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韩子满、刘戈、徐珊珊

威廉斯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掩饰他对资本主义的反感,但这并未阻碍他对资本主义进行冷静、客观的评价。《乡村与城市》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全书内容丰富,处处闪着智慧的光芒。威廉斯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脉络的精准把握以及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刻剖析也体现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超强的逻辑思辨能力,对田园主义思想和城市进步主义观念的批驳可以说是一阵见血,鞭辟入里。正是这一点,使其具有了极高的学术价值,成为我们把握资本主义发展史,解读资本主义各种症候的极好帮手。

对书初读之下,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但细究起来,书中仍有一条论述的主线,那就是驳斥了“消逝的农村经济”这一在英国社会及文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变革之后,英国传统经济的农村社会已经消失,农业经济也已边缘化,其重要性在不断降低,而且这种现象在世界所有地方都将如此。

威廉斯首先驳斥了这一错误观点的一个主要历史来源,即怀旧的田园主义传统。这种传统把过去的乡村英国理想化,冠之以“旧英格兰”、“快乐的英格兰”、“有机社会”、“黄金时代”等诸多美称,认为乡村作为一种自然的和道德的生活方式遭到了近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破坏而一去不复返,实在令人叹惋。

威廉斯通过一系列的事实和深刻的分析证明,并不存在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苦难的过去时光,所谓的“旧英格兰”不过是刻意编织出来的意识形态神话,是对真实历史做出的误导性回应,文学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怀旧的田园主义传统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首先对田园诗歌进行了反思,指出田园诗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对封建秩序的一种选择性的美化过程。田园诗歌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

古典时期的田园诗已经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一类理想化的语气和意象,但它们还是保存了与真实的乡村经验和社会条件之间的张力:既歌颂田园生活的乐趣,也反映农事劳作的艰辛;既赞美乡村社群的淳朴和良善,也谴责战乱和腐败给农民带来的深重苦难。

然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新田园诗中,却出现了对这些古典模式的一种重大改动。农业劳作的艰苦和乡村社会中的黑暗现实遭到了摒弃,诗歌中的生活张力被一步步删除,只留下精心挑选的精致意象,宛如一个涂了釉彩的虚幻世界。这一做法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在17、18世纪英国新古典主义作家的笔下,田园诗最终变成了一种脱离现实生活土壤、极其造作和抽象的文学形式。

不仅如此,在这类“人造田园诗”中,还出现了有关乡村理想的一个新的比喻:乡村因其静谧、纯真和富足而造成了逃避俗世喧嚣(以城市为代表)的隐退之地。这就导致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二元对立:这边是自然,那边是俗世。逃离腐败的城市后,最理想的落脚点就是某一处丰饶而富足的田产,在那里过上丰衣足食、快乐无忧的生活。

威廉斯列举了17世纪许多新田园诗人的作品来对此进行阐释,还特别提到了一类赞颂乡绅地主的乡间宅邸的诗作。在这些诗中,乡绅的生活被视作腐败的官廷和城市生活的对比物而受到赞美。

不仅如此,乡村社会和阶级秩序还被视为一种更为广泛的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万物皆安于自己的位置,鸟类和牲畜甚至自愿把自己贡献给乡绅的餐桌。乡绅们也乐善好施,允许村里的穷人和自己共享盛宴。这是一种诙谐、轻快的描述,呈现给读者的一个充满人道精神的、和谐的农业文明秩序。

威廉斯指出,如果我们把这些诗歌同它们创作的背景联系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它们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写作这些诗歌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农业秩序被成功开创出来的年代,因此这些诗歌的矛头针对的其实是资本主义制度。对地主阶级的责任感和慈善心得强调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形成了对比,后者把所有社会关系功利性地缩减为赤裸裸的金钱秩序。

乡村景象越和谐、温馨,所激发的失落感也就越强烈。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诗作中展现的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对封建秩序下所谓的自然经济的一种神秘化、理想化的描述,是对地主阶级和封建时代价值观念的辩护,因此是站不住脚的。

田园诗下的乡村不田园

首先,并不存在什么“自然的”和“道德的”经济,那个前资本主义世界本质上既不道德,也不自然。在最简单的技术含义上,并不存在完全不受市场经济影响的所谓的“自然”农业,所谓“和谐的自然秩序”之所以可以建立,其基础是对“乡村劳作和这种劳作通过其得以组织起来的那些财产关系的掩藏。

新田园诗歌所凸显的其实是一种消费慈善,也即作为一种消费共同体表达出来的人们之间的亲爱关系。似乎所有在劳动上的不慈善,都能够通过后继的宴席的慈善而得到救赎,因而真正的生产劳作和生产关系被合法地阻挡于视线之外。

读者看不到官邸之外那些饲养动物和种植果蔬的乡村劳动者的生存状况,他们的工作全都由一种神奇的自然秩序来替他们完成,而当他们最终真正出现时,只是作为被施舍的对象在老爷们的宴席上分一杯羹,似乎是地主在养活他们一样。这一切是那么顺理成章,以致在这个传统所产生的情感和指涉体系中,上帝和地主的形象发生了重叠,都被称作“lord”。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刻意的美化和神化。

更关键的是,实行这种农业的社会制度并不比后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仁慈。威廉斯回顾了封建社会的压迫历史,指出那个时代不仅常出现战争和匪患,即便是在和平时期,施行的也是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人和土地一样都是财产;多数人都沦为劳作动物,被强制进贡、强制劳动或被如牲畜般买卖。当然,下层人也受到“保护”,不过只是作为贵族地主的财产,以便他们能够付出更多的劳力,生产更多的食物,这是一种相当彻底的身体和经济控制。

其次,这一“自然经济”和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截然不同,毫不相干,两者有着非常暧昧的承继关系。确切地说,后者是在前者之中孕育产生的。

人们通常把黑死病的爆发视为英国封建秩序衰落的开始,认为瘟疫减轻了不断增长的人口给过度耕作的土地带来的压力,导致地主和佃农及劳工之间的社会关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但事实是,瘟疫不过是外因,不管有没有瘟疫,在封建秩序内部已经存在某些力量,这些力量无论如何都会导致变化的发生。

在封建时代晚期,地主阶级本身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广泛涉足各类商业活动,依靠租金和资本投资的利润生活,逐渐演变成新式的资本家地主。他们的商业行为导致了大范围的圈地,征收苛刻的地租和圈占土地的过程巩固了他们土地的控制。许多村庄被摧毁,传统的定居方式被改变。流离失所的农业人口涌向城市,变成工业无产阶级,城市逐渐发展出新的、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及概念。到了复辟时期,一个代表新式资本家地主的政府掌握了政权,明确标志着新秩序的建立。

因此整体看来,这一阶段的历史并不是封建秩序衰落的故事,而是地主阶层残酷地蓬勃发展的故事。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种形式的统治代替另一种形式的统治:神秘化的封建秩序被另一种神秘化的农业资本主义秩序所取代,后者通过头衔和权威象征,通过对某种“自然秩序”连续不断的构建来继续迷惑和控制民众,从而与前者保持了足够的连贯性。”

再者,所谓“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对立也不过是表面现象。城镇既是乡村的映像,又是乡村的代理者,它们之间的对立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多数城镇都是作为农业秩序本身的一个方面发展起来的:在简单的层面上作为市场,而在更高的层面上作为金融、行政管理和二次生产的中心。因此出现了各种互相作用和张力,有些城镇还发展出了一定程度的自治。

但在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16和17世纪,社会的有效根基仍然是土地财产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生产,城镇与此主导秩序有功能上的联系。乡村中进行的对人和自然的剥削,在城市中被集中变成了利润。但同时,其他一些剥削形式带来的收益——商人、律师、宫廷宠臣积累的财富——又渗入进了乡村,进一步加强了农业剥削的力度。

如果城镇里的景象令人反感的话,那不过是因为城镇使人们真正靠之生活的那些决定性关系变得明显罢了,而补救的方法也从来就不是去为乡绅的纯真高唱赞歌,而是改变社会关系和核心价值观,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正是在这个时刻,“城镇和乡村”的谎言发挥了作用:宣扬表面上的对比,掩盖真正的对立。因此,威廉斯认为,虽然田园主义怀旧反对资本主义的金钱秩序,承载了一定的人道主义情感,但又将这些情感附着于一个理想化的前资本主义的美好世界,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和误读。

城市进步主义

在否定了田园主义怀旧传统之后,威廉斯对“消逝的农村经济”这种思想的另一主要来源,即城市进步主义观念进行了批驳。城市进步主义很像是田园主义怀旧的相反一极。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并不缅怀过去,他们虽然也谴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厂和城镇的悲惨生活,但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的高生产率,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的进步一面表示肯定。他们对乡村社会的蔑视同他们对城市的工业化未来的信心一样强烈,因此相信农村经济的消亡是历史之必然。

在威廉斯看来,城市进步主义同田园主义一样荒谬。如果说后者错在认不清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模式是乡村和城市大部分历史的基本过程的话,那么前者的错误则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它正在将人类引往的可怕危机视而不见。

威廉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点并非是对机器或改良技术的使用,而是拥有这些机器和技术的是少数人。资本主义一直都是自相矛盾的进程,增加真正的财富,却又不均匀地进行分配。

在技术改良与此进程的社会后果之间一直存在着惊人的反差,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乡村贫民和城市无产者所承受的苦难就是证明,18世纪的反田园诗歌以及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也真切地记录了这一现实。即便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管理和规划的经济体系也是服务于掌握土地和生产方式所有权的少数人。

工业采矿、公路体系、房屋拆迁,乃至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一种情况不是自一开始就被嵌进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各种优先权。一切决定均由少数派指出,他们控制着资本,并通过利润计算决定这些资本的使用。

此外,资本主义使更多的人能够生存下来,但又把人仅仅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除了这些抽象的功能外,对社会没有实质性的权利,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是一个导致异化、分离、外部化和抽象化的社会过程。它赋予城市和工业以绝对优先权,其代价就是破坏了人类社群所珍视的那些有关坦率、联系、亲密和分享的经历。

19世纪以来众多作家笔下有关城市生活的诸多黑暗意象已经揭示出不断加深的现代大都市和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危机,激起了人们对城市和工业的境况和未来的忧惧。而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对比不过是人们对此历史进程的一种反映。

持续的城乡二元对立关系

更重要的是,对大都市工业化的过分信心还导致了农业的边缘化。劳作农业是人类最中心、最迫切、最必要的活动之一,人类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发展并扩展劳作农业,未来土地上的工作只会变得更加重要、更加中心化,而不是相反。

资本主义赋予城市和工业以绝对优先权,以致农业和乡村只可能与过去或遥远的地方联系起来,成为文学怀旧的对象,这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一个惊人的畸变。而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其终极形式——帝国主义时,它甚至改变了世界。英国经验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英国的乡村和城市间发生的事情一直扩展到其殖民地和整个国际体系当中。

19世纪时仅限于英国内部的城市和乡村的职能划分如今已扩展到了全球:西欧和北美社会是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的中心,同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那些被视为“欠发达”的其他社会,那些社会仍以农业为主,或处于“欠工业化”的状态。

“大都市”国家通过贸易体系以及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联合管控,从那些偏远地区获取食物和原材料,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原料的供应地占据了地球表面的绝大部分,也承载了地球人口的绝大部分,但在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里它们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经济和政治关系当中的城市与乡村模式就越过了一国的边界,成为整个世界的模式,其恶劣后果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食物和人口危机。

因此,威廉斯坚信,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带来的是一场全面、深重的危机,要化解这场不断加深的危机,人类必须抵抗资本主义。人类要承认这场危机的存在,而不是逃避问题,并且要通过灵活的、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观察和干预能力来解决危机。各种形式的少数派资本所具有的活跃力量是最为活跃的敌人,必须打倒它们、取代它们。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动用资本主义拒绝、反对并疏远的那些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一无所有的劳工和城市工人在抗议和绝望之中产生的那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必须通过新的方式变成一个集体负责任的社会。

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两者内部一直存在的斗争将会变成一场普遍的斗争。

对于《乡村与城市》这本书来说,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也很有启示性。威廉斯在书中对近代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反思,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历史上是资本主义的敌人,但就乡村和城市的问题而言,它们在细节上,而且往往在原则上,在继续甚至是加剧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同样的基本进程。

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城市进步主义观点,对资本主义的高效生产率表示赞赏,或者预言在某个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开始失去这种进步特性。为了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更有效地控制自然,资本主义必须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对于这种观念,威廉斯表示深恶痛绝,将之称作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个建立在“对现代化和文明的单一价值观的信心之上”的“重大歪曲”。

因为这一观点所隐含的前提是,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它的发展形式包含了比资本主义时代的农业文明更为高级的价值观。而一旦这一前提获得承认,几乎所有打着城市无产阶级旗号的计划都会具有正当性并会得到强制执行,包括对乡村和农业的贬低以及对西欧和北美之外的“欠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压榨。

反观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所走过的弯路,包括以环境和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和城市,或许我们应当从威廉斯的担忧中感悟出些什么。

(该文为译者所写,选摘自雷蒙·威廉斯所著的《乡村与城市》一书,在原文上有所改动)

作者简介:雷蒙·威廉斯,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被誉为“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知识分子和文化行动主义者”。战后至1961年,曾任教于牛津大学的成人教育班;1974年起,在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担任戏剧讲座教授,直至去世。雷蒙·威廉斯著作宏富,主要作品有:《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写作、文化与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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