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叶然(方塘书社编辑)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过来。”

被遗忘太久的农村,在今天重新受到如此多人的关注,躺在角落里的乡村便像极了王阳明笔下,时刻等待被观赏的那朵花。花无百日好,只为赏花人而存在。

因为最近在专注于了解农村发展问题,所以在网上搜罗了以各种题材、不同视角而写就的关于乡村的作品。

在如此多的文学的、学术的、散文的、诗歌的作品中,有些对乡村、乡土的一些噱头化的表达方式有时却令人反感。乡村故事千千万,却总是看不到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各种“返乡体”、各种案例记录,渲染乡村的表面问题,却很少看到积极性的东西,似乎写乡村,不揭露一下乡村“劣根”就不能叫乡土写作。

长期以来的乡土文学给大家提供了更好地了解乡村的窗口,但不能忽略的是,大量满足于“揭丑”的乡土写作,对于探讨今天的乡村问题的启发价值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如果从叙事体的方面来说,对乡土的表达方式,发展到今天,也需要转换一种新的叙事方式:以挖掘本地现有文化资源为主要的叙事体。因为今天的时代早已不同于以往,在国家重要的改革时代背景下,不应浮于表面、刻舟求剑地记录、揭露,而要对乡土的命运有深刻的时代和世界洞察。

尤其重要的是,乡土文学在哀伤乡村失去了什么的同时,更要表达乡村还有什么,以及这些依然存在的东西将给乡村发展带来哪些积极影响。贾平凹所写的《定西笔记》或许就是新的表达乡土叙事的代表之一。与其他作品比较,会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着墨更多的是挖掘与历史的、人文的相关的东西,在多数人看似无望的土地里看到可能发芽的古老躯体,绝非为否决而否定地对乡村问题进行揭露的写作方式。

最近几年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媒体人的“返乡记录”,在每年春节之后形成“返乡体”的热潮。但很多人的记录,都因为过于偏见、片面形成对乡村事实上的污名化、浅薄化。但同样是媒体人的阎海军的这本《崖边报告》,则提供了一个看乡村的样本。

崖边的纠结和案例价值

这本书的简介是这样的:“本书通过文字和镜头,全景式呈现中国西部名为‘崖边’的村庄变迁史,记录数十年来崖边人的命运史,打开乡愁之结,探讨和寻找还乡之途。”

崖边是作者自己的故乡,一个西部的村庄。尽管偏僻,但外面轰轰烈烈的变革已经抵达,崖边正在发生着变迁。这些变迁,有着全国范围、当下时代的共性。

《崖边报告》是对乡村衰败的表达,全书读下来像是对没落的乡村所吟的一首哀歌。但这本书依然值得关注,除了文字优美、叙事朴实之外,它以西部那个崖边为案例的农村发展问题为案例,用文学的写作手法研究农村问题,讲述农村里普遍存在的“乡村空心化”、留守老人和儿童、土地流失等问题,超越了情绪化的、表面化的表述层面,而是通过一个案例洞察时代变迁,并努力探索乡村乡土的发展去路。

对“崖边”这个地方来说,因为地处偏远地区,乡村发展速度相较于其他地区明显落后,因为落后,所以这里的人又急迫地想要走出去。所以,“乡村空心化”、留守老人和儿童无人照料、土地荒废等问题也就显而易见。但是,对于这样的问题,已具有全国普遍性。更需要探讨的是,针对这些问题,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应对。

从书中内容对崖边的描述来看,崖边的落后,崖边一系列问题的存在,其实并不只是简单的发展滞后的问题,也并不能将问题的矛头单方面的指向发展模式的失灵。如今,崖边要想改变封闭、贫穷等问题,除了当地政府要勤于政外,更要挖掘这个地方的可视、有价值资源。乡村唯有挖掘当地仅有的资源才能为其发展带来机会。

书中呈现了一个村庄“纠结”的现状。例如,要不要修路。这种纠结,背后是人们对于乡村发展前景的迷茫。

有人说,乡村要发展,就要先修路,也是向外推销当地资源首先要打通的交通渠道。但是,有些人也提出质疑,面对人口越来越少的乡村,再对这个乡村翻新是否还有价值。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给乡村修路已经不是仅仅用于人的行走便利了,而是基于区域开放、外来资源流入、本地资源流出所建造的往来渠道。更通俗地说,道路的建设不是为了加速农村人口的单向外流和乡村破败的速度,而应该确实成为乡村和外界加快交流的渠道。

农村土地确权的价值

当下,正如许多学者们认为的那样,解决乡村问题,首先要解决土地产权的问题。在《崖边报告》这本书中,作者提出土地经营“应当继续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警惕土地私有化”。

但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也应该看到土地集体所有制很容易带来产权的模糊化的缺陷,并加以避免。因为一旦产权不明晰,不仅对社会资本进入乡村产生麻烦,也不利于保护农民利益。从这一层面来看,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应该对土地进行更明晰的确权。

纵观我国以往的土地经营模式,我国的农村自开始实行经济上的集体所有制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里,集体所有制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产权模糊的情形没有多大改变。

那么,改革又该如何改?改革的核心又是什么?从历史梳理来看,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并不是一定不可行,但是,在具体施行的过程中,是一定要注重土地产权所有者到底该如何划分的。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集体所有制改革的核心,首先必须把现代产权制度引入到集体所有制当中。也就是说,把土地产权进行分解,即分解为土地最终归属权和土地经营权,再者,把产权关系从现行产权关系中置换过来。而所谓的现代的产权制度在于把产权进行合理的分解,并形成合理的产权结构,即在明晰财产最终归属基础上形成相互间合理的财产权利关系。

广州以东的位置有一个名叫石牌的村庄,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村中的土地就陆续被政府征用,到了1994年的时候,村中土地基本被征用完毕,该村在土地被征用后,利用所得的补偿款开始做起了股份制合作,把原来村中的集体财产(包括土地征用款)化成股份,一次性地分配给每一个有资格的村民。

从这件案例可以看出的是,村中农民已经把包括土地款在内的资产量化到了个人,使个人明晰了产权;村中的经济组织也已不是集体经济所有者而是集体经济的经营者。1997年该村又进一步改革,全村成立了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村中分得股份的股民,都成为该公司的股东,随后取消了行政村编制,撤销村委会,将村务、村民纳入街道办事处管理,从而实现了从农民到城市居民、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自此,该村也就将集体所有制终止于此。

据相关分析资料所得,该村之所以能彻底解决集体所有制中财产所有权模糊的问题,原因之一是土地因被征用而变为货币资本,货币资本量化到个人比起土地量化到个人要更简单。而且对于当地人而言,他们认为,以前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土地被征用后,再坚持货币资本的集体所有制,会存在多种弊病,而实行股份制,把产权落实到个人才是解决土地产权问题最好的出路。

类似这种产权股份制的做法已经在部分村庄实践成功,但类似这种案例的成功只是特例,现在还是主要依靠对土地耕作、即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现行的政策依然是稳定土地承包制。但在未来,对于解决土地产权模糊化问题有着借鉴意义,可在循序渐进中进行。

乡村问题是综合社会问题

对于现下的乡村而言,要想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其关键是以上提到的“三农”问题。对于曾有学者指出,“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架构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又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

当然,对于这样的说辞,从目前来看,并没有具体的可行性措施来解决,也没有谁能针对以上提到的问题给出合理的答案。但至少,解决乡村问题,还是需要从根本上,以配套的社会的、政治的体制为改革方向来进行。

另外,对于农业问题的改革,前不久看到一则新闻,是关于具体地区该种何种农作物才能在保证产量、质量的同时,提高农民的收入的问题。在今天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依赖于本国力量发展农业,显然已成为国家关注之重心。借助科技技术、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来带动农业实现大农业的发展和转型的目标,才可使乡村更前进一步。

三农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农村问题。农村发展问题已成为当下社会最关注的热点,环境污染、人口流失、历史文化的衰败等问题已成为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点。

至于该如何解决,其实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只是强调农村的问题性反而不利于农村问题的解决。那么,这时,根据问题挖掘可利用资源,并加以实施才可使农村问题得到更切合实际的解决。否则,纵使成为王阳明笔下那朵被围观的“花”,也并不能感受到“花”的百日好。

如果说《崖边报告》的备受关注带来的是对当下乡村发展的重新思考,那么,它的另一层意义便是给正在甚至将要书写乡村的写作者们发出了警告:乡土,不只是消逝,乡村不只是衰败,而是正走在转型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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