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伟明方塘智库沙滩文化

文|许伟明(方塘智库文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58岁那年,黎庶昌病重,回到了故乡贵州遵义市沙滩村。就此,他的人生进入了晚景。在那之前,黎庶昌有过一段动荡而神奇的生涯。25岁的黎庶昌,入晚清重臣曾国藩幕下,在曾营6年,为“曾门四弟子”之一。39岁,开启外交生涯,历任驻英、德、法、西等使馆参赞,被誉为清代黔北“睁眼看世界第一人”。44岁,两度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回国后,创建云贵会馆,举办洋务学堂。黎的一生,经历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节点事件,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日战争等,而在文学方面,他亦是桐城派在晚清的重要成员。一生中,黎庶昌周游世界,阅尽人间精彩,但晚年偏要返乡,可谓落叶归根。

沙滩村位于贵州遵义市新蒲新区的新舟镇,黎庶昌是从这个地方走出去的重要人物之一。和他同时代的还有郑珍、莫友芝,并称“遵义三杰”。三人都生长于乡村,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哪怕一生周游世界,晚年亦退守故乡,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如今,三人的墓地也相距不远。

“遵义三杰”都是晚清中国读书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出生于偏僻的乡野,通过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兼具家国视野和情怀,尽管闻达于当世,也不忘眷顾乡村故乡的发展。

在今天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被视为是促进城乡和谐、加快转型的关键。这种背景下,乡村建设再次成为当下社会发展的重大命题。官方推动的“美丽乡村”建设,和来自民间的再造故乡的尝试,都是对这一命题的回应。但在今天,乡村所面临的是社会经济的根本性变迁,农耕文明渐行渐远,乡村文化逐步萎缩,乡村精英大量流失且往往一去不返。所以当下的乡村建设的难度,可谓不亚于以往任何时期。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能够从黎庶昌们身上,或者从当地的沙滩文化的复兴当中获得什么启示呢。

今天的中国乡村和百年前的乡村,有着显然易见的巨大差异。方塘智库认为,这种差异,除了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之外,还有一个更根本的是,今天的乡村文化在城镇化、现代化、全球化和大众传媒的语境下在逐步弱势,乡村文化的认同与自信也在消逝,乡村文脉严重断裂。一个半世纪前,只有25岁的贵州乡村青年黎庶昌,困顿于京城尚能直言国家变革之策,并据此入曾国藩幕下。但今天一介乡村少年进入城市,因精神坐标的模糊,他内心更多的大概是茫然无措、进退失据。

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和希腊的英雄们一同踏上特洛伊的征途,而他的领土伊萨卡岛则陷入了乱局,除非奥德修斯再度回到故乡杀掉叛乱者,否则叛乱只会一直持续下去。这和今天的乡村有些类似。只是今天的离乡者,无奈地哀叹着故乡的破败,却鲜少有人有奥德修斯的勇气,毅然地回到家乡。

在当下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内,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都有深远意义。而沙滩文化的启示意义在于,重新激活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从这些传统文化遗产中寻找现代的智慧源泉,以在地教育的维度对乡村教育进行再思考,重新接续乡村文脉,重建乡村文化认同与自信,为乡村人提供清晰可辨的文化坐标与气质,最终为乡村发展提供新的文化动力源泉。

“逃离乡土”的乡村教育设计

今天,离开乡村的乡村精英们,很难像黎庶昌们那样再回到故乡了。除了城市和乡村在就业机会上的悬殊外,也因为今天的乡村教育在实质上在推动乡村受教育者“逃离乡土”。就像陶行知曾说的,“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

很显然,乡村教育提升了乡村的知识水平,对乡村人口认知外面的世界有着重要帮助。但在当前的乡村教育中,“城市化”的取向过于严重,而乡村本土的教育则异常匮乏。导致受教育者认为,接受教育的目的就在于离开农村进入城市。

而乡村教育的这种“逃离乡土”的趋向,根源在于乡村和城市存在的巨大反差。城市无疑拥有着最现代的建筑和各种设施,城市是参与国际竞争和交流的主要场所,城市里的高密度的人口集聚带来了文化生活的多元化,使得城市文化显得更为诱人。这种背景下,在乡村教育对城市取向的偏重,有助于推动乡村更快地认知与融入现代社会,因而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然而,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一直采取一种俯视甚至漠视的姿态。又由于目前的乡村教育当中,“城市取向”已然是主导性取向和目标,因而在乡村教育的设置课程内,乡村文化反倒被排斥在外。其结果是,大量的乡村少年虽然在乡村接受教育,但其精神世界和乡村存在脱节。固然,乡村学校教育教会了他们一系列的知识,但最终却是在将他们从乡土社会里剥离出来。

在前些年,电视真人秀节目《变形记》曾热播。这个节目的套路是,将贫困山村家庭和城市富裕家庭的孩子互换,让城乡的孩子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变形”。而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城市的孩子感受了农村的艰辛后,坚定在城市好好学习的想法;而农村孩子因为看过城市的繁华,对比农村的落魄,坚定了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离开农村的想法。这个节目恰恰是中国乡村教育的城市取向的缩影。

长期以来,这种乡村教育的城市化取向“使乡村文化被排斥在为教育所展开的现代性想象的边缘”,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情感上都丧失了与乡村社会的紧密联系,既缺少以先进文化哺育乡村文化的意识和行为,更缺乏对乡村社会文化秩序和农耕文明的基本关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乡村文脉的断裂和乡村文化的逐步萎缩。于是,乡村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必然在这样的教育里逐渐消逝不见。乡村未来的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不断涌向城市,造成乡村人力资源的流失与匾乏,从根本上延缓乡村社会的发展。(赵霞,2012)

在一百多年前,遵义沙滩村有着深厚的耕读传统,对沙滩文化的挖掘中,对沙滩耕读传统中的乡村教育的现代价值的挖掘应该成为其重要部分。今天的乡村教育不仅要通过先进的教育理念为乡村少年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还应该能够让乡村少年能够接受乡村精神世界的滋养浸润。反过来,如果继续坚持眼下的“逃离乡土”,那么乡村的发展将失去最为宝贵的文化与人才资源。

乡村文化的四重语境 

在黎庶昌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和重构。对乡村来说,乡村文化的自信正在逐步消失。尤其是在近30多年来,经过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之间在文化上被人为地分割。

这种变迁之下,最难以挽回的可能就是乡村文化认同和自信的丧失,即简单地认为城市就是先进发达的,认为乡村文化就是愚昧落后的。乡村文化所遭遇的这种文化自信的缺失,并非一时一地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长期积累的问题,而是多重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方塘智库认为,对今天中国乡村文化的审视,主要应在如下四重语境下展开:

第一,城镇化语境。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产业的集聚、人口的集聚,往往意味着市场的繁荣。城镇化是中国社会发展到当前阶段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并且将长期持续下去。但也应该看到,城镇化在客观上导致了城乡文化之间的分化与裂变。快速变迁打乱了乡村原来固有的组织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规范,带来乡村社会秩序的重组,也不同程度冲击着农民的精神世界,解构着原有的乡村文化生态,从而带来了深刻的文化冲突。

第二,现代化语境。随着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现代化的浪潮 逐渐席卷整个世界。而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精巧的工业 产品一道,现代化意识也成为世界的主流话语。现代化成为人们思想、行为的标准和主要价值取向。(施惟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优先追求经济指标增长,因而推动在乡村发展中, 整体上过于重视其现代性价值的一面。在现代性的标杆下,大量乡村传统文化被视作愚昧、落后,被加以抛弃。但在这种现代化语境中,人们往往忽视传统精神伦理、乡村文化等所具有的“超现代性”的价值,忽略了传统文化具有的自我生长调适的能力。乡村要在短短几十年内走完现代化的历程,大量传统优秀文化遗产并无足够的时间进行调适,就已经判刑为不够现代化了。

第三,全球化语境。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世界发展趋势。一个区域要实现快速发展,就需要参与全球性的分工,并逐步提升在这种分工链条中的地位。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判断,今天参与城市竞争的主题是城市群与城市,国际间的合作、谈判、对话也多是在城市进行,而乡村更多地是被动地融入到全球市场之中。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乡村也就容易被贴上落后的标签。

然而,全球化并不限于经济全球化,也包括文化全球化,并且文化全球化并非一元化,而是多元化。全球化的意识在强化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同时,也日益强化地方文化的根源和认同性,如族群、性别、语言、信仰等根源要素日益凸显,这些因素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下地方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核心依赖元素。(沈小勇,2009)从这个逻辑上,全球化不应导致乡村文化的沉沦,而应该是乡村文化的独立发展。

第四,大众传媒语境。某种程度上,今天中国绝大多数的大众传媒,本质上都是城市的传媒。由于经济来源、读者群体多数在城市,因此媒体的报道内容也多以城市为主。而对于乡村,其报道的频率与篇幅无法相比。大众传媒是人们认知世界的重要渠道,这使得在媒体的表达上,乡村文化也被边缘化。甚至大众媒体本身就成为城市文化的一种代言。

上述四种时代语境,是乡村文化认同和自信逐步丧失的主要背景。在这些语境中,城市文化不断地对乡村文化进行干涉、对比、竞争、较量、侵入,使得乡村文化逐步陷入了弱势、困惑、迷茫之中。

沙滩文化的乡村教育启示

沙滩村是一个僻静的村庄,距离遵义中心城市47公里。很难想象,正是这个地方,在清代乾嘉以后的百余年间,成为大儒之乡、诗文之乡、书法之乡,在方圆十几公里之内,走出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名家、学者、外交家等,还形成了一个冠冕全黔的文人群体,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的文化区。在学界,有“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的说法,沙滩村赢得了“中华文化第一村”的美誉。

许多学者对文化的崛起想象的归因,都指向了沙滩一带在当时的乡村教育。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史继忠认为,“沙滩人才联袂而起,根本原因在于教育兴盛。”学者安尊华也认为,“沙滩文化集中体现了教育与文化的这种密切关系。”

史继忠认为,沙滩一带的教育与当时正统的“官学”有明显的不同,“读书之目的不在于‘做官’而在‘做人’,治学不在于‘应时’而在“求真”,教育重在传习和弘扬中华文化。”沙滩的教育并不仅限于学校教育,而是将家庭、学校、社会等多个层面的教育结合起来,共同组成一个乡村教育体系。

在沙滩的教育体系中,家庭教育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家庭实际上是儿童的第一所启蒙学校,也是教育的良好开端。沙滩的家庭教育最集中的体现者为家训。黎氏定居沙滩,便树立了“耕读为业,诗礼传家”的家风。黎氏家训说:“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礼法率子弟,在国不可一日不以忠贞告同寮,在乡不可不以正直表愚俗,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三字。”黎恺还专门写了一本《教余教子录》,从立身处世、读书治学等方面教诲子弟。郑珍终生不忘慈母教诲,将母亲生前的言行、德操、训导写成《母教录》以示子孙。

学校教育也是沙滩的教育的重要方面。沙滩教育民间化色彩浓厚,重在家塾与书院。黎氏在沙滩禹门寺静室中创办家塾,取名为“振宗堂”,黎恂、黎恺以毕生心血教育家族和邻里子弟,还聘绥阳宿学杨实田来此执教,生徒上百人。

沙滩的黎氏文人多是学识渊博者,十多代人多数从事过教育工作,有的终身任教育。少年时代的郑珍、黎庶昌,都就读于黎氏家塾。而这种家塾教育,不仅包括对汉学等知识素养的培养,也同样包括对在地文化的认知与传承。郑珍、莫友芝在学术上获得全国性的声誉,还历时三年合纂《遵义府志》,全书48卷80万字,体例严谨、考证精赅,被梁启超誉为“天下府志中第一”。

莫与俦任遵义府学者教授期间,创办了湘川书院,其宗旨是:“学校者,人才之根本,人才者,学校之光华。”书院以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为本,重在培养人才,人才的多少与高下是衡量书院办学的重要标准。郑珍先后在遵义启秀书院、湘川书院教授,培养了许多学生。郑、莫、黎三家学者,或就读书院,或在书院讲授,互为师友,教学相长。

随着时代的变迁,沙滩文化已渐行渐远,但却未就此消逝,大量留存的古宅、古墓、诗歌、著作、石刻、书法、传说美谈等,在沙滩村乃至遵义还留存着。今天,沙滩村附近的区域,还保留着较鲜明的耕读传统,当地学生“每年高考都有考上清华北大的”,这一现象也被视作是沙滩文化在今日之遗风。但也需客观地认识到,沙滩文化和当地乡村生活的关联度并不高,如今沙滩文化更多地是形式上的留存,已不再是当地人的活态生活的重要部分。沙滩的文脉,即便没有完全断裂,也异常细弱了。

中国的乡村文化建设是一个文化变革系统,这一变革必然是一个立足自身的传统与现实而展开的变革与创新的过程。因而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是今天的乡村文化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沙滩文化要在今天的社会继续发挥作用,就必须思考其在当代价值。

方塘智库认为,在对沙滩文化的当代价值思考中,乡村教育应是重要的一个部分。沙滩文化当中对于乡村教育的重视、家训中的精华部分、书院文化、家乡建设的关切等等,对变革的时代下的乡村文化建设依然焕发着价值。

今天的中国乡村文脉的断裂是不争的事实。农村文化的工业化、市场化破坏与乡土文化的认同缺失等突出问题,共同带来了文脉的断裂。从宗祠文化、乡村教育、民间信仰,全都陷入了巨大的断裂状态之中。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精神家园不复存在,而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化认同又尚未建立,这种乡村文脉的断裂,带来了乡土传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

在快速城镇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如何接续乡村文脉。在今天这一转型节点上,接续乡村文脉对乡村重建文化自觉具有巨大价值,也是当下时代的重要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让乡村“望得见山,看得见谁,记得住乡愁。”这里头的乡愁,便包含了乡村文脉。

如今,沙滩村正在进行一系列乡村文化的恢复和建设。当地政府部门希望通过对乡村环境的改善,和与沙滩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要素的提炼,以及一系列沙滩文化的讨论,重启人们对沙滩文化的关注,并让“沙滩文化”这一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本区域内继续传承下去。

在社会转型期,以乡村教育为传承机制的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对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我们也期待,而沙滩文化成为重新成为乡村文化传承的重要源泉,将在未来遵义市乃至更大的区域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乡村在地教育的路径探索

乡村建设的重要核心是乡村教育。这也是从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等人一直在做的。梁漱溟“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的乡村文化教育思想,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相结合的乡村建设试验,陶行知“以教育救乡村”的“教育乡建”思想,一致都强调在地教育对乡村建设的重要意义。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念指出,乡村教育内容必须要“因时因地制宜功课”,各乡学村学根据地方环境特点设立实用课程。在学校的教育中,除了对音乐教育、社会改良事业、社会建设事业颇为重视外,还主要抓精神陶冶和生产技能教育、合作社组织、农业技术等内容的教育。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人,做一个有知识力、有生产力、有公共心的整个的人。”陶行知也强调,教育要从实际状况出发。

从清中晚期的沙滩大儒在沙滩村的教育实践,到梁漱溟等人的乡建试验,乡村建设从来都离不开乡村教育,并且这种教育中尤其不能缺少对本地乡村文化的挖掘、传承,也就是“在地教育”。构筑乡村文化的新认同,不能寄望于对乡村文化的“格式化”后植入外来文化,而一定要立足于传统本位来实现乡村文化现代化,在地教育是其重要路径。

今天的乡村无论是和清末比较,还是从梁漱溟时代相比,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于乡村教育尤其是在地教育而言,过去的经验在今天依然具有启发的价值。方塘智库认为,结合沙滩文化的启示,以及今天中国乡村的现状,乡村在地教育主要应从以下几个逻辑展开:

第一,促进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

乡村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是进行乡村在地教育的载体,也是构成乡村文化认同与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有形的民居、祠堂、古桥、村子等遗产,还是无形的民俗、传说、手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构成乡村文化记忆的重要元素。因而对乡村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进行系统性的挖掘普查、梳理整合,并进行有效的保护,也是乡村在地教育的重要前提。

目前,遵义市新蒲新区正在对沙滩村的一系列修复建设,包括对重点文物的修缮,和对周边生态环境的整治提升,以及在此之前对区域内散落的文化遗迹遗产进行系统性的普查。当然了,这种传统文化的传承,绝非是静态的,而是要尽可能地回到当下的生活以实现活态的传承。并且这种活态传承,也决非形式上的学学民谣、做做表演,而是要在一定的去伪存真的甄别下,获得乡村世界的再度认同,重新融入到乡村生活之中。​

因此,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还应该编入教材,引入到乡村教育课堂之中。如此一来,乡村少年不仅要在教育中获得来自城市外界的知识,还要对本地的自然野趣和丰厚的文人底蕴、风土人情有较深的了解,例如如民歌、民谣、民俗、传说等文化遗产,以及宗祠、家训等文化。

在学校之外,新蒲新区也可以尝试通过书院的现代再造去推动沙滩文化复兴,在宗祠文化已然没落的今天,书院的复兴有机会成为乡村的新宗祠,成为凝聚乡村认同感的精神地标。并且通过一列的对话、讲坛和互动活动,融合传统节庆等,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良好氛围的实现。

第二,乡村精神的传承。

在地教育不能只满足于外在形式上的延续,而应该让受教育者真正理解乡村传统文化的真实本意,使乡村少年既能正确认识到乡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又能够在将来克服对乡村文化发展能力的悲观和自卑的态度。

因而沙滩文化的复兴,就不能仅限于器物、形式层面,而是一定包含沙滩周边的乡村精神的重建和复兴,要让乡村重新对沙滩文化产生共鸣、自觉、认同。因而,对沙滩文化的在地教育传承,应是全面性、系统性、价值性的传承。

第三,超越城乡对立逻辑。

在地教育尤其要超越城乡对立的逻辑,应该在文化多元化的立场下,培育乡村少年更为开放的世界观、文明观。因而乡村教育既不能彻底被“城市取向”所主导,也同样不能陷入绝对的“乡村取向”。乡村教育既应该为乡村理解外界世界打开一扇窗,也是乡村理解自身世界丰富性的一个窗口。

反之,在城市的教育中,也应适当加入对当地历史文化、自然地理的知识。例如,遵义市的城市人口对海龙屯土司遗址、沙滩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陌生感。那么,遵义的城市教育中,也更有必要引入乡村的知识,帮助城市少年理解本地历史和乡村文化。

总而言之,乡村在地教育应该使乡村能够清晰知道城市文化、工业、全球化等优势所在,也能在批判的立场上人情乡村文化自身的价值和不足,找准未来发展的方向,从而让越来越多的乡村人真正成为乡村文化的传承者、乡村的建设者。

重识乡土中国

唯有重新发现,方能洞察本质,进而启示未来。“重识乡土中国”是方塘智库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进行的基于乡村变革的新型城镇化专题研究的成果专栏,致力于通过全球化、互联网、城市化、技术革新、资本入场等多重时代背景下,多维度、宽视野、系统性求解中国乡村变革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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