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勋(方塘智库区域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首王维写的唐诗《送元二使安西》被人们千古传唱,长安城,一路向西,既有“大漠孤烟直”的豪情、又有“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沧桑。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万山之祖昆仑山巍然挺立,茫茫雪山流淌出长江与黄河,中华民族的源头,从昆仑而来,从西北而来。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在我国西北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人们往来不绝,周穆王瑶池约会西王母、张骞奉命出使西域、鸠摩罗什长安讲经、玄奘西行求法,成吉思汗西征、马可波罗东方旅行。在古老的亚欧大陆上,正是无数仁人志士的探索与交流,开辟了一条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之路,深深的影响着我国西北地区的历史、民族和宗教的形成,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以及以长安文化为主要符号的东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西域戈壁沙漠的绿洲上,匈奴、鲜卑、回鹘、突厥、粟特等民族谱写着气壮山河的民族史诗;高昌、乌孙、大宛和楼兰等西域36国演绎着梦境繁华与神秘衰落;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这篇广阔的土地上相互融合、繁衍变迁。胡马北风大漠中的罗布泊、敦煌、高昌古城等历史遗迹给我们留下久远的传说与未解之谜。

西北地区曾是富饶之地,沙漠绿洲曾是各民族繁衍生息之地,亚欧大陆源远流长的贸易通道给当地带来取之不竭的财富。王朝的兴衰决定着商道的兴盛,汉、唐、元三代都曾是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直到15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向沿路商人征收高额关税,中亚邦国林立,盗匪猖獗,抑制了亚欧大陆东西间的贸易。此外,还有不合理农业开垦造成的土地沙漠化和气候的日趋寒冷,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欧洲人为了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道,意外发现了美洲大陆,从此开启了海洋经济时代,路权文明随之日趋衰落。

伴随陆权衰落的还有我国的大西北,由于深处内陆地区,环境恶劣、交通阻塞、思想保守,近代以来成为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虽然在清代、民国、新中国历代政治家都很重视经略西北,但在产业经济低迷、民族问题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地区稳定几乎成为第一要务。近20年来,在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西北五省的经济发展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却越来越大,新疆、甘肃、青海、宁夏2016年gdp总额均排在全国后列。

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严重影响着西北五省的民生改善和边疆稳定。因此,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考量中,经略大西北亦是重要因素之一。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成为当前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六大国际通道有一半要经过大西北,西北地区从内陆直接变为经济开放的前沿阵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需要谋求更多的国际话语权的新形势下,西北之崛起,迎来唐代以来最佳的历史机遇。

又见大西北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交往中逐渐形成了民族统一国家。历史上在中央王朝鼎盛的汉、唐、元、清时期,均通过经略西北实现了民族融合、经济互通、民族团结与政治稳定。经略西北是伟大政治家的必然选择,从汉武帝到唐太宗、从成吉思汗到康熙大帝,国家的统一强大是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边疆稳定的必然条件,反过来,国家之盛世诉求也必然包括对西北之经略。

汉代在西北取得了河西走廊,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设置西域都护府统领西域36国,保证交通贸易的安全;唐代通过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分辖南北疆及葱岭以西;元代在西北地区设立了甘肃行省,别失八里、合剌火州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新疆东部地区,加上四大汗国,是我国历史上疆域面积最大的时期;清代在西北地区除了继承明朝原有的陕西(包括甘肃、宁夏)行省以外,还设立了伊犁将军(辖区在清末改为新疆省)、西宁办事大臣(管辖青海),其集权化的多元主义民族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

近代以来,左宗棠在西北地区兴修水利、发展农牧、兴办教育,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清末民初的杨增新,处理民族问题,反对祖国分裂,抵抗外敌入侵,澄清吏治,改善民生,在国家动荡时期确保了新疆的稳定; 1950年至1952年习仲勋同志在主政西北期间,和王震一起通过政治解决边疆、民族、宗教问题,以及肃清匪患、土地改革、发展农牧业和重工业的一系列举措,发展了新疆经济,这不仅稳定了西北政治局势、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更为我党奠定在西北地区的边疆、民族、宗教和经济发展等问题的战略和政策基调,影响深远。

我国历史上的中央王朝均非常重视西北的经略,作为我国的内陆大后方,具有重要的国家战略价值,是治国稳边的国之大计。历史证明,经略西北对维护我国民族融合、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价值,在新的历史时期,经略西北成为我国向西开放、民族复兴和边疆稳定的必然要求,在客观上具有西部大开发升级版之战略意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将对大西北的发展产生历史性深刻影响。

机遇大西北 

今年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雁栖湖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表示,“一带一路”会议将会是年初在瑞士达沃斯倡导全球化主张的延伸。在国际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想抬头的新形势下,向西开放将改变我国原来的经济贸易格局,以东西互济实现均衡发展,补齐西北经济发展的短板。

我国是一个海路双栖的国家,不但拥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还拥有14个陆上邻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以海洋贸易实现了东部经济崛起。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的贫弱,无法形成向西辐射的力量,新疆极端民族主义主要形成的恐怖势力极大影响了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向西开放可以增强与邻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增强政治互信,发展西北经济,是促进和谐稳定的国家战略。

西北地区总面积约为全国的三分之一,总人口约为全国的十四分之一,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一,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主要有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该地区地大物博,能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如能运用地区资源优势,结合国家宏观调控,充分调动各民族开发建设的积极性,因地制宜谋发展,将会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和爆发点。

策论大西北

在全球治理和中国变革迎来新的历史契机下,站在国际化和历史视域维度下,大西北的变革与复兴也可谓是一个关乎国家中兴大局的“千年大计”,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先行者之后,在广州、上海、北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领航者的时代背景下,大西北之经略,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政治经济文化命题。发展没有退路、变革之机就在眼前,对于如何战略布局的问题,我们试着做以下几点策论:

其一,以城市群引领区域整体崛起

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增长极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关中城市群获批后,西安将成为“国家中心城市”, 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的要求是“追赶超越”,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自贸区等核心战略在陕西密集投放的时代背景下, 西安将以新旧动能转化、产业升级实现成为超级城市平台,引领关中城市群的发展。关中城市群要主动对接兰西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以产业的对接和协作实现整体突围。

其二,以大交通重构国际大通道

在近期兰州到宝鸡的高铁试运营以后,高铁通车指日可待,乌鲁木齐、西宁、兰州、西安、郑州、徐州将连为一体形成高铁经济带。目前,西安的“长安号”、重庆的“渝新欧”等国际班列已经打通了新亚欧大陆桥,但是由于铁轨标准不一致形成的多次换装影响运行效率,铁道同轨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同时,随着中吉乌铁路和中巴铁路的开工建设,我国将以铁路打通中国-中亚-西亚和中巴经济走廊。中巴铁路修到瓜达尔港以后,中国不但有了通往印度洋的出海口,同时也绕开了马六甲海峡,通过海路直接进入欧洲和非洲。

其三,以生态治理重建沙漠绿洲

历史上西北地区曾存在处处沙漠绿洲,通过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出现一片勃勃生机的景象。但是由于气候的变化及不合理的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了近现代西北的荒凉与沙漠化。要改变西北地区恶劣的环境状况,就要加大水利设施的修建,合理调配和利用水资源。发展特色农业,减少对土地的破坏,加大退耕还林还草,改变西北沙漠化的现状,再造生态绿洲,重塑西北现代产业机构。

其四,以文化复兴践行华夏文明传承

西域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动脉,实现了欧亚大陆几大文明的交融,形成地中海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蒙古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融;将此文化连接起来的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在此交汇;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曾在这里繁衍生息,汇集成了敦煌文化的宝库。要对这些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以文化的复兴发展旅游产业、复兴西域文明,深度践行华夏文明传承的世纪工程。

其五,以创新民族政策推进社会治理

西北很多地区依然处于传统的农业发展阶段,生产效率低下,农民收入水平低,贫困人口众多。解决“三农”问题,方可改善民生,在西北地区以科技和产业的导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发展农业合作社,引入现代企业化生产机制,推行土地的“三权分置”,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推动城镇化进程,达到改善民生的效果。而且,在此过程中,需要认识到在大交通和互联网背景下,西北地区的人口结构、文化交融、信息交流等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在这一地区对中国的民族政策需要进行新的思考,以推进这一地区的社会治理,保证西北地区可持续发展。

其六,以创新创业实现经济转型

西北地区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如西安的军工产业、兰州的重工业、新疆的石油和能源工业。在我国产业结构改革和集群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要以集群化发展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全球资源配置导入科技资源,以创新创业重新发现西北地区之沉默价值,进而面向全球市场建构区域产业生态,从而推动大西北经济整体转型。如西咸新区、兰州新区、喀什新区等重要城市增量发展中,都需要以全球视野下,立足本地资源禀赋,通过创新创业的力量,实现“追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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