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宋彦成(方塘智库文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2017年全国“两会”召开前不久的2月26日,江西省井冈山市正式宣布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这是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相应的,一些省市县区也提出到2018年实现全面脱贫。距离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期限将至,扶贫到了啃硬骨头的紧要关头。

当前,中国扶贫开发的主体也不限于国字号的政企,而是强调创新扶贫协作机制,鼓励并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一改从前主要靠官方输血的扶贫方式,而是利用民营资本以及贫困主体自我造血的方式来脱贫。随着扶贫方式与扶贫主体的多元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得以成为可能。

在“治贫先治愚”的理念之下,“文化扶贫”的价值越来越得到重视。贫困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贫困,更是社会文化资源的贫困,即知识、信息、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文化性的贫困。文化扶贫试图改变这种“贫困文化”,通过重塑贫困地区的文化理念和打造文化产业,以扭转返贫现象频出的状况。

贫困地区的文化扶贫,是对贫困地区文化资源、文化价值的重新认知和有效利用。在很长的时间里,外界认为贫困地区的文化贫瘠,或者形容为“贫困文化”,因而有了向贫困地区“送文化下乡”的诸多举措。然而贫困地区果真是没有文化的荒漠吗,显然不是的。

我们一方面要承认贫困地区在公共文化设施上的薄弱,并对之加以弥补。同时也要认识到贫困地区文化资源的丰裕,并对之加以利用。而解决这两个问题,其实便是本文所要说的“文化扶贫”的两个维度。

方塘智库认为,文化扶贫既要文化的输入,也要文化的输出。一方面,也就是外界对贫困地区在文化事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的帮扶。另一方面,如果要在经济上推动贫困地区的脱贫,则要挖掘贫困地区的文化资源禀赋,加以传承保护和利用,使之造福一方经济。

摆脱“贫困文化”

中国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开发工作为世所瞩目。根据“十三五”的扶贫攻坚规划,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将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在“十三五”开局之年,脱贫攻坚首战全面告捷。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4335万人,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而从2017至2020年的这四年内,还有超过4000万的贫困人口需要脱贫,平均每年减少贫困人口上千万人次,并且还要不断巩固扶贫成果,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返贫情况。未来摆在中国的面前的扶贫任务是很艰巨的。

早在2015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率队到贵州省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就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对扶贫攻坚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的认识,进一步坚定信心和决心,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抓好扶贫开发工作,绝不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掉队。

扶贫开发战略是中国能否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环,事关数百万的国土面积和数亿国民人口,必然是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区域社会发展的核心大战略。在地方上,扶贫开发战略也被视为很多西部省份的头等大事、“一号工程”。如在不久前的2017年2月22日,贵州省强调,要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坚持以脱贫攻坚统领社会发展全局。

随着扶贫开发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力量参与到扶贫开发工作中,扶贫模式也在不断得到创新。原本中国扶贫开发工作,扶贫的模式也被不断的创新。 在“造血式扶贫”的理念下,文化扶贫很早被提了出来,而文化扶贫首先需要向“贫困文化”宣战。

文化扶贫指向贫困地区现代科技文化落后而需要从国家层面以及发达地区进行帮扶,但这种扶贫比直接的物质扶贫更难,因为贫困经济往往贫困文化总是紧紧缠绕在一起,并在一定条件下互为因果、互相转化。“所谓的贫困文化就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

通常所谓的“文化扶贫”扶的是经济贫困人群的观念与态度。在一些关于扶贫困境的描述中,“穷日子穷过”“等、靠、要”“局外人”以及“留守懒汉”等词句屡见报章。所以,据此开出的治贫方子往往是文化扶贫,潜移默化,改变原有观念,助其拔掉“穷根”。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针对贫困地区部分农民赤贫状况,国家及经济发达地区用物质输入的方式给贫困地区援助,以解决他们的基本生存问题。物质扶贫对当时贫困地区的脱贫起了重要作用,但一旦停止或减少物质援助,很容易出现返贫。更令人忧虑的是,脱贫后又返贫的人口再度脱贫难度加大。

扶贫开发被视为很多省份的“一号工程”

为什么单纯的物质扶贫无法彻底根除贫困,为什么会出现“扶贫——脱贫——返贫”的恶性循环这一现象引人深思。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我国于1993年成立了文化扶贫委员会,践行从文化、精神层面进行扶贫的策略。

“治贫”必先“治愚”,文化扶贫的核心在于激发贫困群众自我脱贫愿望。村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能不能脱贫,根本在个人。只有加快深入推进文化扶贫,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状态,最终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保障。

重塑文化自信   

根据阿玛蒂亚森提出的贫困理论,贫困不仅仅指经济条件差、收入水平低,更主要的是指贫困人口参与机会和参与能力的不足。针对我国目前脱贫攻坚的进展情况来看,贫困群众参与是基础,打铁还需自身硬。

事实上,从近年所显现出的趋势来看,贫困是人的贫困,而人的贫困主要是信息的贫困。所以通过开展文化惠民、送戏下乡活动,使得接受信息与知识的渠道与平台得以拓宽与平等化,才能真正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那么,只有做大、做强、做好文化事业,才能扩大贫困人口的参与机会,提升其参与自我造血脱贫的能力。

很多时候,贫困地区的人其实抱守着优质的生态和文化资源,但却不知道这些资源的真正价值。《21世纪经济报道》、渤海银行、方塘智库共同推动的“锦绣”项目,连续多年寻访中国将近50个国家级贫困县,寻访当地的自然风光、非遗传人,并将这些故事以报道和活动的形式,对外界进行讲述。而这种行动的价值便是在于,希望搭建起一座桥梁,让贫困地区认识到自身的文化价值,重塑文化的自信,也吸引外界进入贫困地区。

在方塘智库看来,文化扶贫最主要是要让贫困人口接受新观念、新理念,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拥抱互联网,摆脱信息的贫困,重点是思想要与外部世界接轨。与此同时,除却贫困主体的自我表达之外,外界的声音也不容忽视,尤其是针对贫困县的再表达。

贫困地区都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源,要把这些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出来,使群众既创造文化,又享受文化。

扶贫先扶智,首先要转变贫困地区落后守旧的观念,从中央到地方党政机关企事业团体一致对于文化扶贫工作出资出力,大力完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营造文化扶贫的优良环境。

当前,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起点低、欠账多、基础薄弱。文化扶贫往往能用最少的钱,收到最大的效果,投入产出比很高。大力发展农村的文化事业,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生活的关键所在。

作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贵州提出在“十三五”期间,将围绕“以大文化助推大扶贫,着眼文化育民、文化励民、文化惠民、文化富民,实施十大文化工程,打造十大文化品牌”的思路。

贵州通过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保障了贫困地区群众共享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据统计,2016年,贵州省文化厅继续完善基层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投入专项资金9864万元,补助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社区文化中心1779个;投入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补助资金7553万元,补助1.68万个行政村的村级文化服务点建设;投入2672万元为1336个贫困村配置了公共文化设备。

既然,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的信息贫困主要是传播渠道不畅,那么落到非遗传承人身上就不但要固守根本,还要与时俱进。自2015年起,文化部联合教育部启动了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委托高校等相关单位开展研修、研习和培训,帮助传承人群开阔视野,提升其审美能力和设计生产水平,增强非遗传承后劲,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

发展文化产业   

在扶贫攻坚的进程中党和各级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但惟有政府发力尚显劲道不足,这就需要丰富扶贫参与主体,为脱贫攻坚寻找可供操作与实践的方法与路径。因此,只有一推一拉,被扶贫对象自我奋进,扶贫攻坚的“硬骨头”才能被啃下来。

因此,多扶贫参与主体的产业扶贫自然是精准扶贫的领头羊,而贫困文化当中包含的前工业时代的思想理念与文化资源在工业时代与信息化时代被重新审视与看待,在拥有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理论背书以及文化产业实践愈演愈烈的声势中,象征贫困的民族文化与民俗文化等不再被单纯地视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拦路虎。

由《21世纪经济报道》、渤海银行、方塘智库共同推动的“锦绣”项目,先后走访了内蒙古、广西、云南、四川、湖北、陕西、甘肃等多个区域的贫困县。在走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如果能够借助外界资本和设计、创意的力量,完全能够为贫困县注入新的产业生机。

推动文化产业扶贫,根据贫困地区特有民族、民俗等特色文化资源情况,以特色文化为引领,打造当地特有的文化品牌。通过文化产业发展,一方面增强贫困地区文化氛围,提供有助于公共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另一方面提高贫困地区的自我造血功能,增加当地群众收入,扩大就业,缩小贫困差距,从而有效实现脱贫。

如近两年,宁夏筛选贫困地区先期扶持的重点文化企业34家,先期支持的文化产业重点项目25个,加大贫困地区非遗文化衍生产品开发力度,支持具有市场前景的回族医药、回族服饰、剪纸、刺绣、泥塑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进企业。

如此,在脱贫攻坚战当中,以旅游为基本平台,一方面以非遗为首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为继,另一方面带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再就业,实现脱贫致富。只有以产业带动才能从根本上去除长久以来对贫困文化的污名化,提高传统手工艺人以及其他非遗从业者的社会地位,比如从前社会主流阶层将“巫医乐师百工之人”视为末流,但在今日其以一技之长而日渐受人尊崇。那么,以文化产业为支撑,文化从业者的身份地位与收入得到平衡,就会带动更多相应的从业人员,尤其能够实现贫困人口的再就业与真正脱贫致富。

比如,内蒙古扎兰屯市卧牛河镇是全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拥有大量书法、绘画、根艺、剪纸等文化艺术爱好者,该镇将民间文化艺术转化成文化产业,与扶贫工作相结合,做到文化脱贫,利用文艺作品市场化,从而达到文化富民的目的。

在以文化产业进行文化扶贫的过程中,通过政府的大力扶持,企业团体的奋力前进,以及贫困主体的积极参与,脱贫摘帽指日可待。比如贵州打造的“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府予以一定的扶持和政策上的倾斜,大力培育民族文化产业,通过这个工程,让沿线的老百姓致富。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也不应对文化资源滥采滥用。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荣委、中国民协名誉主席冯骥才特别强调了要“开展”而不是“开发”乡村文化旅游。他指出,开展乡村文化旅游要保护农村文化传承,要确保文化生态的良性循环,留住了乡愁才能留住人、才能更好地为扶贫脱贫凝聚力量。

以文化产业开展文化扶贫才能带动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一方面使得在地文化的根得以保留,另一方面不至于出现过度开发在地文化资源,以致在将来破坏了它的文化属性与市场生态,当地人无立足之本重返经济贫困,甚至出现文化贫困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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