几百万,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来自内地的沿海一代,广州最多。

而对台湾,日本采取的则是对思想教育的约束。这点和香港相比较而言,当时的英国并没有十分强制。对于那时的台湾的发展,在许倬云先生的《历史大脉络》中就有大篇幅的提及,包括对那时台湾的经济、城市等的转型发展。正因为和香港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结果也有了极大的不同。

在人口流动上,当时的香港,从一开始都是从未停止过的。因为香港是英国殖民地的一部分,所以,当时的“香港人”也自然有西方人,他们来的目的也相当明确,除了因为香港是殖民地,来管理这片土地之外,更多的人是为了能够通过香港这个港口和内地有更多更便利的商业往来。我想,这也便成了也斯笔下“一艘帆船”的故事。

另外,便是大部分从内地移民而去的人。而在这部分人当中,又有着很大的不同。最早一批来自内地的人是因为当时的清朝正处在变法时期,太平天国的动乱是主因,之后又因为其他动乱的频繁发生,香港来自内地的移民便迅速增加。后来,日本占领了香港,之前的香港移民便瞬即被赶回了内地。而在这几经波折中,香港这座城市的人口便成了今天人们口中所说得“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而这座城市便也成了概念上的“国际都市”。

后来,香港城市的发展,被英国植入了很大部分的西方理念,现代化大都市率先从大厦开始,虽然给予了“香港人”以行为开放的自由权,但这依然不能避免一个城市走向西方化。

一座城市影响城市里的人,城市里的管理者影响着市民的思想走向。而这不仅让香港成了也斯笔下的“高耸的大厦、璀璨的灯光和兰桂坊的酒吧”的城市,也真真切切地成了陈冠中笔下的“经常被‘论述’,却一直没有寻找到‘论述’主体”的城市。

一个被“杂种城市”定义的城市

正因为香港被殖民的历史的存在和人口组成的复杂性,以及香港在整个城市建设过程中东西理念的杂糅,所以,一度成为了人们评判香港模样所参考的元素。

香港太特殊,没有经历过内地的各种动乱和革命,又不曾真正地参与过属于西方的城市的建设,也不曾真正拥有过他们的自由,就像那时的台湾没有拥有过日本的自由一般。所以它们都缺少主体,又不知从何处寻找主体,国际化是对城市的定义,却不是对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定义。它们从没有停止过前进以及思想的开放,但它们的前进又显得很单薄。

陈冠中在书中说,它是第一代香港人,从内地而来的香港人。他们作为第一代香港人,被认为是整个香港建设过程中最幸运的一代,很多事情不需要经过太多的努力,就可以得到想要的,因为当时的香港正处在疾速发展的起步阶段,更确切地说,是基建时期。以至于他们称自己是“婴儿潮”的一代。从1945年一直到60年代,这中间出生的人,都被称作是“婴儿潮”一代,也是在这时期,香港的人口发生了上述所说的增长最快、最蓬勃的变化。

他们虽然开始学习英语,行为、思想逐渐西方化他们开始逐渐植根于香港。但是,对于他们,家乡依然无法说清楚应该属于内地还是应该属于香港。好像是刚离开内地不久,又好像是刚到香港没几年。地方之于人的意义就是故乡的意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故乡可寻的人,人到垂暮之年时,总会忧愁没有人能够为自己打开天堂的大门。

有过明显人口迁移的经历,这时的香港走上了快速发展期,但也一定是香港城市和文化最复杂的时候,尤其在文化上,他不仅要承受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文化的洗礼,更有原始内地文化的存在。另外,香港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国际的城市,那么这时,其他城市更复杂的文化也在不断地由人带到香港。而这时,便成了陈冠中笔下的“杂种城市”的定义的出现。

所谓“杂种城市”,其大概定义左不过是一种结合人种、价值观、地域和城市空间上的繁杂。若以陈冠中在书中的叙述来定义,世界性大城市,本身也是混杂文化的场域,它是世界性文化的融合,它代表的是城市文化的多元性,而这种多元性质的文化存在的很和谐,没有歧视,只有接受,也是世界性城市的灵魂。

所以,从这点来看,世界性城市,即杂种城市,更多的应该是能够接受外来文化,然后和本地文化有主次地相融合。那么,这时的香港也便成了名副其实的“杂种城市”,以文化多样性的方式。

但是,香港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它的独有的特点,更多的是内地的岭南文化甚至过去较多的以上海文人为主的上海文化等等。岭南文化存在的意义在于,见证了香港绝大部分人口迁移和向过去寻找故乡的历程,也在很大程度上给了香港这座城区别于其他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体系。

论起当时的上海文人,张爱玲可说是最具代表性之一。她生着一副最能代表上海文化特质的身子。年少的她因为家庭的变故,在偌大的上海城,最终成了无家可归之人。之后去了香港,而她的到来,不仅给香港带来了区别于香港的内地的文学风格,也随之将内地文化,甚至上海文化一并带来了。

从香港和内地一直以来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来看,香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似乎从来都是以金融、经济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虽有文化上的影响,但依然不能成为主要的角力场所。正如《我们香港这些年》的作者所言的,如果一座城市只是以经济为主,都向钱看,这座城市是无法搞艺术的。如果再沿着他的观点继续下去,一座纯经济城市的持续性和品质也会受到很大的考验。

而这种观点,在陈冠中和作家也斯那里,也有着同样的说法。香港过去以英雄主义为主题的影视文化,逐渐从李小龙时代的功夫时代变成后来的无厘头英雄时代。这种文化上的改变,虽然不能说是一种倒退,甚至可以说是影视文化上的新尝试,但是这种逐渐改变的文化,事实上只是一种有着多样性的商业文化。

所以,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香港文化的变迁并没有为香港这座城市找到最核心的灵魂。香港一直在尝试站在国际化的角度讲述香港和香港文化,但最终似乎总是以商业文化而结束,而所谓的商业文化,对一座城市有着严重性的伤害。

没有一个人的城市,没有只属于商业文化而没有文化魂的城市,亦没有只存在一种价值观的城市,更不存在只有一个阶级的城市。所以,香港一直以来都习惯了以国际化现代大都市的身份来发展香港的经济,而随着内地的发展,和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地缘关系,这时候的香港有必要在兼顾国际化大都市身份的同时,和内地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

粤港澳创意文化共同体的想象

在陈冠中先生看来,内地不是香港的外在因素,而是构成香港性的内化元素,是香港一大部分重要问题的最重要终极符号。不仅如此,当下的香港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经达到了经济发展的顶峰,而这时,需要暂时停下高度,扩充宽度,扩充的范围可以是更国际化,但更多的或许是向内地这个新兴的大市场。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南部沿海城市在比如科技、互联网、交通网络等上的发展成果已经非常突出,更直接地说,改革开放让珠三角一带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交通网络也越来越密集,从这一点来说,它们和香港都有着最厚实的经济实力。由此,如果让此时的香港和它们融合起来,彼此在经济和科技方面,会有更大的上升空间。

而且,珠港澳大桥明年就要开通,这对于实现粤港澳一体化发展将有着实际意义,将会更加促进彼此之间的融合式发展。

另外,珠三角一带之于过去而言,也是古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承载地,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以及由国家发改委整体规划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进入开发阶段,而这对于粤港澳和内地之间的融合将更紧密,这一带的优势会更突出。

而大湾区的存在,将与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成为世界四大经济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存在将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承载体。

不论是“一带一路”带动的片区发展和世界共同富裕,还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都将从基建开始。而香港又是全球金融中心城市,从这点来说,香港又再次充当了主角之一。如此,香港当与内地“抱团发展”和“拼船出海”以实现香港产业,尤其是创意产业的出口。

但是,不论从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正如陈冠中先生所言的,珠三角虽然是都会区,也有令人建立一个地域共同体想象的冲动,但是,短暂来看,珠三角给人呈现的也只是一个经济区域的想象。从他的观点来看,今天的珠三角的确如此,除了是一个经济区域,对经济区域的想象之外,并没有文化想象,属于粤港澳的文化想象。

那么,这时,在构建经济大湾区,实现粤港澳一体化发展的同时,除了经济上的发展,文化上的构建也非常有必要,即粤港澳文化一体化。从《我这一代香港人》这本书中来看,对这一点的观点是,更加倾向于创建粤港澳创意文化共同体。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关于创意文化产业,近些年,虽然珠三角一带不论是在经济增长还是创新创造上都有了突出的成果,但相对香港而言,依然有一定的差距。那么这时,珠三角一带更应该以大珠三角的角度来促使自身的发展。

正如前文提到的,香港甚至澳门,它们是世界性混杂文化的场域,它们对创意文化产业的建设将有着更重要的影响,虽然同样有着岭南文化的特质,但香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所组成的混杂文化早已成为香港最大的文化特色。那么,这时的粤港澳一体化,在文化融合上,应该是最大化的彼此融合而非排斥,而香港也需要在混杂文化场域中,重塑非商业化的,属于自己的文化灵魂。

每座城市都有各自的故事要讲,正如作家也斯所言的,或简单,或复杂,或从本座城市到其他城市,每一座城市都将是越讲越长,越讲越乱的,因为它们不只是单一的属于各自的城市,也是城市和文化共同体。我想,香港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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