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慧明(方塘书社编辑)

“民以食为天”,食物维系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文学作为关照现实生活和人类理想的艺术形式,从其诞生以来就一直对不乏对食物的关注和描写。从文学中的食物描写,我们几乎可窥见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所有内容。食物如此重要,以至于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执着地认为:“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旧食记》就是这样一本可以通过食物,看见现代中国转型和变迁的激荡历程,亦可以洞察生于其中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境遇的佳作。这本书描写的是童年时代东北农村地区的食物,春天的青杏、水萝卜,夏天的烀苞米、辣椒焖子,秋天的茴香豆,冬天的烤地瓜,四季的美食在作家杨荫凯的笔下纷纷登场,童年的美好记忆和乡愁交织不断,构成本书的情感重心。

“在饥饿的衬托和父母辈巧手之下,那些春天的野菜、青杏,夏天的玉米、西红柿,秋天的葫芦、红枣,冬天的酸菜、粘豆包,都幻化成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美食和最美好的回忆。于是,对童年的记忆实际上演化成关于美食的记忆。”

如果说,儿时关于食物的美好回忆是硬币的一面,那么对于故乡的思念——乡愁便构成硬币的另一面。在《酸酸的青杏儿》一文中,作者先写吃青杏留下的美好记忆,“摸出个青杏,小心地咬开,一股酸酸的,苦苦的味道瞬间从齿间流满口腔,忍不住打了个冷战。青杏儿的核还未长好,一口下来,能看到里面白嫩的杏仁。用手扣出杏仁,捏一下立即冒出一股清凉的水儿,舔一下是淡淡的苦味。”“吃完杏子之后,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将甜杏仁搜集到一起,找来锤子或者干脆找块砖头,轻轻地把杏砸开,取出里面裹着褐色外皮的杏仁。放入嘴里急三火四地咀嚼,一阵脆响之后,一股清香的乳浆很快溢满口腔,让你不由自主地产生愉悦感和满足感。”

在浓墨重彩地描写青杏带给味蕾的快感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如今进城了,青杏是难得一见的,见到的杏子基本上被制成杏干、杏脯了,味道虽好,但没有那种酸得全身发抖的感觉,也多多少少有些遗憾,而‘绰杏核’这种游戏现在的孩子更是不懂、不会的,只能停留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深处。”

在淡淡的伤感中,乡愁指向的不止是东北的白山黑水这一具体的地理空间,更加指向的是一代人精神记忆的家园。关乎我们的历史,更关乎我们未来。

百年中国文学的乡愁书写

纵观中国文学史,20世纪之前的文学,在农耕文明的参照之下,对于乡愁的书写更多是宁静和平人生的体验,或者失意之人,漂泊游子的羁旅之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每逢佳节倍思亲”、“乡心向此迷”,这里的故乡是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家园,乡愁的指向更为明确,更够给人以精神慰藉。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联系,胶着而不能动,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世坟墓安于斯。故彼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维望时间之维延。绝不想人生有无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具足,循环不已。彼之所想象而蕲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

20世纪以后,随着工业文明的侵入,农耕文明稳定自足的状态被打破,在工业文明的审视之下,文学中的乡村多以“问题乡村”的面目出现,乡村是野蛮落后的,农民是愚昧无知的。作家带着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土地和周围的人群,乡村呈现出凋敝暗淡的景象。乡愁则更多的指向对乡村未来的忧虑和迷茫。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是典型的代表。

20世纪三十年代大部分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之所以将乡村作为病态的社会,需要引起疗救的注意。究其原因:“在于新文化先驱者们的‘现代观’。在现代民族国家间的霸权争夺的紧迫情境中极力要‘现代化’的新文化倡导者们往往把前现代性的乡土社会形态视为一种反价值。乡土的社会结构,乡土的精神心态因为不现代,而表现为病态乃至罪大恶极。”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中的乡村描写以塑造具有革命性格和斗争精神的新型农民为主,文学作品以配合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为主要任务,乡村的人伦情感,社会习俗退出文学作品的视线。政治因素对乡土中国进行重构,人和土地的感情转化为政治抒情,乡愁异化为革命话语之下的,充满热情高度乐观的理想的乌托邦形象。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松绑,文学中的乡土描写开始反思在特殊时代之下农民的深重苦难,以及从文化寻根角度,揭示一个家族,一个民族在历史深层结构上民族心理素质,以寻找历史推动和文化前进的力量。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作品皆属于此类。“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开始滥觞,他们大多以农村描写对象,但目的并不在于描写农村的生存本相,而是利用农村寻根,利用乡村表达零散不一的文化看法。”此时文学作品的乡愁指向的是蕴含在民族部内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基因。

时间走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乡村的发展被泡在了时代之后,破败、荒凉、凋敝与荒芜成为乡村的景象。乡村的文学书写,更多集中在对破败的乡村之下的人的精神的堕落的描写,以及在对城市文明的追随中,乡村自我精神的迷失。此时,乡愁指向更加飘忽不定和迷失自我。由于文学的市场化,社会阶层的分离和固化,作家对土地的隔阂等原因,这一时期,乡土文学创作出现难以为继的困境,并且持续到新世纪。

以食物寄托乡愁,呼唤乡村精神复苏

将《旧食记》放到百年中国文学乡愁书写的历史语境之下,作品中通过是食物寄托乡愁,呼唤乡村精神的复苏,对于当下乡愁书写面对的犹疑、摇摆、迷惘的困局,作者的美好愿望终究是一种微弱的声音。

未来,不论是乡土文学还是乡村的现实,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处安放的乡愁:身份焦虑到身份认同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旧食记》在浓墨重彩地描写乡村食物的之后,总是会流露出对城市食物的一种似有似无的遗憾。这种遗憾,不仅是对过往的怀念,更多表现为对自我身份认同的些许怀疑。

依据社会心理学的解释,“身份”一方面是指“身份、本身”,回答“我是谁”的困惑,强调实体的个人所处的地位以及不同于他人的个性;另一方面,则包含了“同质性、一致性”的确认,是认知主体基于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而形成的情感即归属感,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归为某一类别、群体或组织的过程。

当带着一种文明印迹的人,进入另一种文明时,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两种文明的龃龉。这种不适表现为对原有身份认同怀疑,以及对新的身份认同的构建过程。“认同危机的产生,与文化传统紧密相关,一个人通常对传统的自觉或者自发的态度来确立自己的认同,而当一个人在各种文化传统的对立、冲撞中无所适从的时候,就必然陷入认同危机。”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许多农村人口通过升学或者通过打工的方式进入城市,农民与土地、宗族、家庭之间的关系日渐淡漠,旧的身份逐渐在城市化过程中消解,而新的身份尚未构建。本书的作者无疑是幸运的,通过升学的方式,在城市中扎根落脚,在身份转换过程中,迅速适应新的身份,并且构建了新的认同。只是偶尔会出现些许的动摇和怀疑。

然而,对于大部分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而言,新旧身份的转换和撕裂显得更加痛苦和漫长。他们的传统的精神根基和文化身份在城市化过程中遭到消解,新的身份一时难以建立,他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离,乡村和城市之间漂泊,成为当下城市化过程中艰难生存的“中间人”。这是为什么当下文学中乡愁的书写指向总是充满不确定性、焦虑和迷失,源于农民群体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被边缘化的焦虑。

如何快速让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快速构建起新的身份认同,由身份焦虑走向身份认同,依赖社会成员,体制从上到下的改革和完善。当务之急是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的束缚与不公,打破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不公平政策和待遇,建立包容共存的社会,让他们既能留得住也能回得去。

那时,他们的精神有所依附,不再为身份认同而焦虑,文学的乡愁书写也将更加地自信、明朗、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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