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勋(方塘智库区域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叶一剑(方塘智库创始人)

治秦须治水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秦”是陕西的简称,狭义指战国时期秦国故地关中。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关中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与水资源的丰富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处理好了人与水的关系,就处理好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远古时期,人们逐水而居,7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生活在灞河边,距今6000年以上的半坡人生活在浐河东岸,2004年发现的杨官寨遗址分布在泾、渭两河交汇处。自奴隶制社会以来,周人在沣河两岸建丰京镐京、秦国在渭河北岸建咸阳城、汉代在渭河南岸建长安城。水与人类的繁衍、水与城市的营造、水与朝代的兴衰密不可分。

关中平原长约三百公里,宽约一百公里,渭河自西向东贯穿全境,发源于秦岭和北山的众多河流汇入渭河,渭水和千河、清姜河、泾、洛、涝、沣、浐、灞河等河流形成了一个羽状水系,形成了河流环绕,地势平坦的自然环境,自古就有“八水绕长安”之称,具有得天独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与此同时,关中属于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降水分配不均、雨季集中,夏秋多洪水,春天“十年九旱”、盛夏伏旱均较为严重。远在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期,就有共工氏、鲧、大禹治理洪水。渭北是水旱灾害频发的地区,自公元前1390年至近代泾惠渠修建以前,共出现162个灾年,平均每20年一次。

1928年—1930年,陕西连续三年大旱,92个县受灾,全省940万人有250万人饿死,40万人逃亡,800万人以树皮、草根果腹。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极为罕见,俗称“民国18年年馑”。

水涝与干旱并存,关中并不缺水,缺的是因时因地因势对水资源的保护、改造和利用。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关中作为周秦汉唐京畿之地,秦修郑国渠、汉修白公渠、唐修郑白渠,在关中建都的历代均因善于治水、在农田水利、漕运水利和城市用水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现了国家富强与百姓安居,实现了人与水的和谐共生。

抚今追昔,治水可谓不仅事关关中兴衰成败之根本,亦因历史上关中地区长期做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独特地位,客观上关中水利之治也是国家战略意志的集中体现,也一直是治国安邦的“千年大计”。历史如此,今天亦如此。在方塘智库看来,今天的关中之治,治水依然首当其冲,且应该作为贯穿于关中发展的各个方面。

治秦必治水 

在战国以前,治水主要以排涝为主,大禹治水使洪水排入河道、周族的祖先后稷帮助大禹治水为水利灌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稷的曾孙公刘引泉灌田,成为关中灌溉事业的创始人。到了战国时期,因为铁器的广泛使用,水利知识的积累和水工技术的提高,以农田灌溉为目的的大型水利工程开始出现。

在农业水利方面,战国时期秦修郑国渠,在渭北打通了泾、洛二水,灌溉今泾阳、三原、高陵、富平和蒲城等地,使关中成为沃野,没有凶荒灾年。汉代在郑国渠南岸开挖六辅渠,用来浇灌地势较高的田地,在郑国渠南修建白渠,为汉武帝北征匈奴、经略西域积累雄厚的物质基础。

唐代修建三白渠,灌溉面积达到10000公顷,达到了古代史上的高峰。唐以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农业水利在宋元明清虽偶有亮点,但总体呈现衰颓之势,直到民国水利专家李仪祉主持修建“关中八惠”,解决了关中干旱的问题,促进了农业生产。

在漕运交通方面,由于周秦汉唐关中长安是京畿之地,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仅仅依靠关中的物产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必须从潼关以东输入物资。从潼关以东到长安陆路三百里,通过渭河运输水路九百里。由于古代交通工具落后,陆运相当困难,传说达到将关中的牛全部累死的程度。水路由于渭河泥沙淤积,流量不稳定,也是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汉武帝时代开凿出一条自长安城引渭水,沿途收纳浐、灞诸水,经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和潼关,直抵黄河的漕渠,3年竣工,长达300余里,运输时间缩短三个月,运量增加到400万石。此后,隋唐相继对漕渠进行多次兴修,成为保证都城供给的生命线。

在都市水利方面,秦咸阳城和汉唐长安城均具备完善的水利设施。秦咸阳城通过地下汲取生活用水,然后向渭河排放污水,阿房宫建在古滈水和泬水之间,杜牧《阿旁宫赋》中提到“两川溶溶,流入宫墙”指的就是这两条河。

汉长安城人口高达30万,引泬水向城内供水,凿昆明池蓄水,建成了泬水与昆明池为中心的蓄、饮、排相结合的供水、园林、城壕、航运多功能为一体的城市水利系统。

隋唐长安城人口高达100多万,通过修建永安渠、龙首渠、清明渠、黄渠引交河、浐河、泬水等南山水系入城,实行分区给水,解决了百姓的的生活用水和贵族的园林用水问题。唐长安城西有昆明池、东有兴庆池、北有太液池、南有曲江池,形成东西南北纵横交错相通的城市水网。

周秦汉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关中水利的辉煌时期,正是因为治理好了水,各朝代以关中为京畿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强大的国力又促使其继续兴修水利。水利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和地理环境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文化和社会问题。

由于汉唐长安城人口众多需要木炭对秦岭植被的破坏,气候的变迁和唐末战乱,关中水利逐渐成衰败之势,以至于在民国年间饿死250万人。关中是一个平原、台原、谷地、山地相连且相对封闭的地貌单元,水资源富集和分布不均对人工治水有着必然的需求,民国李仪祉先生主持修建的“关中八惠”解决了农田灌溉的燃眉之急。

今天,在大西安建设的背景之下,治水亦是一个必然命题。

治秦先治水  

陕西省“十三五”规划指出,建设秦岭国家公园,加强水源涵养区保护,推进渭河综合治理,如期建成昆明池保护工程,重现“八水绕长安”美景。

当前,西安作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龙头城市、内陆开放新高地,自贸区的设立要求西安实现向西开放,探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在此时代机遇下,西安国家中心城市批复后,将成为关中、陕西乃至西北五省的经济增长极和产业示范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在大西安乃至关中的城市开发建设中,以gdp的增长作为唯一考核标准的发展理念对水利环境的损害非常大,河流枯竭、水体污染,城市内涝令人触目惊心。

如何处理治秦与治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我们不仅仅需要一个经济高度繁荣的大西安,更需要一个“荡荡兮八川分流”的山水长安。

当今的国际竞争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更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西安作为周秦汉唐京畿之地,是中华民族的“元典”城市,是中国的城市之源、制度之源、宗教之源、文明之源。(王军语)“长安”这一价值符号在“一带一路”契机下应该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识形态符号。

因此,在方塘智库看来,在大西安的产业布局和城市建构中,历史文化、建筑艺术、山水生态必须融入城市的规划理念之中,我们不仅仅需要高楼大厦、产业聚集,更需要山的青翠与水的柔美。在当代,关中漕运已经成为历史,城市生活用水与生态用水、农业灌溉是当前治水的重要使命。

“河长制”体现了西安对生态治水的重视,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任渭河和昆明池河长,西安市长上官吉庆任灞河、渼陂湖河长,大西安在经济“追赶超越”的同时,治水的序幕已经拉开。如何实现关中水利的第五次辉煌,方塘智库认为至少应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保护秦岭与北山的生态环境,使之成为关中水资源的生态屏障。

秦岭与北山是关中河流的水涵养源,由于周秦汉唐长安城冬季采暖对秦岭植被的破坏,造成了唐代以后关中水资源的逐步枯竭,而后西安再未成为京畿之地与生态环境的损害有很大关系。史念海先生曾提出保护秦岭水源地,专门向西安市政府和国家林业厅写过建议并得到了采纳。

当前秦岭虽已划定了生态保护区,但是别墅与庄园的建设屡禁不止、不合理采石采矿对山体的破坏依然存在。秦岭作为中国宗教文化、隐士文化的源头,其植被的保护,应该继续深化重视,让秦岭成为国家中央森林公园,纳入关中水系的保护和开发范畴。

与此同时,对“原”的保护也刻不容缓,关中平原被河流切割成五、六十处大小不等的“原”,对西安环境影响较大的铜人原、白鹿原、龙首原、鸿固原(杜陵原、凤栖原)、乐游原、神禾原和细柳原等,基本没有保护的意识,靠近城区的几个均遭到破坏,“原”是水的涵养源,“原”之间的川道又是城市的风口,近年来关中河流水量减少与城市雾霾无法扩散与开发建设对“原”的破坏存在重要关联。

其次,布局关中水资源统一规划、合理调配,保护和节约用水。

整合关中生产用水、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所有的城市用水、乡村用水都要有一盘棋的完整规划。通过科学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用计算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来配置水的利用。把整个关中水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建设成中国的示范区,全行业、全领域对水资源统一核算和利用。

学习以色列人善于通过技术取得水资源保护的效益,在获得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同时,又增加了经济效益,提高整个社会在节约用水和水资源利用效率上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学习日本人的节约用水,日本的水资源有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之分,生活用水建立“中水道”系统、工业废水基本上进行净化处理和再利用、农田灌溉采取铺设管道代替明渠,推广喷灌减少漫灌,净化处理的废水灌溉农田等方式,最大程度的实现了保护和节约用水的效果,值得我们借鉴。

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实施的海绵城市工程,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通过渗、滞、蓄、净、用、排等多种技术,实现城市良性水循环,既减少了城市内涝,又是节约水资源的重要举措。

其三,以“引汉济渭”历史机遇,再现“八水绕长安”的水城融合盛景。

“引汉济渭”工程是缓解关中渭河沿线城市和工业缺水问题的根本性措施,长江最大支流——汉江,将穿过秦岭,补给黄河最大支流——渭河,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将实现历史性贯通,解决关中缺水的问题。

西安实施“八水绕长安”规划以来,治水工程进入崭新的阶段,在“引汉济渭”工程带来充足的水源之后,西安将形成东有浐灞广运潭、西有沣河昆明湖、南有唐城曲江池、北有汉城团结库、中有明清护城河综合水循环系统。此外,涝河渼陂湖,灞河、浐河、泾河和潏河等河流综合治理,古都长安城的山水大格局将不再遥远。

如此一来,唐代诗人王维可以乘船从长安城到终南山的辋川别墅,大唐长安的山河湖网,预期可待,山、水、林、田、湖、城交相辉映,肌理交融,可谓是中国治水与治城的典范。

其四,沣河治理当为新长安大轴线建设的经典之笔,不仅是新一轮关中水系综合之治的关键,亦是现代化大西安新中心建设的扛鼎之作。

考虑到在空间上大西安新的城市发展主轴与沣河流域基本吻合,沣河两岸亦是新长安大轴线建设的关键载体,这就要求沣河的治理,不仅要充分考虑现代河流治理的安全理念,更要考虑城市建设的人文、生态理念,还要充分考虑沿线的产业布局和建筑布局等。由此可以说,新一轮的沣河治理,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复杂工程,对治理者提出了巨大挑战。如果成功了,那也将是振兴西安和关中的千秋之功,幸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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