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宋彦成(方塘智库文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每次回到家,总能见到会讲故事的人,而我恰是一个爱听故事的人。我自小生长在陕北黄土高原,敝乡出产“羊、煤、土(高岭土)、气(天然气)”四种资源,而尤以煤炭最为红火。在陕西、山西与内蒙古的交界处蕴藏着大量优质的煤炭资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与本世纪初,迎来了煤炭的红利期。

因此,在产煤区域掀起了全民投资入股煤矿的风潮,而通常是以一人之名集资募股,乡党亲戚朋友或以储蓄或以借贷所得入股,而遇到投资项目利好的情况,纵然手中有余钱也作壁上观,只有眼红的份,没有分红的份,通常能够入股,依靠的就是亲缘关系,其他次之。

事实上,这也体现在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差序格局中,在煤炭行业中一人得势,其家族成员通常能够利益均沾,纵是远亲也能分得一杯羹,只是多寡而已。在煤炭产地,家族式坐拥煤矿产权比比皆是,并且会以合抱之势去收购其他煤矿经营权,或者投资以获得股权。体现在收购与并购案中,当资金短期内无法周济的景况下,就以融资(通常是民间集资)的渠道进行金字塔般的聚集热钱,而此类资金的来源一般是储蓄或借贷而来。

其中,借贷的方式又有两种,其一是以固定资产向银行贷款,其二是个人之间的借贷,而在借贷关系中又有作为第三方的担保方,以此维持借贷关系。当然,体现在个人之间的借贷行为,也可无需担保方。如此,维系这种借贷关系的人群便是差序格局中的各类关系实体。

随着煤炭产业红利持续扩大,甚至促成了民间金融机构如典当行的兴起,而典当行最早在江浙地区兴盛为最。事实上,江浙便是国内民间资本最早呈规模集聚的地区,其后在产煤省区渐成气候,无论是声名远播的浙江温州、内蒙古鄂尔多斯还是陕北地区,都在以极大的投资热情同赴产业红利。

而典当行的出现,相比于银行机构薄利少息的储蓄投资,无疑成为资金涌动的风口。如此,通过强关系与弱关系将资本拢聚在一起,用以投资入股炒煤矿。这样,投资者获益,典当行获益,放贷者获益,各方代表都成为煤炭财富的攫取者。在此之中,除却一些打着投资煤炭之名进行集资,实为图谋一己私利的案例之外,其他看起来都很美好。

断裂的民间集资

然而,好景不长,国内煤炭产业的红利期随着国际煤炭市场的震荡而随之告结,加之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兼及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煤炭产业进入低谷期,煤炭价格一路下跌,令人瞠目结舌。如此,表现在投资热度上,银行机构率先对煤炭资金链动刀,而典当行等金融机构深陷其中,无力自拔,资金链出现断裂,引发金字塔中上层民众极大的恐慌。

事实上,早有端倪。随着煤炭产业兴起,房地产市场水涨船高,人们对于炒房的热情也空前膨胀。江浙地区房地产市场泡沫经济的病症最先发作,如此牵连出该地区民间集资的地下市场,也因而成为国内资本市场的一次大地震。然而,积弊已久,纵然有人在觉醒之际才发现泥足深陷,悔之晚矣。

在全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经济造成危害的那几年,在陕西、山西与内蒙古交界地带,在媒体报道中,最先博得公众眼球的是鄂尔多斯的“鬼城”,而其前奏在于作为内蒙古煤炭主产区的鄂尔多斯因民间集资问题而见诸报章,同时各路媒体纷纷披露鄂尔多斯地区因民间非法集资造成当事人跳楼自杀的刑事案件。

一时舆论哗然。然而,与之紧挨着的陕北地区,一切如常。我看到报章报道自杀的人,跑路的人,与我母亲谈起,她以为遥不可及,只是苦害了亡人的娘老子和子女。母亲的所谓“遥不可及”是她没有意识到借贷危机的传染性之厉害。事实上,这也是金字塔结构底层民众未曾察觉的事实,除非大事临头。但是,相信彼时处于集资金字塔顶层的人已然发现危机来临,而向下的信息没有理由不封锁,直到东窗事发。

那些集资用来投资煤矿而短期或长期内未见红利的家庭,他们依旧在等待煤矿盈利以及上家许诺给他们分红的那天,而这一天迟迟未至,遥遥无期。纵观陕北煤老板的发家史,多以积累原始资本后开始进军煤炭行业,其中不乏空手套白狼的商业手段,而也得以成功。虽然,最终一些煤老板没能坚持下来,家败人亡;而另外一些煤炭企业主成功转型,在其他行业逐渐立稳脚跟,成王败寇。

相比于后者,老百姓最不能容忍的是损人肥私的行为,倘若是将募集来的资金真正用来投资煤矿,而不是买房购车,只图自家享受。那么,即便石沉大海,天真的他们真的会相信投资失败的事实,一句话“赔了”就可了事,从而认为自家时运不济,没有财命,甚至可以毫无怨言。

这样的案例在陕北不胜枚举,“投资有风险”,虽然他们在事先被许诺以红利厚息。除却被定性为诈骗的案例外,通过亲属网络形成的集资渠道通向煤矿;那么,处于弱关系或没有平台或资源直接占有煤矿股权份额的潜在投资者(通常以部分职工家庭与农民为主),或者是保守投资者,他们将手中闲置资金放入比银行利息较高的的典当行,此类典当行的利率通常高于银行利息的数倍之上,因此颇得底层民众的欢心。而典当行或作为投资机构或作为借贷机构,同样以分红与获取利息为经营手段。

通常,能搭上典当行的平台也是通过熟人社会的逐级逐层扩散,往往资金数额较小,以五十万以下数额不等构成,这也几乎是工薪阶层与农民家庭全部或大部分的积蓄,其中不乏血汗钱。最初,他们能够定期获得利息,并为其精明的理财行为沾沾自喜,甚至通过银行贷款不断注入其在典当行的账户。

然而,暴风雨前的宁静终于打破,狂风急雨席卷陕北大地,哀鸿遍野。典当行因为煤炭产业的江河日下而一蹶不振,资金链断裂,精明的百姓再不会注入资本,借贷予或投入“黑窟窿”(煤矿)的资金无法回笼,面对债权持有者的追逼索问,如同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就像银行面临挤兑风波一样,典当行因无法交付而宣布破产,其中更涉及一些没有资质的典当行,问题越显复杂。

事实上,当风雨来临之时,人们依旧怀有“再骗也不会骗我”的心理,基于熟人关系网络而建立的借贷体系怎么会因此而出现问题?然而,现实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让他们认识到伤害自己最深的人就是自己最亲近的人。如此,因为利益而反目成仇,骂声不绝,从此不相往来者不乏其例,值得吗?

至于那些间接卷入煤炭行业的生意人,在煤炭产业的红利下涉身其他行业,赚得盆满钵满,其中以个体经营户为主,而他们正是入股煤炭产业的主力军。其实,维持其小本生意除了循例依靠银行贷款之外,也通过个体之间的借贷,而居中的第三方作为保账人通常承担债务人与债权人的信用见证,当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的时候,债权人有权向保账人索赔。

据我母亲所言,一个极端的案例是,当债务人死亡,而其近亲属无偿还能力之时则责成保账人偿还。一个双职工家庭就承担了中间人的角色,因其保额巨大,当地法院依法判决从其夫妻二人储蓄以及工资中抵扣。在当地人看来,原本安居乐业的一个家庭因为“仗义”进行保账而负债累累,难以翻身,此类案例为数不少。因此,经此一役后,陕北当地对于保账一事讳莫如深,甚至在当地早就有男人三件事不可为的民谚,保账是为其一。

诚信作为社会契约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当地社会信用体系的破坏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罪于煤炭产业红利的不再,如此当地信任危机通过借贷关系的一方违约而得以显现出来。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断裂》一书中所列举信任危机的案例,尽是某些行业在做出一些有损行业声誉的行为之时,由此产生社会对其的信任危机,社会秩序的基础得到破坏的事例。

亟待重建的信任体系

在陕北乡土社会中,由血缘、姻缘以及地缘等维系的关系网络,由于利益往来进而被划入“非法集资”的范畴之中,从而造成其信用体系的破坏,最终成为熟人社会心头或显或隐的伤痕。然而,沉湎于伤痛对陕北地方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并非善事,若非步入死局,则应思谋如何走出来。

事实上,这仍是我此次回乡之后的所见所闻,信用体系破坏的后遗症依然存在。迫在眉睫的是,那些陷入死局的债务人是否还可翻身?只要银行大门尚未向其堵死,那么总还是有希望东山再起的。据我所知,一些典当行,通过变卖固定资产来逐步偿还债务,只要诚意还在,那么就可活转过来。

我有一位亲戚,作为典当行的授权管理者,在逐步偿还债主本金之后,许诺在将来支付利息。那些宣布破产的典当行,当地政府在2015年将各债权人登记在册,承诺通过法律程序追回资金。事实上,“老赖”也是破坏当地信用体系的一大毒瘤。弱者的武器在于他们固执地认为将资金放置在典当行与银行一般无二,而无视“投资有风险”的既成事实。

在陕北各区县街道旁的路灯杆上多悬挂着“打击非法集资”的宣传标语,然而思考如何重建信任体系才是重中之重。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该是人们引以为戒的教训,从而成为熟人社会之间借贷关系的终结。而在经历了借贷危机后,当地人更情愿将闲置资金存入银行,即便在“双创”的浪潮下也难以驱动其热情。

这体现在当地大中专毕业生的择业导向主要偏重于各级政府与事业单位,而对入职企业的兴趣不大;另外,整体经济环境中的个体经营户更是叫苦不迭。人们寄希望于煤炭产业的复兴,虽然在2017年初随着煤炭价格的小幅回涨,或许会有新的转机也未可知。

但是,在国内整体经济去产能的大趋势之下,依赖煤炭经济崛起的希望不大,除非地方能够在原有产业基础之上进行转型升级。除却扶植新兴的产业之外,引入社会资本,并适当对所谓的民间资本加以运用。

其目的在于重建当地被破坏的信用体系,使得伤痕结疤,并最终消除疤痕。这就事关到政府如何引导民间资本的问题,规范市场体系,培育理性投资的理念。同此,引导施救当地民间金融机构,比如一些拥有资质并且信用较佳的典当行,挽回民众的损失。

我们什么都可以失去,唯独不能失去信任。在互联网时代,信任的问题首当其冲,比对国内互联网金融行业,比如阿里巴巴与腾讯两大巨头,无论建设支付宝或财付通等作为第三方支付平台,其过程都在于解决信任的问题。但是,以中介的方式来调和彼此之间的信任,始终都是不信任。

在传统汉人宗族社会与少数民族社会中,通常都会以仪式性的祭祀活动来强化社会关系,所体现出的是一种道义相助。关于礼尚往来的信任问题,无论在人类学家莫斯的《礼物》还是马凌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都描述了一种物的永续流动的契约关系与规则,而其根本还在基于道德的信任。

在有关信任的论述中,不止一次有互联网界的精英声明信任才是一切的基础,无论是电子商务,还是依托于互联网的传统行业的重塑,都要面临解决阻挡在现代人面前的信任问题。甚至,有人因此提出下一个风口便是信任。

那么,在一个满地疮痍的地方社会中,当熟人社会由于不信任而产生裂痕,应该如何重新回归往日的你侬我侬?或许可从一些曾经被污名化的行业在去污名化的过程中得到些许启示,比如国内咨询中介行业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并很快没落之后而在二十一世纪初卷土重来的案例,规范化的市场为信息的不对等提供平台,而平台是依靠口碑传播得以确立其位置的。

《列子•力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后有“管鲍之交”,当垂范后来者。

重识乡土中国

唯有重新发现,方能洞察本质,进而启示未来。“重识乡土中国”是方塘智库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进行的基于乡村变革的新型城镇化专题研究的成果专栏,致力于通过全球化、互联网、城市化、技术革新、资本入场等多重时代背景下,多维度、宽视野、系统性求解中国乡村变革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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