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一剑(方塘智库创始人)、张勋(方塘智库区域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对于中国而言,内部改革和外部开放之间从来都是密切相关,彼此激荡,没有哪一个内部变革方案可以无视外部环境的存在,封闭化地获取成功,也没有哪一个外部开放方案,可以无视国家内部变革的现实,而获得最佳的全球价值。

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审视也是如此。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较多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视角下的诠释视角,虽然在此前国家发布的“一带一路”战略愿景与行动规划中,对这一战略背景下区域和城市定位给出了说明,但直到目前,大家对“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区域发展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的认识依然存在分歧,对于城市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落地过程中的独特价值,并没有很充分的认识。

这一命题对大西安来讲,似乎更加迫切。习近平主席在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时候,曾明确表示:“我的家乡中国陕西省,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我们看来,如何在战略、平台搭建、项目设计等方面充分对接国家“一带一路”,不仅会深刻影响大西安建设的进程,而且,也是陕西省和西安市对这一战略推进的重要贡献。为此,大西安的建设者需要从积极有效地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落地的高度,从经略大西北的战略高度,从中华文明复兴以及国际化表达的高度,重新系统性审视大西安建设。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再次站在历史的节点,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这一带有鲜明的东方智慧的战略主张,经过三年多的积极推动,也开始迎来新的发展阶段。在我们看来,新的阶段,一个面向“一带一路”乃至新的全球治理秩序的超级城市平台的诞生,不但必须,而且必然。所以,大西安的建设应该主动承担此历史使命,扬长补短,在经济规模、文化复兴、全球表达、基础设施等多方面寻求改变,五年为期,历史为盼,用一系列的内部治理变革,激荡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新的全球治理变革时代。

5月14日至15日,北京雁栖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正式召开,这将是一次值得历史性纪念的国际会议,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全球治理主张,更是因为,“一带一路”正在从广泛的价值认知共识,变为越来越多的行动共识,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一战略的价值,开始从概念感知变为生活感知。

在此背景,方塘智库特别对话原陕西省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王军先生,纵论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价值认知,以及这一战略对大西安建设的综合影响。在其看来,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不仅体现了对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政界抬头的战略预判,更根植于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对全面开放战略的战略抉择,与21世纪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潮流互为表里,同时还是中国向来重视经略西北的大国战略直接体现。也正是基于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这些基本研判,其对已经开启的新一轮大西安建设充满期待,并认为,“一带一路”应该成为大西安建设的最重要的战略背景和战略依托之一,成败之间,不仅事关西安之城市命运,还可能事关中国之国运。

经略西北的战略意图明显

方塘智库:我们还是比较愿意从欧亚一体化的角度来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有个解释,在我们看来,作为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板块中的两个,如果欧洲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能够通过海上和陆上两个通道实现了融合发展,这个世界的治理秩序可以说就发生了历史性变迁。

王军:在我看来,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知,至少应该从四个方面来看。首先,这一战略的提出,根植于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对全面开放战略的战略抉择。其背后包括了对全球重回陆权时代的战略思考,顺应了全球地缘经济格局的新的发展趋势和需求。

历史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亚欧大陆物质、科技、文化、宗教和民族的交融,尤其是在盛唐时期将大唐的华夏文明传播到中亚,形成了丝绸西去、佛教东来的历史繁华。15世纪奥斯曼帝国兴起以后,在丝绸之路西段征收高额关税,欧洲人只好另寻通往中国的海路,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发现了美洲大陆。我们常说的海权时代兴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贸易基本上通过海路运输,港口基本上都在东部沿海,这带来了东部沿海城市的几十年快速发展,也是我国上一轮改革开放的主战场。

但是现在,世界的格局已经发生改变,全球化通路正在发生转变,对中国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一方面体现在,随着陆上交通工具的技术突破和商业化,使得亚欧陆路交通的时间缩短、成本降低,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货物和产品输出,也与之前贸易构成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宗商品的转运占比下降,而越来越小型化、高附加值化和精密化的产品开始占据主流,这也是的陆运的优势得以体现。于是,中国在积极应对海上贸易的争端呈现新的趋势和特点的同时,也开始在战略上明确的将目光投向了向西开放,从陆上寻找新的开放坦途,这也是中国走向全面开放的必然选择。如果说以前我们习惯于向东看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于向东西两边看,这背后就是我们说的更全面、更彻底的开放战略。

而且,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我国是一个海陆双栖的国家,不但拥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还拥有14个路上邻国。通过陆权实现向西开放,东西互济,可以使中国的对外开放迈向新的阶段。当然,中国明确提出“一带一路”也在很大程度上提示着新陆权时代的来临。

方塘智库:客观来看,虽然“一带一路”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全面开放的战略,但对西北地区的影响显然会更明显一些,也是对西部大开发的深化。

王军: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点:“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中国向来重视经略西北的大国战略直接体现。

西北地区是国家统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西北地区的治理,自民族国家意识形成以后,经略西北是大政治家的必然选择,左宗棠、杨增新,李维汉、习仲勋等政治家通过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式维护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

汉代设置“西域都护府”、唐代设置六大都护府。清代左宗棠力辩海防塞防之争,力推西北之经略,为维护边疆稳定、国家统一,在西北地区兴修水利、发展农牧、兴办教育,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借鉴作用。还有清末民初的杨增新,治疆17年,处理民族问题,反对分裂祖国,抵抗外敌入侵,澄清吏治,改善民生,不仅在国家动荡时期确保了新疆的稳定,更被认为是现代新疆的奠基人。主要集中于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民族和谐,经济发展,

1950年至1952年习仲勋同志在主政西北期间,和王震一起通过政治解决边疆、民族、宗教问题,以及肃清匪患、土地改革、发展农牧业和重工业的一系列举措,发展了新疆经济,这不仅稳定了西北政治局势、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更为我党奠定在西北地区的边疆、民族、宗教和经济发展等问题的战略和政策基调,影响深远。

1999年中国开启“西部大开发”战略,经过多年推进,西部地区获得了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而“一带一路”战略客观上将使西部大开发进入2.0时代,西部从边缘的内陆地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西北大开发近20年的缓慢进程终于迎来了历史性变革的机遇。“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使得西北地区从偏远的内陆一跃成为面向亚欧大陆开放的前沿阵地。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产业、资本的深度融合,西北地区将迎来历史性变革。应该说,其背后经略西北的战略意图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的战略是西部大开发的升级版,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应该说与中华文明复兴互为表里。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长,中华文明的价值观逐渐得到弘扬和发展。中国作为礼仪之邦,我们更喜欢从全球化思维来看待问题,这就和西方文明的区域性、个人主义观念形成的保守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周秦汉唐是我国经济、文化、军事的鼎盛时期,在唐朝,来自亚欧大陆各族人民在长安学习、生活甚至做官,如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就是粟特人、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高丽人高仙芝等都在大唐做官。大唐盛世以其繁荣的经济、博大的文化、包容的胸怀,成为世界各国人们的向往之地。

中华文明复兴是21世纪的大主题,而长安作为中国汉唐时代的标志物,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如果说欧洲的文艺复兴参照系是希腊的话,那么,中国文化的复兴的参照系就应该是汉唐,其背后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包容和自信。

习近平主席说,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一带一路”战略就体现了这一理念。

汉唐长安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的包容和自信,正是我们今天在包括全球治理命题中。

第四,“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对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政界抬头的战略预判。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年前,当“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时候,世界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抬头还不像现在这么明显,今天再来看,中国面向世界明确的提出对全球化的主张和坚持,意义非凡。

2017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发表演讲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就职演说,表达了对全球化不同的认识,全球化和保守主义两种不同的发展理念将会深刻影响接下来的国际政经秩序。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的领导人对世界发展局势的战略洞察力。

大西安建设的历史性机遇

方塘智库: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形成了多座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发展受益于丝绸之路,也繁荣了丝绸之路。在海权时代到来后,古丝绸之路经济带逐渐归于沉寂,沿线城市成为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那么今天,我们审视和思考“一带一路”战略的时候,沿线节点城市建设问题是回避不了的,我们甚至认为,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一个面向“一带一路”乃至全球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产生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而这也将是我们思考目前大西安建设的重要的战略背景和依托。

王军:“一带一路”的建设,需要城市平台的支撑,总体来看,只有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城市协同发展,才能带动以关中城市群为代表的西部城市群的崛起,形成向西开放的辐射力量。而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大西北的龙头城市,以及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和工业基地,尤其是全球性的文化影响力,毫无疑问,将成为向西开放的最前沿、内陆开放的新高地,最有可能扮演你所谓的面向“一带一路”乃至全球的超级城市平台。

习近平主席将“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概括为“五通”,更具体的来说,可以归结到几大任务上去,这其中主要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沿线地区的连接便利化;推动沿线地区产业的集聚与发展,切实推动沿线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积极推动沿线地区的文明交往,这中间中华文化的复兴和国际化再表达就变得尤其重要;再者就是推进节点城市的建设,不仅在城市内部实现全球化的资源配置,也为沿线地区的城镇化提供动力。

那么,西安作为周秦汉唐的京畿之地,其发展不仅仅代表着城市自身的崛起,更具有文化、民族、城市复兴的象征意义,是彰显国民汉唐雄风自信的精神归宿。所以,在我看来,“一带一路”也是新的时代背景下西安实现“追赶超越”的历史性机遇。

西安是“关中城市群”乃至“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大的城市,应当起到支点和龙头作用,引领经济崛起,维护政治稳定、成为向西开放的强力引擎。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就是城市群的崛起,产业带的发展,大西北的首位城市,应该成为一个超级城市平台。

当然,这也对西安的城市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考虑到西安目前存在着城市规模不够、国际化程度不够、辐射力和带动力不够等诸多问题,无法承担“关中城市群”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城市的引领作用。这就需要我们紧抓“一带一路“历史性机遇,实现大西安的“追赶超越”。

方塘智库:现实的问题是,西安如何在城市规划和内部治理变革上体现和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在我看来,至少有一些明确的原则性的共识。尤其是现在为外界所关注的贯穿于西咸新区的现代化大西安新轴线的建设。

王军: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是陕西省和西安各界一直在思考的。这要求我们应该站在“一带一路”战略的高度来看大西安的发展,站在千年中华文明史的高度来看大西安的建设,正如娄勤俭同志讲的,要站在秦岭之巅来看大西安的建设,跳出城墙思维来看大西安的建设。沿着汉唐的文化脉络,充分遵循历史文脉、遵循山水格局、遵循现代规划理念的城市建设思想。

所以,我们要从更大的格局审视大西安的城市发展规划,西安的城市规划建设必须要有周秦汉唐的标示,必须要有大的轴线、大的格局。比如我们之前提出的沣河轴线——北至九嵕山主峰嵯峨山,沿沣河南至高冠峪,全长约80公里,该轴线处于地理中心,能引领区域空间秩序,优化空间结构,符合西咸一体化和关中城市群建设需要。此南北轴向西65公里是咸阳宝鸡市界,向东65公里是西安渭南界,包括西安、咸阳、西咸新区,同时纳入杨凌、富平形成23个城市组团,东西长约130公里,南北宽约80公里,总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与已通车的关中大环线范围基本一致。此南北轴向东150公里是潼关,向西150公里是宝鸡,这个范围正好是关中平原最宽的地方。

目前大轴线的建设已经我们陕西省和西安市的核心命题,当然,在具体落实中,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需要创新性的处理,比如,产业发展与大轴线建设的关系,关中水系治理与大轴线建设的关系,中华文明和现代革命精神与大轴线建设的关系等。

在我看来,西安近20年来城市建设有二大亮点,一是以曲江为代表的恢复古城风貌主题主题的彰显;二是以浐灞为代表的山水格局、生态文明的彰显。如浐灞对浐河、灞河的治理,西咸新区对渭河、沣河的治理,西安市对“长安八水”等水生态的治理和恢复均取得很好的效果。我们的城市建设要很好的总结发展这些亮点。

方塘智库:另外,在我们看来,西安市近30年共设立了“五区一港两基地”,共计8个开发区,希望以点状布局、互相竞争形成各区域发展的驱动力和增长极,但目前来看,这一以竞争促发展的战略,并没有实现西安的快速增长,反而相对于成都、郑州等对标城市,排名在下降。

王军:不仅是开发区的问题,我们上面提到,西安市的城市建设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城市规模太小,面积、gdp总量和人口数量都太小;二是产业、贸易、科技、人才的国际化不够;三是对城市特质的深度解读和实践不足,周秦汉唐的历史资源没有彰显,没有长安历史文化符号的标志性建筑;四是城市规划过于集中三环以内,城市建设摊大饼,城中村改造沿着三环广建高楼,破坏了城市天际线,堵塞了城市风道和交通,影响了城市的风水;五是对秦岭的保护和在大西安建设中的作用彰显不足。

关于你提到的“五区一港两基地”等8个开发区,我认为开发区太多造成了城市产业资源的分散、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因此应该以系统性思维,以点、线、面的整体布局对各开发区进行规划和整合,站在秦岭之巅看大西安的规划与建设,以《关中城市群核心区总体规划》为蓝本细化大西安落实该规划的方案,辅助于整合西安市开发平台。

留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