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婷婷 (方塘智库文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新中国以后,中国的城市发展,基本是从工厂开始的,中国的城镇化,同样肇始于工业化,这关乎发展理念,也关乎历史国情。

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微笑曲线理论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

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分布着数以千计的产业园区,它们是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一个注脚——以廉价的土地与人力成本为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承接中低端产业转移。中国众多的城市,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尽可能快的经济增速和工业规模扩张。

如今,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政经格局面临深度调整,中国经济也急需寻找新动能。中国城市,包括天津滨海新区,几乎无一例外,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境:由高 耗能、低附加值、粗放型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低能耗、高附加值、集约型的高新产业;由产业价值链中间环节向价值含量高的两端扩展与延伸。

滨海新区生于改革开放,兴于制造业,工业一直是支撑产业。这座而立之年的新城,尽管还十分年轻,但几乎集合了中国工业发展的所有特征,也同样在今天面临转型升级的困境——以工业为主向以工业与服务业并重乃至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模式转变,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能。

伴随经济全球化,城市已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中心,不仅参与国内经济竞争,也参与国际竞争,成为全球经济重构的基本单元。

如今,众多政策叠加之下的滨海新区,正面临着由过去追求自身规模扩张的单一目标,向服务国家战略、带动区域开放发展、实现功能完善提升等多元目标的转变。由工业类产业聚集区向高品质综合型城区的转型,成为滨海新区发展的必然要求。

事实上,滨海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不止是简单的企业更新换代的问题,更是城市发展理念的更迭,是中国经济破局的探索。一定程度上,甚至关乎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秩序格局重构时话语权的问题。对于众多的产业园区的转型,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七大功能区的分与合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滨海新区发展最成熟的功能区,街道横平竖直,呈棋盘状,命名也简单易记,从南到北,第一大街、第二大街依次往后推。除了包括康师傅在内为数 众多的工厂之外,也有配套的商业、医疗和教育机构。一个工业聚集的园区正在缓慢地向一个新城 转变。

滨海新区因改革开放而生,也因制造业而兴,在过去一二十年里与众多的国家政策保持密切互动。这座十分年轻的城市,几乎集合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所有典型特 点。在经历了一二十年的工业发展之后,而立之年的滨海新区同样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与城市优化的问题。在另一方面,滨海新区的发展不止关乎自身生存,也关乎 一带一路、自贸区以及国家制度创新与改革能否顺利实施。其产业布局的调整也自然而然,需要更高屋建瓴、视野广阔地予以考量。

1984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从南吹到北,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泰达)成为中国首批14个国家级开发区。当时,天津开发区真正实现“三通一平”的土地不过2平方 公里,签约企业也仅有41家,投资总额不足8000万美元,投产企业仅2家。依托天津港优良的港口资源,以及其所辐射的广阔腹地,日后的泰达蒸蒸日上,领 跑全国开发区长达16年之久。初期,开发区的发展模式十分简单,不少企业挖到的第一桶金,是为欧美企业贴牌代工。这几乎是中国制造业发端的一个缩影。如今 在珠三角、长三角众多的城市中,仍可见大量的代工厂。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借鉴国外工业园区的产物。泰达之后,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持续推进,天津港保税区成立,发展出口加工、保税物流等产业。1994年的春天,天津市决定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的基础上“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

彼时,从国家层面到天津市,对于滨海新区的蓝图构想,仍止于建设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产业聚集区,形成工业园区群——因此,布局工业,仍是首要任务。

2000年,天津市提出工业布局重心战略东移,将工厂有计划地搬迁布局到滨海新区。这一过程中,天津市也考虑到企业的升级,要求企业东移要与技术改造、改革改制、招商引资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优化工业布局和产业结构。

工业东移举措的出发点,在推动滨海新区的发展之外,也有为城市中心区腾出了大量土地,用于城市基础功能建设及发展第三产业的用意。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天津 对于滨海新区,在城市营造的考量上还比较少。与此同时,利用土地的级差效应,企业可通过厂址的腾挪置换大量资金,用于提高技术开发能力。

经过10多年的工业东移和自我发展,滨海新区初步建成了医药、电子信息等一批标志性的产业聚集区,形成了拥有众多企业的产业园区。相较初创时期,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及工业布局得到了初步优化。

然而,这种外延扩张式的发展模式弊端也很明显,功能区各自孤立,致使滨海新区企业之间产品关联度不高,产业之间难以形成互动,直接影响集聚效应的发挥。此 外,由于功能区与老城区在管理体制上相互独立,造成功能区增长极作用显著,但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有限,致使滨海新区整体效益难以充分发挥。

2013 年底,滨海新区功能区和街镇管理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将原有的12个功能区整合成7个,撤并了塘沽等镇区,将27个街镇调整为19个。同时,在行政管理体制 上,将整个滨海新区纳入一盘棋内考量。其中,7个功能区仍作为滨海新区发展的引擎和支撑,包括:开发区、保税区、东疆保税港区、中心商务区、滨海高新区、 中新天津生态城和临港经济区。“项目集中园区、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成建设”,次年七大功能区完成生产总值便达到5800亿元以上。

尽管在顶层设计上,强调滨海新区几大功能区错位发展,然而,实际的开发建设却仍呈现“遍地开花”的特征。滨海新区对区域发展的定位已经明确,但各功能区的具体职能定位互补性不足,承接及梯度转移的空间有限,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一定程度上,也令滨海新区整体上的“统一规划、分区分步实施”发展策略难以真正得到贯彻。

从 天津近年推出的100项大项目落户滨海新区的情况来看,16个装备制造产业项目分别选择了临港工业区、天津港保税区、开发区、海洋高新区、海河下游冶金工 业区和空港经济区六个园区;15个电信息产业项目分别落户在了天津港保税区、开发区、海洋高新区和空港经济区四个园区。项目投资分散,影响产业集聚、链条完善、设施共享,不足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另一方面,滨 海新区功能区的开发建设中,过多强调生产职能,造成新区公共服务设施体系不完善,城市载体功能相对较弱,城市服务职能需依赖中心城区。从功能区自身发展来 看,未来将进入以开发建设为主向管理服务为主转变,由政策优势向综合环境优势转变的新阶段,对配套环境、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产业转型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

在划出一条陡峭的增长曲线之后,如今,滨海新区的gdp占到天津的半壁江山,中国发展“第三极”之誉实至名归。然而,每年冬春之际,京津冀地区高居不下的pm2.5指数,将“可持续发展”提升到十分迫切的位置。

滨海新区的转型思路,与美国老牌工业城市匹茨堡,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选择类似:推动传统行业向技术新型、科技新型、价值新型行业转型,形成行行相联、业业联动、共同发展的产业带布局,推动行业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开拓产业链领域,提升工业的层次性与复杂性。

方塘智库认为,就实际情况而言,滨海新区重工业基础雄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仍将是以重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可以继续发挥优势 产业的带动效应,加快产业链向高端延伸,把产业内涵外延做深、做透,与深圳特区的民营高新技术产业实行差别化发展,推进“产业关联度高、发展带动力强、辐 射范围广”的高端航空、国家级科技项目落户,形成特色鲜明的先进制造业产业为代表的工业格局。

目前,滨海新区高端制造业基地初步形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9.9%以上,2015年达到1.55万亿元。航空航天、汽车、装备制造、新材料、生 物医药等八大优势产业支撑作用明显,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87%。新一代运载火箭、空客a320总装线、长城汽车、大众变速器等项目竣工投产。

在空客龙头项目带动下,古德里奇、左迪雅戈、西飞机翼、中航直升机、庞巴迪等60多家国内外知名航空制造企业和120多家航空服务企业落户,初步形成了飞机 总装、研发、维修、部附件组装、零部件制造、租赁、物流、培训、会展等全产业链。2015年,天津空港经济区实现航空产业产值717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40%,就业人数超过12000人,依存度较高的产业集群正逐渐形成。

在探索滨海新区转型思路之时,区委书记宗国英曾对媒体表示:依据自身的特色,牢牢抓住实体经济来发展。实体经济主要指制造业,制造业不能孤立,那么就需要解决制造业的瓶颈问题——金融、航运、研发中心等,提升这些配套的功能,然后同步向前。随着持续发展,制造业的比重会慢慢缩小,服务业的比重慢慢增加。与此同时,低端制造业向其他城市或者国家转移。

伦敦、芝加哥、匹茨堡等城市,无不经历了这一过程。1960年代以来,美国整体上是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制造业就业比重以每年0.3%~0.5%的比例 递减,以先进技术和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成为美国发展的主流。在国内,浦东与深圳,常常拿来与滨海新区对比,经过最初工业主导的发展模式之后,如今,浦 东、深圳已成功转型,金融、科技研发等现代服务业成为支柱产业,经济总量占比超过66%。

相较之下,滨海新区的发展中,工业占比一直徘徊在68%左右。十多年间,滨海新区第三产业占比呈“迂回演进”的特点,2001年第三产业占比为 31.35%,到2004下降为29.54%;2005年增至31.86%,到2008 年又下降为27.35%,如今才重新超越2001年的水平。另一方面,滨海新区第三产业的构成主要是以批发零售业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以金融、信息服务为 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滞后于滨海新区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这一问题,在2016年滨海新区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所涉及。

随着自贸区等政策的相继落地,以融资租赁为代表的金融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15年,国产大飞机c919收到了来自21个买家的517架订单,其中7成以 上的订单来自金融租赁公司。包括总部在津的工银租赁在内的多家金融租赁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均已在天津自贸区天津港东疆片区内拥有单机公司。目前国内九成以 上的飞机租赁业务以东疆为平台完成。融资租赁业务的快速发展,是滨海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截至2016年3月底,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累计注册各类租赁公司1557家,已完成656架飞机、11台发动机、80艘国际航运船舶、8座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的租赁业务。在未来,依托北方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航运、金融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将有机会获得长足的发展。

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经济发展存在四个阶段,即由要素驱动阶段向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财富驱动阶段演进,每个阶段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不同,经济发展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目前,滨海新区仍处于投资驱动阶段,然而,传统的发展模式已受到了严峻挑战。若要使经济发展发生质的飞跃,一方面需要提高生产效率,使投资驱动效应最大化;另一方面,尽快积累创新要素, 通过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等途径,实现转型发展。

创新体系涵盖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服务创新等。作为创新的孵化器,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是工业城市转型的基础,制定产学研联合发展政策,推动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与教学、科研单位的合作。

近年来,滨海新区与国家部委、中科院、大学等合作,先后启动建成国家超算中心、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北京大学(滨海)新一代信息技术研究院等科技创新平 台。与此同时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研发中心建设,展迅通信、华大基因、书生控股等研发中心相继落户。全区经认定的市级以上研发中心达到410家,比2010 年底增加1.2倍;外资研发机构超过90家,比2010年底增加50%。

另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与国内外发达城市相比,中小企业的规模和水平仍存在差距。滨海新区民营中小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要低于天津全市、上海和深圳。从国内外经验来看,中小企业既是产业创新的主体,更是大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配套环节。滨海新区在经历了国有、外资大企业的带动发展后,未来的着力点在中小企业,借此完善产业链条和培育产业集群,强化滨海新区的经济活力和产业根植性。

目前,滨海新区共有两万多家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涉足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的是主力军。主营业务收入10亿元以上的科技小巨人总数达到86家,同时也包括重要的成长型企业及初创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将成为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滨海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生力军。

科技研发,人才为本。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滨海新区,如何吸引人才落户发展,成为滨海新区产业能否转型升级的重要问题。一项数据显示,在未来几年内,滨海新区将吸引10万~30万高端科技人才。目前,滨海新区已出台系列的人才政策,包括落户、税收、创业补贴等。

随着自贸区的落地,“一带一路”也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国际贸易、离岸贸易等的快速增长,滨海新区可谓求贤若渴。中心商务区主任郑伟铭曾表示,缺少通晓国际 贸易、金融业务的双语人才是阻碍滨海新区发展的绊脚石。越是高端的人才,对生活、生态、生活配套等城市软环境的要求越高。

从园区经济到生态宜居之城

如今,滨海新区正面临着由过去追求自身规模扩张的单一目标,向服务国家战略、带动区域开放发展、实现功能完善提升等多元目标的转变。因此,由工业类产业聚集区向高品质综合型城区的转型,成为滨海新区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区域带动的视角来看,滨海新区还未能完全体现出作为增长极的辐射作用,滨海新区的快速崛起虽然支撑了天津经济的快速发展,却没有使得更大范围的京津冀板块 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占据更加显赫的地位。而这也正是备受政策青睐的滨海新区,在国家层面所寄予的期望。今天,思考滨海的转型,必须改变“有边界”的思维方 式,在区域、全球竞争与协作中确定城市的功能与定位。

2006年,滨海新区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时,其发展定位是: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宜居生态型新城区。超越工业园区的城市建设被提上了日程。

2013 年,一个全面系统的政策体系——《关于进一步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十项措施》出台,明确提出要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支持滨海新区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同 时,滨海新区也出台了《滨海新区“十大民生工程”三年行动计划》,三年之内,筹资300亿元安排教育、卫生、文化、民政、市政配套及环境改善、保障性住房 等社会事业和民生领域项目259个,医疗和教育是重点。在十多年前的工业东移之后,高位嫁接公共服务资源,被滨海人称之为“民生东移”。

从滨海速度到滨海效益,也从关注增量到关注质量,背后更是城市发展思路的转变。在行政区划调整之后,各自为政的工业园区与塘沽等老城区形成一盘棋。在未来, 针对塘沽等旧城改造应与产业园区(新城)规划纳入整体规划,统筹考虑交通、环境、文化等,构建产城融合的区域发展空间。在规划思路中,应重视对城市生态环 境和历史文化的传承,通过城市设计和土地利用计划将产业发展与空间重构控制在资源和人文保护的框架下。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已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中心,不仅参与国内经济竞争,也参与国际竞争,成为全球经济重构的基本单元。

滨海新区的发展,最初得益于以廉价的生产要素,承接国际低端产业转移。而今,不论是国际产业分工本身,还是滨海新区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其内涵均产生了质的变化。

当 前的国际产业转移已不局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已成为另两种需关注的渠道。不仅如此,国际产业转移已成为 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和公司内分工的一种实现机制。随着产业价值链可分解度的深化和生产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产业转移主要采取把价值链中的低附加值环 节转移到他国和在核心环节进行战略联盟的方式。产业转移的目的,并不局限于衰退产业的转移和加速培育新的主导产业,而是更注重整个产业在全球的优势整合以 寻求全球竞争优势。其中,跨国战略联盟已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另一种重要的实现机制 。

这也正是“一带一路”与自贸区的战略价值之所在。作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中国北方唯一的自贸区,从国际产业转移以及全球资产配置的角度考量滨海新区的产业转型,实际上,也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与协作的方式。如何充分发挥滨海新区的制度优势和宽松的政策环境,打造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同时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凭借首都服务机构聚集的优势,承接北京向外转移的技术型服务业,推动自身产业不断优化,成为滨海新区的工作重点。

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理念下,不仅经济与产业需要共同发展,而且环境与资源也需要共同保护,共同开发,共同治理。对 于环境急剧恶化的京津冀地区,尤其如此。在谈论京津冀协同发展时,我们不止一次提到,环保是悬在这片区域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京津冀三地必须打破 过去“一亩三分地”的传统观念,立足于三地的产业状况,建立互利共享的共同价值观,开创绿色生活、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根植于区域经济与绿色环境同步的发 展理念,构建以低碳环保为主题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体系。

新区新城的逻辑

新区新城,其命维新。以国家级新区为代表的中国新区新城的开发和建设,不但承载着对中国美好城市空间增量的想象,亦承载着中国新型城镇化制度变革的想象,在此背景下,方塘智库正以样本切入,秉承全球化、信息化、文明化等多重视角,深度关注这一城市中国时代的多维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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