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慧明(方塘书社编辑)

 

《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是作家安宁基于20年的乡村生活经验创作而成。通过鲜活、生动、热辣的乡村生活细节以及乡村人物描写,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开始,并延续到当下的乡村生活转型和巨变。此书并非对“小桥流水人家”的乡村风景的记录,而是专注于看似安静的田园背景之下,勾勒出了乡村一代又一代人人际关系和人情世故的复杂风貌。 

《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是安宁“乡村三部曲”之一,(其他两部为《遗忘在乡下植物》以及即将出版的《乡下人》)。安宁希望通过“乡村生活”、“乡村植物动物”、“乡下人”这三个大的主题的创作,能够尽可能全面地将自己对于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田园情结、乡村人情世故的思考,以及中国乡村生活的精神内核、乡村生存法则、人依赖于自然而不能过度索取的关系,世间包括草木虫鱼在内的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理念,等等的认知,传递给读者,传递给每一个现代人。

对  话

吕慧明:方塘书社编辑

安宁:8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人。已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25部。代表作品:《聊斋五十狐》《笑浮生》《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遗忘在乡下的植物》。曾获2009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2009年度北京市政府优秀青年原创作品奖、第11届内蒙古索龙嘎文学奖、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多种奖项。同时有繁体版图书在台湾等地发行。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安宁的微博为http://weibo.com/anningwriter

1·乡村生活是我生命的根基

吕慧明:书名叫做《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您觉得乡村生活对您写作或者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安宁:乡村生活是我生命的根基,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生,都会与它紧密缠绕在一起。每年暑假,我依然会回到故乡。尽管因为乡村城镇化的进程,或许某一天,我出生的乡村,也会变空,人们纷纷搬迁到乡镇或者县城,住进人际关系变得相对疏离的楼房。但那一片依然在孕育着庄稼的大地,却永远不会消失。我与乡村的关系,大约,就是我们的精神与泥土的关系。我的生命的根基,我的精神的家园,将永远属于乡村,而不是如今生活的城市。

我因此非常感谢乡村生活的滋养,是这种物质贫乏但却与草木自然接触最为亲密的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让我写作的视野变得更为开阔,让我对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得更为清晰透彻。我一直觉得,对于一个写作者,童年时代能够在乡村度过,其实是幸运的,那种与自然草木间的亲密、熟稔与彼此对视,将会长久地影响写作者的精神世界,进而影响他(她)写作的深度与广度。

吕慧明:我个人理解《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是一本以乡村的视角来写乡村的书,所写的是活泼、饱满、热辣的乡村人情世故,对于乡村生活既不美化和想象,也不贬低和轻蔑,您自己在采访时也称是“深入乡村精神内核”的书写。您觉得乡村精神的内核是什么?

安宁:我个人理解的乡村精神内核,应该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人际关系,也即宗族社会与熟人社会;其二是自然田园给予人内心的静谧抚慰。乡村的人际关系非常复杂。我们在城市中,可以跟邻居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在乡村,隔墙有耳,我们熟知邻居的一切,也被邻居熟知。甚至在计划生育时代,连女人的月经周期,都由妇女主任掌握。抬头不见低头见,这种逃不掉的复杂人际交往,让乡村人与人之间的碰撞,和因此产生的故事,也比城市里更多。人常常活在外人的注视之中,而人性中的虚荣、小心眼、自私等等,丝毫不比城市人要少。一般文学作品中,常常将农民设定为善良淳朴的单一形象,而我在作品中想要表现的,则是在这种相对密集的人际交往中,凸显出的更为复杂多面的乡村人的性格特征。

另一方面,因为人际交往而带来的喧哗与纷争,自会有广袤的大地,以及在大地之上的庄稼、植物、动物等等与人类同样具有尊严却沉默不语的生命,给予乡村人以心灵的抚慰。白日所有的喧嚣,人与人之间的争执,人生里的烦恼,在繁星闪烁的夜空之下,在庭院四角的天空下,在茂盛的梧桐树下,都可以一一得到消解。而这,恰恰是住在钢筋水泥围筑起的城市里的人们,所缺乏的。

2·乡村精神的价值是草木田园对人类精神的召唤与抚慰

吕慧明:您在书中写过,村民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向往,例如对“吃皇粮”的老师的羡慕等等,其实表现为乡村和城市在资源配置,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乡村的人有着强烈改变命运的意愿,这也加速驱动了当下乡村的城镇化,同时也加速了乡村精神的衰落,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之下,乡村精神的价值是什么?

安宁:的确,城乡经济上的差距,是推动乡村人走向城市的重要原因。像我们80后这一代,几乎在刚刚懂事的时候,就被父母灌输了通过读书离开乡村、走进城市的理想。我们被乡村美好的田园滋养,也以最快的速度,背弃了乡村生活。这种背弃,是为了改变不平等的命运,为了家族的荣耀,为了能够有城市人的闲情逸致,去欣赏田园风光,而不是为春种秋收而艰辛劳作。

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乡村精神的重要价值,依然是草木田园对人类精神的召唤与抚慰。而且,城市越是扩展,人对这种田园的需求,就越是迫切。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相生的,人一旦背弃并遗忘了自然,拥挤进城市,事实上,是人自身境遇的悲伤与不幸。个人认为,不管乡村如何衰落,人类最美好的生活理想,依然是“瓦尔登湖”或者“世外桃源”般的安静田园。

吕慧明:目前主流的语境是城市化,但是有人呼唤重建乡村精神,恢复昔日的田园风光。你觉得这种恢复有无可能?恢复的契机是什么?

安宁:田园风光的恢复,或许相对容易,但是呼唤人回到土地上,则需花费相对较长的时间。因为想要乡村人留在土地上,土地本身必须有足够的吸引力,可以让农民得到更多的经济上的利益。以我曾经生活过的村庄为例,农民基本还是在单纯地种植玉米小麦等农作物,但因为花费在农药、机械化收割等成本的增加,及旱涝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时候,农民甚至要赔钱耕种,比起进城打工所带来的相对快捷的收入,显然春种秋收的传统生活,已经无法吸引新一代的农民。基本上,村子里依然坚持种地为生的农民,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像我的70后的姐姐,早已将土地以每亩每季300元的廉价价格,租给了别人耕种,他们全家则完全依靠打工生活,并为了孩子上学,而选择搬离了村庄,定居在了乡镇。同时,村庄中幼儿园和小学的相继取消,教育质量的相对不平衡,也是让年轻一代为了孩子教育而搬离乡村、进城陪读并打工谋生的原因之一。

所以恢复的契机,最重要的还是农民有相对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并能够通过政府的引导,加强对于土地的有效利用,农民可以借助产业化道路,通过养殖或者种植,获得可靠稳定的收入。唯有如此,农民才会不再羡慕城市人的高楼大厦,转而回到“一家一院”的传统田园生活模式之中。而我们怀念的“良田美池”“鸡犬相闻”的田园风光,才会重新回到乡村。

3·寻求城市的认同是寻求自我在城市中价值的认同

吕慧明:我看到您在之前的采访中说:“当我们离开乡村,走进城市,并最终在城市工作、定居,像我这样第一代进城的乡村人,却发觉,城市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可是,乡村,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归,我们永远不可能再参与到春种秋收之中,我们成了乡村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丢掉了我们的根。”我个人理解为这是一个寻求城市认同的过程。那么,在构建“城市人”的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安宁:作为第一代进城的“乡下人”,最难的是如何将乡下生长的粗壮的根,艰难地拔出来,深深地扎入城市的水泥地面中去。如果移植不好,会有水土不服的痛苦。无疑,在大学毕业后,能有一份相对稳定、薪水丰厚的工作,并较为顺利地买房买车、结婚生子,大约,可以较好地减少这种身份认同的难度。但凡能够独立完成这些世俗事务的“农二代”,基本都是相对优秀的人,更多的“农二代”,依然在为了能够于城市中生存和立足而奋斗着。物质无法保障,精神也会相对漂泊;乡村回不去,城市也无法很快地扎根,痛苦因此而来。

寻求城市认同,不仅仅是自我的认同,还有对外人,包括城市原住民和乡下家族亲朋的认可的关注。像我这样来自于乡村的80后一代,奋斗的重要目的,大约,就是让自己的下一代和父母,都能活得更轻松一些吧。寻求城市的认同,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寻求自我在城市中价值的认同。

吕慧明:由于乡村的巨大变化主要是城镇化的挑战,一些作家只能靠挖掘过去的素材,一些作家因素材面临枯竭,从而转型到其他写作上面,您怎么看待如今乡土题材的写作空间不断被挤压的情况?

安宁:当下乡村的发展,因为机械化、城镇化,的确让很多过去美好的回忆消失,但同时,也有许多新的变化。比如最近在鄂尔多斯的准格尔旗,走访了许多的乡村,发现当地因为耕地和生态环境受到破坏,而采取的“退耕还林”、大面积植树种草的政策,让这片过去以盛产煤矿闻名的土地,在几年内,绿化率就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森林一样空气洁净、天空湛蓝、随处可见飞鸟的山村中开车行走的时候,我因为发现了乡村未来的绿色之途,而重新对记忆中的田园生活充满了希望。我想绿色永远都是乡村吸引人回归的主色调,我也相信会有一天,城市里打工的农民,会重新回到乡村,通过产业化之路,开启新的乡村生活。

而乡土素材的枯竭,我个人觉得,不是乡村环境变化,造成素材本身缺失或被挤压,而是作家与乡土之间的距离拉大的缘故;乡村中任何细微的变化,都是值得写作者去记录的。归根结底,写作者的任务,不过是发掘这些细微的变化,记录我们这个时代,在破坏乡村——离开乡村——重建乡村的道路上,历经的一切。

留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