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许伟明(方塘智库联合创始人)

我的故乡是一个闽南山村,在福建泉州一个叫感德的小镇以北。村里人以采制铁观音茶叶为主要营生。闽南乡村社会是非常典型的宗族社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到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在我们村乃至多数闽南乡村都是鲜明存在的。

每年春节我回到故乡,我自己的感触也会有所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是,过去我们过年都是回归到乡村原来的某种节庆秩序里。但现在,随着出门工作的人越来越多,村子里的秩序也因应着调整。简单的说,乡村在某些方面在变得洋气起来,但传统的力量仍在,尽管也正发生着变化。

这种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借助不断外出的人群,被复制到城市地区。乡村里既有的关系网、价值观、传统规则,也被复制到城市里。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乡村关系中最重要的血缘、地缘关系,以及其所依托的乡村经济,也因此发生着深刻变化,推动着整个乡村社会的大变化。

过去几年,我也去到过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区的乡村走访。我个人感觉,中国的乡村并不是处在某个结果之下,而是处在一种变化的状态当中,乡村的变化一直持续着,当前正是一种过渡的状态。而我们村,我的故乡也是如此。

乡村将向何处去呢?这受制于我们对这种过渡状态的理解,也受制于我们要为此做些什么。

房子和土地

近几年,我每次回家最大的感触是,村子里的房子在快速地生长。城市里在大规模地建商品房,村子里也不停地建自己的房子。在十年前,我们村的房子数量还没有现在的一半。

至少有两个动力支撑着房子数量的增多,一是村子人口的增多,二是村民外出工作后收入再提升。

但是,在春节之外的其它时候,村里的人是比以往少了很多的——这和全国其它村庄一样,就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我们村还没有演变成那种只剩下老人和儿童留守的样子,但平日里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在外地的。

因而问题来了,这些越来越多的房子盖起来之后,谁在里面住。在一年的时间里,这些房子有多少天是被闲置的。想必有些房子在一年里只有春节时才能被主人使用,平时基本大门紧闭。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农村里盖房子的人,有不少已经在城里买了房产。他们大概算得上比较早拥有第二居所的一群人了。那些在城里已经购置了数百万、上千万产值的房产的人,就更要在老家盖一栋房子了。但将来这个人和他的后代,也都不再可能回到村子里来长期生活。

村子有些房子的建造和装修要花费要六七十万元,这笔钱在县城或市里,也可以买到面积可观的商品房——商品房往往还能涨价。而在村里盖的房子无法出租,也无法在银行抵押,产权也不能转让,简直就是一笔无法变现而且不断贬值的投入。

这么来看,在村里盖房子是不划算的。但其实这房子又是非建不可。因为房子的背后,紧密相连的是身份、土地、财富和公共福利。如果一个成年男子在村子里没有明确属于自己的房子——可以来自祖传,也可以在宅基地上新建,可以兄弟合住,也可自己独有。没有自己的房子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人在村子租房子住。在乡村社会里,成年男人必须得有房子,才是一个合格的个体,然后才是一个经济成员。你要在村里建房子,前提是你必须是这个村子的人,所以,这也是个人和集体之间相互确认的一个过程。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情形:我清楚自己不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回到村子经营茶园,也不大可能在此终老,而我的下一代似乎也注定和村子的生活越离越远了。但哪怕如此,如果在城市里的财务有所盈余,我也应该会和别人一样,回到村子盖一栋房子。大概人们在村子盖好一栋房子,这栋房子那就成为他留在故乡的一个锚,牢固地嵌入故乡的大地深处。

而在城市里买的房子,并不意味着就拥有了城市的福利。尤其是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真正和医疗、子女教育紧密相连的并不是房子,而是户口。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我们那么多人在农村老家“起大厝”,除了少部分人确有炫耀的因素,更多的人确实是给自己和后代留一条在农村的后路。

公路和汽车

房子的外围是要有公路连接的。我这几年开车回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公路越来越拥挤。倒不是公路变窄了——其实公路铺了水泥之后,也比以前宽很多了,而是路上的小汽车多起来了。

以汽车的视角,几乎所有的路都太过狭窄,更何况村里的公路。我们镇里其它村情况有更糟的,有个村子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每次我开车路过那里都非常紧张,因为道路被各种占道,有时来往的车迎头相遇,后车又紧紧相随,左右是停放的车辆和穿行的摩托车——那种不得动弹的时刻对司机来说真的太挑战了。

我出行最大的噩梦是我们镇临近的一个叫剑斗镇的地方,那儿有一段位于镇区内的省道,道路两旁挤满了肉菜的摊子。这样一条大货车通行的省道,生生变成了一个肉菜市场。城市里的这种摊贩是被城管追赶的“走鬼”,但在这个跨越省道中的菜市场,则像某种本应如此的存在,那些占道经营的人们似乎也不觉得这条路本来是用来行车的。

公路,在城市和乡村其实基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里的道路,是一种公共的空间,虽然也会被私家车或摊贩或占据,但会受到交警、城管的处罚。但在农村,公路更像是私人空间的一种延伸,人们想用就用,理所当然。农村的道路是个公共的停车场,也常用来堆放建筑材料,像沙子、砖头、泥土之类的——似乎也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

这种占道的情形,正是乡村社会里的权利观念的正常延伸。在的乡村社会结构里,人们其实就是处在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然后向外扩散的关系网络之中。乡村的河流、山林,也多处在这种观念之中:“我的就是我的,我用不着的才是大家的”。

乡村汽车的逐渐增多,推动着路权意识的逐步建立。而这只是乡村现代化中很小的一部分,有更多的传统的公私权利观念,也将受到冲击。最终,我们或许看到的是,城市文明在乡村传统观念的一种结合。而其中必须有一个清晰的标志,那就是在公私之间有着清晰的边界。

村庙和外出

在公司上班也好,在工厂打工也好,我们村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外出打工。这几年,茶叶不如以前景气,茶农在农闲季节打工的比例也在提升。春节回来村里很热闹,但若是平日里回村里,其实很是冷清。

外出打工的人回来,在村庙里烧香的人尤其多。我家就在村庙附近,父亲说,村庙的历史最远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相当于我们村开山时期。前些年村庙有一次较大的修整,从捐款名单来看,外出的人掏钱是明显更多的,毕竟外出打工的收入也相对较高。

春节期间,我家照旧被来自村庙的鞭炮声笼罩。有亲友来叙话,说话声都被鞭炮声盖住了。最近几年,我自己也会去烧香、放鞭炮,祈求庙里供奉的“元帅公”(相当于开山始祖)保护我在新一年里出行平安、家人健康。

我们都尊信元帅公,如果说,我们村的宗亲有个金字塔顶,那应该就是“元帅公”了,他在庙里接受一代代人的供奉。有时候我也在想,也许“元帅公”最清楚我们村子里发生的变化了。在最早的耕读时期,村民们最渴求的应该是稻谷的丰收,家里人丁兴旺;在后来,有人开始祈求茶叶卖个好价钱,高考有个好成绩;再往后,出门的人越来越多,出入平安、生意兴隆这种祈愿想必也跟着多起来了,搞运输的希望运输生意好,做汽车配件的希望汽车配件卖得好……

过去十来年,我们村在外面工作的人不断增多,其中有很多是在村子某个人在城市落脚后,通过传帮带,逐渐成为颇有规模的一个群体。最典型的是村里竟有上百人在北京卖汽车配件,而这门生意也是起源于村子里某个人赚到钱后,不断带动村子的人外出,顺着地缘和血缘的网络,本村、邻村乃至本镇其它村的人也在京卖汽车配件的人数不断增多。今天在北京东五环某个大型汽配城里,走几步就能见到同镇的老乡。

这种传帮带的情形在潮汕、温州地区也很常见,有些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帮文化。就我们村这么小的群体而言,目前并没有商会来协调外出务工者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也很少诉诸于法律,反过来呢,则是希望借助传统的宗族里的道德或规则来进行干预。

起初,这种干预是很有效的,因为宗族里的规则可以延伸到城市里。但很显然,这种干预也越来越难以奏效了,因为随着乡村社会的分化,以及市场规则愈加的复杂化,传统的处理方式应对新的矛盾时必然更加地力有不逮。

传统的力量没有消失,而新的秩序也没有建立。在我们探讨乡村重建尤其是乡村秩序重建时,需要注意到乡村和城市之间所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联,也要注意到乡村内生力量的起伏。

重识乡土中国

唯有重新发现,方能洞察本质,进而启示未来。“重识乡土中国”是方塘智库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进行的基于乡村变革的新型城镇化专题研究的成果专栏,致力于通过全球化、互联网、城市化、技术革新、资本入场等多重时代背景下,多维度、宽视野、系统性求解中国乡村变革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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