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叶然(方塘书社主笔)

“地方的意义是通过实践创造出来的。”香港便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让香港成为了英国殖民地。当时的香港,还只是一个陆地面积有限的荒岛,而英国之所以执意要这个地方,便是看中了存在于该地的维多利亚港有成为东亚地区优良港口的潜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香港的确成为了“全球最繁忙的货柜港”,成为了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支柱产业的城市。

在这长达150年的殖民地时间里,港英政府给香港这座城市刻上了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印记。而这一印记的存在,也让香港这座古老,同时逐渐趋向全球现代化的城市又多了一个文化承载体。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同存一度成为香港的文化特色。

两种文化的共存,通常被认为是极有可能发生互相排斥的现象。然而,在香港这个地方,中西文化却彼此相处融洽。而这,在更多程度上,将归结为香港所处的地理位置。

香港在中国的地理上,算是一个特殊的边界。而从理论上讲,在《权力的生成》中,作者用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观点提到:边界具有某种潜在的能力,它可以成为对文化进行观察的自由试验场。而且,在边境地区,不仅可以引入新的文化成分,由不同文化混杂而成的新的文化规则也将得到认可。

“文化与文化相加,而不是文化与文化相对立”。这便是香港的中西文化得以融洽相处的最关键之处。

因为香港的特殊历史背景,其历史建筑遗产并没有因为内陆的社会主义运动,而有文化上的撕扯和“断裂”感,原来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建筑和文化都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同时,于人而言,在对更加民主和自由的权力的追求上,他们则显得尤为地“有主见”。而在对这种权力的追求的过程中,却不是散漫又野蛮的,亦非暴力的。

《权力的生成——香港市区重建的民族志》是作者夏循祥用人类学的视角,深入到香港旧区——湾仔之后,所完成的一部民族志作品。

这样的一部作品,试图告诉我们的,或许并不是一个旧区的重建或修复,该如何顺利的进行;一个关于普通市民的权力,该如何从本来的无权者透过一种社会运动,从而让一个无权者参与到权力之争的一场战斗中。

我想,更多的是,应该而且有必要承认,一个自下而上的权力远比自上而下的权力更容易让某些环境得到安宁。一如作者所言的:社会中永远都会存在对立的双方,城市治理一定要成为一个不断协商、沟通和妥协的过程中,成为一个通过理性交流,认识到对方合理性的过程,也是一个当权者与普通人都做出让步的过程。一个不允许反对派生存的政府并不意味着没有反对派,更不意味着是一个完美的政府。

不论如何,“都不能忘记政府的组建都是人民让渡一部分权力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正视复杂社会的多元性,重视来自不同领域的声音。”

我们在城市里生活,是为了让城市更好,亦是为了让城市里的一切连接的更紧密。

夏循祥  湖北大学学士,武汉大学社会学硕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哲学博士(与北京大学联合培养)。现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医学人文教研室讲师,兼任中山大学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等。主要研究为政治人类学、香港研究、城市研究等。

从“走进世界”到“凝视世界”  

叶然:你在《权力的生成:香港市区重建的民族志》中说,你对都市民族志还有一些疑惑,对田野作业也有一些遗憾,还没有更深的去理解它,现在是否有了更新的理解?高丙中教授在序言中提到,现在我们缺少这种“走进世界”后“凝视世界”的学术人群。其实,现在很多研究学者都做到了“走进世界”,而且也因此研究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是不是可以认为,您所谓的缺乏“凝视世界”,是指研究缺乏高度甚至更伟大的国际情怀?

夏循祥:所谓新的理解就是,通过毕业后对人类学相关著作的阅读以及从教以来对于方法论的教与学,我不再认为我的田野是“失败的”。我已经认识到,田野中的焦虑来自于个人对都市研究中社区概念的不清晰和方法论上的不自信。而在理论上的焦虑是担心自己能否针对所看到的香港故事提出香港学者、大陆学者和管理者都感兴趣的理论问题。

遗憾则是,在香港期间,因为考试和写作的原因,基本读的都是城市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东西,而忽视了对人类学著作的学习。所以,我在写作过程中没能将活生生的田野工作经历与论述框架结合起来,少了些可读性。在很多时候,感觉到自己不那么“人类学”,也曾被如此评论过。

我个人感觉的“凝视世界”,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跳出跟随西方人类学的窠臼,不再将中国或某个被研究地方视为西方理论或概念的试验田,而是扎根于本土(当地),以人类学的方法和历史资源来提出真正属于中国人类学又能被世界人类学群(world anthropologies)所接受的理论、概念。

这些概念既不是完全脱离中国现实的东西,也不是完全不能脱离中国事实的东西。比如国内学者常常讲抗争、讲抵制,往往都在中国语境下强调当事人的策略。一个“依法抗争”概念的成功,引来“以法抗争”、“以命抗争”等多个名词的创生。但它们大多只能在中国语境下生存。学者们在提出有中国内涵的概念时,要看到的是中国已经在世界之中,而世界也在中国之中,不能假装看不见外面的学术世界。

第二,凝视世界,意味着我们要看到世界各地面对全球化时发出了何种声音,我们又该如何发声,如何理解这种发声。

比如广西玉林的“荔枝狗肉节”每年都遭遇国人乃至国际社会的抵制,而越南会安的狗肉馆却在21世纪逐渐成为男性与政治的代名词。吃狗肉在一条国境线之隔的越南和中国遭遇到的不同命运,其中蕴含的国家意识形态、食物政治、文化分化与冲突,以及消费主义的意蕴,需要我们通过扎扎实实的田野调查——即“凝视”之后才能充分地展示,而不是仅仅通过旅行、媒体和政治话语。

我们要凝视的是,中国以何种方式呈现在世界,而世界又以何种方式和表象呈现在中国。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人的民族志能够在所研究国家或地区,获得汉学名著在中国研究中的地位,那这种凝视才真是让人自豪了。决不能是那些从来不懂当地语言、没有去过当地的“名嘴”在各种媒体上侃侃而谈世界各国如何如何。

叶然:对于这本书而言,现在重新看待它,你认为除了都市民族志,还有哪些具体方面需要补充的?除了以上话题,还有哪些方面是目前城市发展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你又是如何看待的?

夏循祥:具体方面有,二手资料偏多——这和我当时语言不太过关以及进去田野的时间偏晚有关,而我自己的一些访谈还没来得及放上去。比如,我一直想写一章“社会运动的轨迹与后果”(是否失败?何种意义上失败何种意义上成功),比如说通过《喜帖街》这首歌出台的前后来讨论社会运动的文化后果。

如果有机会,我会在香港读者,尤其是那些熟悉这场运动的街坊们读过之后进行访谈,然后将学术问题、社会现实问题和他们个人的感觉、情绪等方面做一个持续的比较性写作。

目前城市发展中,我特别关注真正来自“社会”的组织是如何在填补结构的不平衡、改变具体个体在城市中的“传记”。因为这是当前环境下,国内有志之士所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我目前就在跟踪几个这样的社会组织,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国内城市里也能生长出“自下而上的权力”。

香港的文化,香港的旧区

叶然:书中提到,香港是具有西方文化和传统岭南文化两种文化的融合体性质的。对于这两种文化,你认为它们之间是相互融合的,而且正是因为这样的融合,让香港有了很多城市所没有的优势,包括它的国际地位。但近些年,也有很多人认为,香港过去因为是英国殖民地,受到的西方文化影响更深,观念也与内陆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了很多骚动事件。

夏循祥:这两种文化具体的状态,比如是融合还是混合,我不发表意见。但最初的“界而治之”使两种文化在接触时没有产生严重的冲突。殖民当局没有对传统香港民俗、节日、乡土网络进行攻击、贬低、破坏、打击、毁灭。这样,两个文化的边界是慢慢打开的,不是西方文化强行突破、超车、碾压的后果。所以是香港人自己慢慢“钻”进西方工业社会和城市文化里去的——英国人不一定反钻过来。加上这个地方的本土精英都是接受英美等国的教育,城市体制采取的也是西方治理模式,所以香港文化展示了更多的现代城市文化特点。

此外,香港的国际地位和优势,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服务业,来自于普普通通的香港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自我寻找和定位。比如利东街数十家前店后厂的小作坊,能够跻身于全球四大印刷中心之一,靠的就是小商户、小作坊的创新、勤劳、容忍等精神。还有儒家倡导的“内省”:他们会对自己有反思,而不是集体无意识地跟随政府意识形态。而这恰恰是我们认为的儒家文化中好的东西,不仅被现代生活规则保留下来了,而且和资本主义精神也是契合的。

西方是现代城市生活的发源地,香港是国际城市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在这点上,香港必然表现为更加符合现代城市生活规则,尤其是交通、社交等以陌生、匿名为特征的公共生活。这些年,两地在政治方面存在着不少角力,最终在文化层面上引起了诸多的冲突。个人认为,冲突的诱因大部分是,与香港有关(管理、旅游、工作)的内地人的思维和行为不符合大多数普通香港人这些年理解并且遵守的规则。你可以说是西方化,也可以说是必然的文明的进程。

叶然:你的研究是人类学,城市研究。在书中你也以香港百年旧区——湾仔作为研究对象,详细剖析了百年旧区的重建问题。在旧区重建或改造的过程中,不论是香港还是内地,都会有两种声音存在,一种是城市在发展,旧区重建是顺应城市发展的;另一种是应该对传统文化保持一种敬畏感以及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并不十分赞成大拆大建。我在你文中看到的是,在整个剖析的过程中,你是持后一种态度的,你也提到,旧区承载的不只是历史文化、伟大的建筑设计,更多的是形成的一种社区网络、人与人之间的熟人圈和感情依赖。

夏循祥:对于重建肯定不止两种声音,并不是要么支持要么不支持,而是说在具体层面和不同部分方面,有针对性地区分支持和不支持。我并非不支持重建,也并非想单纯地保留任何古老的东西。

香港这些年因为地产经济为主导的价值观,变得太快。一百年间,同一地块已经数次重建。这地方不是不能住人,也不是民间自发申请。那为什么重建?我强调的是知情同意下的选择权。

1,建筑形式本身代表着一种文化的理想。唐楼在“以人为本”这个点上具有香港常见的屏风楼、牙签楼所不具备的很多优点。 2,利东街在历史和建筑等多重意义上都比较特殊。重建则意味着香港不再有同类型的两整排唐楼街道,在历史方面是个缺失。3,在与全球对应的地方性文化方面,本土经济、行业经济遭到人为破坏,有损香港的地方性优势。

叶然:在对传统文化继承和保护上,很多人都会将大陆、香港、台湾和日本联系在一起,并进行比较,尤其是日本,如今已成为很多专家学者用来学习城市建设和传统文化保护的首选。有人将问题归结到经济发展上,也有人将问题归结到城市设计过程中,政策实施和设计师本人上。而在书中,你提到,扮演着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重要角色并不是设计师本人。但对内陆的建筑设计来说,起着重要角色或许是设计师。

夏循祥:我不认为在内地城市建设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设计师,和香港一样,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我觉得首先要改变的是我们有关城市的理念。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程度,也是最复杂的人类集合体。因此,好的城市不是某个领导、某个群体就能够建成的,必须集中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利益的各类群体对于城市和城市生活的理解和智慧。这些理解和智慧之间也许是竞争,也许是合作,但更多的应该是相互补充,彼此兼容。

香港“权力生成”的启示  

叶然:你在书中还提到一个问题:在旧区重建、整改过程中的人员迁、置问题,因为政府和民众之间协商没有达成,往往会有市民运动的产生,而在内陆,往往容易产生“钉子户”现象。但从湾仔区的重建可以看出的,他们的处理方式在几乎不产生暴力行为的情况下,就可解决,这中间就出现了你这本书中所提到的“权力的生成”,而这个权力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认为,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夏循祥:香港这个案例当然不是好的案例。但有几点我们是可以借鉴的。1,政府对于自己权力的认识:非暴力是权力生成的最大前提,否则没得谈。2,政府和开发商应该与被拆迁户利益共享,才能够减少钉子户。3,政府对于程序的重视和尊重。4,要相信居民也是有权利和能力的。国内外城市规划的很多例子都证明,人民有能力规划自己的生活。

叶然:在你看来,香港、广州这两座城市,它们之间的差距在哪里?你认为现在的广州,最具竞争力或者最值得发展的是什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刚刚闭幕,“一带一路”能够给广州这样的城市带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

夏循祥:对于这点,我基本没有发言权,只能简单地说一下不成熟的观点。香港和广州最大的不同就是城市体制。广州最具竞争力的就是巨大的人口、已发展城区面积和其城市经济的辐射能力。广州能够将人口的衣食住行医安置好,就能够创造最好的持续性经济。

单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带一路”,香港和广州一直都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开放门户。如果说有机遇,那就是他们门户的角色将更加重要。

叶然:过去,香港更多的是有着历史年代的城市,也是在内陆城镇化过程中,传统文化保存的最完好的一座城市。而香港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通过填海的方式,建造了一座更现代化的国际城市,传统文化虽然存在,但与过去相比,依然消失了很多。你认为,现在的香港,还是一座好的城市吗?为什么?

夏循祥:在中国的城市里,尤其是特大城市里,个人认为香港还是最好的。城市必须具备混杂性。这一点,从政府官员到普罗大众,香港已经形成共识和基本规则。尤其是刨除政治体制和文化偏见之后,香港是最能够包容多元性的、最符合现代城市精神的中国城市。

叶然:你认为香港的城市建设历程,能够给内陆城市的发展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启示?尤其在旧区重建和整修上。因为,如今,更多的现象是,起初对旧区尤其是有着浓厚历史文化的旧区进行整修时,是保育、保护、保持原来的历史印记。然而,最后,却完全将原来的建筑和人文丢掉了,于是出现了一个徒有虚名的“假历史名城”,要避免这样问题的出现,我们更应该注意哪些。

夏循祥:我认为:1,学术机构、专业人士(包括规划师、设计师、建筑师)在城市建设方面应该更加有权力。2,建筑物的定级和保护、及破坏者处罚必须更加清晰和严厉。3,文化、生活、人口本身就是经济的主要动力;越是本土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点应该成为全民共识。4,城市建设应该更多尊重人,而不是单纯以经济数据的增长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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