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吕慧明(方塘书社编辑)

“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团结力,‘四力’兼并的人,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作‘新民’。”这是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一书中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理想农民的描述,更是对当时整个国民性格重塑的期许。

彼时,古老的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激烈动荡的年代,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的推动,中国终于迈出了走向了现代化的步伐。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国内军阀连年混战,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投向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身上,走向民间,启蒙社会,通过对底层社会的改造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社会和现代国家的转型。“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梁启超的这句话,印证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转变。

《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是晏阳初先生乡村建设思想的集中体现。此书不仅闪烁着改造民族,启蒙思想的理想主义光辉,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本书里记录了1929年以后,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放弃北京的舒适生活,举家迁往河北定县,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建立平民教育示范学校,到乡村实现唤醒民众,改造农村的经验。

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负担着“民族再造”的使命,通过农村运动可以实现这一伟大使命。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的经济基础在乡村;第二,中国的政治基础在乡村;第三,人的基础在乡村。人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所以贫弱,究其原因是忘了人这个根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强固基础,坚固根本,“本固”然后“邦宁”。乡村建设是固本工作,所以复兴民族,首当建设乡村,首当建设乡村的人。

在今天看来,晏初阳的建设乡村的思想,依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培养职业化的农民迫在眉睫

纵观《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一书,晏阳初认为,当时中国农村存在“愚、贫、弱、私”四大弊病。针对四种弊病,他提出四种方法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其中,生计教育就是今天的所谓的农民职业教育。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实行文艺教育之识字工作不久之后便发现,农民掌握了文字知识后远远不够,因为这不能给农民带来切实的利益,也不能改善农民的现状。农民学习读书写字并不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农民依然难以摆脱贫困的状态,乡村依然是落后颓败的局面。因此,他针对性地提出了生计教育。“生计教育的目标,要训练农民生计上的现代知识和技术,以增加其生产。要创设农村合作经营组织,要养成国民经济意识与控制经济环境的能力。”

生计教育内容具体包括:在种植方面,组织农民种植经济作物,教会农民农作物的科学选择、蔬菜引进、果树改良、防病虫害等;在家畜饲养方面,教农民选择畜种,改良圈舍,预防家畜疾病的方法等。在经济方面,生计教育教农民运用文艺教育中所学的知识,进行家庭记账,记录农作物和牲畜的生产生长情况,向农民传递外界市场信息,组织农民成立具有行业合作性质的合作社,壮大农民的力量,避免中间高利贷者,商人的剥削。在农村工业方面,晏阳初组织有关技术人员改良农村工业,运用科学技术提高定县传统棉纺工业的质量等。

反观当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程度依然不高,原因在于现代农业是技术、资本和服务密集型农业,要求从业者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专业技能、市场意识等。然而,在不少地方,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都是以老人为主,他们普遍缺少相应的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能力,还有些地方依然延靠天吃饭的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因此,培养职业化的农民迫在眉睫,将农业由“多数人的副业”变成“少数人的职业”,这个命题,在国家政策的主流语境之下,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农村青年人才的培养是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上世纪30年代,晏阳初对农村青年的培养和教育就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就各方面看最需要教育的是农村中的青年,最缺乏教育机会的也是农村中的青年。青年有积极创建的勇气,是建设工作中的中坚分子,又是直接的生产者。民众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使受教育者消极地取得相当的教育,更要以教育的力量,培养一种新的力量,能够使所受的教育,在他们的行为活动上受到影响,从事本身活动的改进,从事农村的基本建设。”他还指出:“他们(农村青年)是‘既往的好手’,又是‘开来的良弓’,定县40万人中有8万青年。以此推算,全国有8千万的农村青年,所以农村运动的使命在民族再造,民族再造的中心在青年。”

为了培养农村青年,晏阳初提出成立同学会,作为“接受继续教育之团体”。成立同学会的宗旨在于,其一是推动和介绍“四大教育”在乡村的作用;其二是训练青年农民的集体生活,培养青年农民建设的自觉力量。加入同学会的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有“勇往进取之心”的14—25岁青年农民;第二,必须是已经接受了相当程度的教育;第三,有要合作的意识和服务农民的决心。可见,晏阳初深刻地认识到青年农民培养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已十分严峻。留守人口规模的扩大、从事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人口数量和素质下降,农业粗放经营,耕地抛荒;农村宅基地空置,形成“空心村”,土地资源浪费;伴随而来的是农村社区治理水平下降,组织发展落后,农村人口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日益衰败。

在方塘智库看来,造成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户籍制度。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大量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打工经商,然而其家庭成员并没有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打破,从而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要破解乡村的空心化的问题,除了改革户籍制度,最重要的是,乡村要增加自身吸引力,改善农业发展环境,留住优秀的青年人才,培养新型农民。

乡村的建设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过程

今天再读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和借鉴。

第一,乡村的建设是系统性工作。晏阳初先生提出四种方法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为了能让这四种方法顺利实行下去,晏阳初又提出”“三种渠道”来贯彻这四种方法,分别是:学校式、家庭式、社会教育式。学校式教育分为,初级平民学校和高级平民学校。初级平民学校教农民读书认字,时长为三到四个月。初级平民学校毕业以后,有继续愿意深造的学生,高级平民学校,将其培养为乡村计划的带头人和知识技能的推广者。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将学校教育中课程的某一部分交给家庭来承担,培养家庭的社会责任意识。社会教育,主要是上文提到过的成立“同学会”,培养后备优秀农民主力军。

从“四种方法”到“三种渠道”,可以看出,乡村建设是一个由上而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全面联合,是一个系统而连锁的反应。当下我们在进行乡村建设时,一定要认识到乡村建设是长期系统性的工作,注意到当地经济、文化、社会、自然条件等协同发展。

第二,乡村建设是一项复杂性的工作。从1929年到1937年,在河北定县成立8年的“中华贫民教育促进会”,以失败告终。除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原因,还有以下原因。

其一,缺乏对乡村社会结构的深刻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传统的士绅政治和宗族统治在乡村依然根深蒂固,士绅阶层一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着乡村的权利,在各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平教会在乡村建设过程中,难免会触犯士绅的利益,由于没能处理好好士绅的关系,最终遭到抵制。

其二,平教会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活状态。平教会在定县8年,其活动大多仍处于研究、表征、示范阶段,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普通百姓受益有限。因此,农民建设乡村的积极性减退,对平教会的态度又当初的夹道欢迎变成冷漠嘲笑。

第三,不能正确吸收国外经验。对于国外的经验,晏阳初本人主张办中国自己的教育,“现在所谓教育并不是新的产物。实在是从东西洋抄袭来的东西。日本人留学归来办日本教育,英美留学回来办英美教育,试问,中国人在中国办外国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各国的教育有各国的精神和制度,各有它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不能乱七八糟拿来用。”晏阳初这种立足中国国情,办中国特色的教育的思想,在当时仿欧美风潮盛行的时代语境下具有先进性和创造性。然而,矫枉不能过正,一味地拒绝吸收外来经验,闭门造车,只能作茧自缚。

说到底,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它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需要破解各种社会矛盾,理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作为乡村的改革者和建设者,不仅要有理想主义情怀,还要有冷静审视的头脑,长远的眼光,和纵观全局的应变能力和执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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