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吕慧明(方塘书社编辑)

中国的未来在哪里?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仁人志士来说,厘清千头万绪的现实纠缠,为中国的未来出来指明方向是当务之急。同样,对于梁漱溟来说,中国的未来在于辨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从而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一种现代性参考。他认为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也涉及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实践问题。只有正确认识中国文化之后,才能为中国的社会改造提供有价值的、可操作的设计。

《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由“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两个部分组成,反映了梁漱溟遵循着由认识问题到解决问题的一贯思路。梁漱溟认为,“同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位和以道德代替宗教。”这样的社会,是以人伦情感为纽带,不容易形成阶级对立,从而也形成自由散漫的民族性格。

这样的社会,虽有其长处,但也有严重的缺陷。表现为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因此,他认为,必须引进西方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应用于乡村建设,构造新的社会组织,复兴农业,从工业引发农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进一步实现中国的文化重建和民族复兴。

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是在肯定中国文化合理性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理论来改造文化。并不赞成全盘西化。“中国如有一个团体组织出现,那就是一个中西具体事实的融合。可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西洋人的长处。中国固有精神,重要的不外乎是两点。一是互以对方为尊重的伦理情谊,一是改过迁善的人生向上。西方近代团体的长处,则有四点:一是,团体组织,此点矫正了我们的散漫;二是,团体生活中的分子对团体生活会有力的参加,此点矫正了我们被动的毛病;三是尊重个人,此点比较增进了以前个人的地位,完成个人的人格;四是财产社会化,此点增进了我们的合作关系。”

可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一种“内生的现代化”。这种内生性充分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尊重,同时也体现在利用传统文化经验对西方文化的外来经验文化模式加以吸收和重构。

在我们看来,在当前,我国乡村建设进入转折和关键时期,许多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重新挖掘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深度,对于反思目前我国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有一定积极意义,从而为今后的乡村建设提供价值尺度和走向。

中国乡村建设与温和改良模式

依照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构造一个符合东西方文化长处的社会组织是乡村建设的起点。“乡农学校”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场所。“乡农学校”是引进西方文化的长处“科学技术”和“团体精神”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儒家传统而设计的一个地方组织,并非传统国民教育层面上的学校。这个乡村组织是理想社会的蓝图和样本,也是中国进步的必要条件。

“乡农学校”由四部分人组成,校董会、校长、教员、学生组成。校长起教训监督作用,教员起推动设计作用,学众起立法作用,校董会起行政作用。其中,除教员以外,乡村学校的其他成员都是本地居民。梁漱溟认为,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主力。然而,单凭乡村的力量略显单薄,还要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技术,新方法的人与当地人结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

梁漱溟对于学众,提出一系列的要求。例如,要以团体为重,这其实是对儒家文化以家庭为重的一种超越;要敬长睦邻;要爱惜事理—“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要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开会必到,事事从心里过一遍;尊重多数,舍己从人等等。

对于“乡农学校”这样的一个乡村自治组织,梁漱溟对其寄予厚望。在社会方面,“乡农学校”可以克服乡村社会的陋习,引领农民进入新生活;在经济上,通过互助合作,改善农村金融流通,引入新技术;在农业复兴以后,农村市场就产生了对工业品的需求,引发了农村工业,进一步引发国家的工业化;在政治方面,农民在乡农学校学会了民主的习惯,为国家的民主政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样一来,“以建设完成革命,以进步达到平等”的乡村建设目标得以完成。

我们可以发现,梁漱溟希望通过“乡农学校”这样的组织形式,能够培养学众“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的习惯,这种培养并不是要求彻底决裂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与西方的优势进行了嫁接与融合。同时,是在充分尊重和充分了解乡村内在文化肌理和社会经济的情况下,进行的温和改良模式。

长久以来,我国的乡村建设道路走的是一条“乡村城市化”道路,例如,集中居住、以地换房、农民上楼等措施,盲目地把村庄改造成城市社区,通过消灭村庄的方式来实现城市化。然而,此种方式间接地消灭了乡村的文化和精神。时至今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在充分尊重乡村传统文化基础之上,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在新的乡村建设浪潮中,为我们提供了借鉴的经验。

所以,我们认为,乡村的建设道路应该是多元化的,在适应当地乡土文化、地理特征、资源特征、历史禀赋等基础上,做出的最佳选择。

坚持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梁漱溟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当时“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的时代语境之下,坚持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反对激进式的改良,与当时的激进主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激进主义者认为,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农业大国,因而运用西方现代都市文明,改造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中国尽快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而梁漱溟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于发挥传统文化优势,谋取乡村发展,达到一种“乡村文明”。“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绝不能有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

当然,梁漱溟所谓的乡村文明,并不是为了对抗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是为了让乡村的发展在具备自身特点之外,具备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优势。

当前,我国正面临“乡村消失”的危机。据《中国统计摘要》的数据,中国平均每天有20个乡村消失。按照常理,如果乡村消失仅仅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的自然产物,这种结构变革应该是一个非常缓慢且温和的历史进程。但是,目前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中国乡村消失的速度已明显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合理区间。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是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与传统的生活形态密不可分。乡村的消失,意味着乡村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正被颠覆和置换。

如何挽救正在消失的乡村,重新发现乡村的价值,为当下的乡村建设提供价值取向和参考坐标?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梁漱溟给出了蓝图和样本的话,那么贵州遵义的沙滩村则为当下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做出了现实回应。

沙滩村位于贵州遵义市新蒲新区的新舟镇,清代末期以来孕育了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名人。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积淀深厚的文化环境,沙滩村不断激活乡村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乡村文化复兴,同时为沙滩文化注入现代因素,走出了当下乡村建设一条独特道路。

方塘智库的研究提出,乡村建设从来没有一条现成的路可走,只有在结合当地实际的情况下,重新挖掘符合乡村的价值,才能走出一条充满活力的乡村建设之路。在当下文化断层、人口流失、价值失落、环境污染等诸多危机面前,重现发现乡村的价值,拯救不断凋敝的乡村文明,显得尤为重要。

台湾乡村建设对梁漱溟的批判性继承

一直以来,我们的发展思路都是城市主导型的,资本和资源严重向城市倾斜。这种有失公平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拓宽了城乡差距,加剧了“马太效应”:一边是各级城市赶欧超美和持续大发展、大繁荣,另一边却是“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自嘲与感叹。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发展思维,其结果必然导致乡村的衰败。

 

值得玩味的是,20世纪50年代,台湾开始批判性地继承梁漱溟的思想和经验,经过一系列和平渐进的乡村土地改革,培养了庞大的自耕农群体。同时,改造了日本统治时期的“农会”,使之成为农民自己的组织,也成为农民与市场之间的联系。此外,农会还承担了,农业技术的改善和推广,农业教育和金融服务等责任。

可以看出,台湾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培养了大量的自耕农使其形成组织,另一方面,引进了先进的科学和技术。这和梁漱溟主张的“团体组织”加“科学技术”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台湾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完成了改革,并在农业复兴以后,引发了工业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地主卖地的大部分资金投向了工业),工业又促进农业发展。与梁漱溟提倡的“从农业引发工业,以工业推进农业”有异曲同工之妙。

看以看出,不论是梁漱溟的乡村发展理念,还是台湾的乡村建设经验,城市和乡村根本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和乡村互相促进,城市体现效率之美和技术之美,乡村体现自然之美和文化之美,城市和乡村互通有无,这才是健康的城市和乡村关系,才能达到费孝通所说的城市与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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