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唐晓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本书的作者大卫·哈维是一位从地理学角度,以激进批判立场,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后现代思想),研究城市经济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大家。他的关于巴尔的摩等城市社会问题的《社会公证与城市》(1973年)曾引起巨大反响。这本关于巴黎的研究,又为城市社会与历史地理研究贡献了一部力作。

哈维出生于英国,曾就读剑桥大学地理系,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关于19世纪肯特郡的历史地理问题。他后来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1971年起参加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阅读小组,开始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一方面是马克思著作的影响,一方面是对于美国当代社会诟病的批判性关怀,哈维的理论立场很快形成。作为一个地理学者,他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补充地理视野,提出极具有特色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其用意在于强调一些非常基本的地理概念——空间、位置、环境——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在观察社会时需要关注的核心性问题。

这本《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所讨论的是欧洲近代城市史上的一桩有名的老案例:奥斯曼的巴黎改造。在法国第二帝国(1852——1870时期,乔治—欧仁·奥斯曼(1809——1891),时任塞纳省省长,由拿破仑三世任命,成为巴黎大规模改造的总负责人。奥斯曼对于巴黎的改造,采取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态度。一切问题正由此而起。

哈维形容道:这种一刀两断的态度“就如同一道命令,它将世界视为白板,并且在完全不指涉过去的状况下,将新鲜事物铭刻在上面——如果在铭刻的过程中,发现有过去横阻其间,便将过去的一切予以抹灭。因此,不管现代性是否将以温和而民主的方式呈现,还是将带来的革命、创伤以及独裁,它总是与‘创造性的破坏’有关”。“创造性的破坏”,事件出现了不可拆分的两面:破坏与创造。

奥斯曼拆除了大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重新设计巴黎城市空间,将巴黎,及其生活、文化和经济,从狭窄、肮脏的古代束缚中解放出来,开辟市中心林荫大道,建立纵横交错的给排水系统,修建广场、商场、公园、医院、火车站、图书馆、学校、纪念物,等等。在奥斯曼的手里,巴黎出现了惊人的改变,在景观与功能上,都成为一座旷世新城。

关于奥斯曼的这一场大拆大建,大作大为,后人喝彩者有之。他们认为,新巴黎的建筑风格与质量,规划的宏大比例,细节的微妙处理,都有严谨的理性考量与果断实施,为巴黎走入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优质的城市基础。当然,创造以破坏为代价。从原生态文化价值、古典审美的一面来看,奥斯曼无疑犯下了不可补偿的罪过。对奥斯曼的讨伐也不绝于世。

奥斯曼—巴黎现象,是现代性登场的典型一幕。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而对于其大结局的评价仍不确定;历史仍没有结束,哈维的讨论正将其引入新的层面。

哈维的研究仍属于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考察,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题目。不过,哈维以一个地理学家的独特视角,选择一个具体城市为剖析案例,仍有许多新鲜论断。

资本的空间性

地理学视角的特色是空间关怀。本书以空间关系考察作为起点,并纵贯全书所论各项大事。在这里,空间不是外在场所,而是事物自身的属性,即空间性,这是现代人文地理学得重要理论基点。资本的登场与运作,是现代性造就的总根源。哈维告诉我们,资本需要并创造了怎样的城市空间。

竞争、适应、合作、环境转变、空间安排和时间安排,关于这类问题的讨论常见于哈维的书中。他善于把社会变革、经济、人生、城市地貌、建筑,融为一个体系,提示一个复杂的历史地理过程。地理空间关联到众多主题,众多主题均有空间特征。哈维说:“我将在整体与部分之间采取折中途径,试着从一连串交错而连锁的主题(只要少了一个环节就无法恰当理解)来理解第二帝国巴黎历史—地理的转变。”整体中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构成特定时空下社会转变的驱动力量。”

地理关系是一种驱动力。“我将尽可能重建第二帝国巴黎的形成过程,以及资本与现代性如何在特定的地点与时间结合在一起,还有社会关系与政治想象有时如何通过这样的结合而被启动。”

城市本身是一个建筑形态,更是一个空间形态。新巴黎城不只是现代性的场所,更是现代性本身。阅读哈维,除了关注其一般的理论智慧,尤其要注意他所提供的地理学视角下的独到观察。理解空间,把握空间性,是认识现代性不可或缺的路径。

在第三章“序幕”的结尾,哈维说明:“本书的主题将以螺旋的形式向前推进,从空间关系开始,行经分配(信贷、租金、租税)、生产和劳动市场、再生产(劳动力、阶级与共同体关系)以及意识形成,让空间处于运动状态,使其成为拥有真实生命的城市历史地理学。”

奥斯曼新巴黎的现代性空间中的魂是资本。虽然在主观上,帝国政治空间被列为首要,但资本空间的进展很快压倒政治空间,成为巴黎城市的主体。哈维说,奥斯曼的计划所开启的空间,需要金融力量去开发、建设、拥有以及经营。

奥斯曼开辟了宽阔的大道,但只是将货物与人员从中古时代的束缚中解放是不够的,奥斯曼必须动员的力量就是资本的流通。资本按照自己独特的原则重新组织巴黎的内部空间。奥斯曼设想将巴黎打造成法国的现代之都,甚至成为西方文明的现代之都。然而最终,他只成功地让巴黎变成了一座由资本流通掌控一切的城市。在巴黎内部结构中,投资形式的差异,构成了真正的都市分区的边界。

信贷是资本主义的重要基础,土地是信贷的重要基础。地产的意义与定位成为城市的一个本质。对于现代性的城市,不能只看景观,还要看根基,有时,景观只是假象。在信贷体系所进行的革命,也将造成空间关系的革命。在巴黎,这个过程是由金融资本与土地财产的更紧密的整合而成的。

新的资本运行空间是高效的,或者说空间吸收资本的能力是高效的。资本的进入,财产权的高高树立,出现了新的社会威权。福楼拜说:“财产被提升到了宗教层次,并且与上帝密不可分。”空间财产话,空间就是金钱,城市空间获得了新的本质。巴黎的空间性是构建的以及相因而生的,而不是被动反射的。商业空间、公共空间以及通过消费所造成的私人占用空间的现象,三者所形成的共生关系越来越具有关键性。

在资本的推动下,巴黎出现新的空间架构,在这个架构下即产生群聚效应,也可以有各自的发展线路,“如此便可展现出城市演进的新历史地理学。”

需要强调的是,在本书中,空间不是一个可随意替换的字眼。在城市的有形与无形的事物中,充满了尺度与区隔,抹掉这些尺度与区隔,事物将陷入一团混沌、抽象、模糊而无法确指。空间,是认识城市的一个关键,城市从古典形态转变为资本主义形态,包含深刻的空间转型。现代性的巴黎,乃是一个社会综合空间的存在形态。

空间压缩

在不少章节中的前面,哈维都用马克思的话破题,说明他对马克思思想的欣赏。例如第四章“空间关系的组织”,开头引述马克思的话:“生产越是仰赖交换价值,乃至于仰赖交换本身,对流通成本来说——通讯与运输的工具——就会让交换的外在条件显得越重要......

资本一方面必须致力于拆除所有空间障碍......并且征服全球市场,另一方面则必须致力以时间来废除空间。”以各项措施改进流通性,是打造巴黎现代性的必要工作。速度造就新的时空,其中,时间将空间压缩。犹如火车向前开动,车厢中的乘客被向后挤压。

城市空间在扩大,但速度将空间压缩,巴黎的现代性空间是辩证的。这种辩证性的空间在古典地理学中是不存在的。所以哈维称自己的理论立场是辩证的、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

哈维始终认真考察马克思理论的发展路线。他感到,19世纪中期巴黎所发生的事对马克思具有重大影响。“对马克思来说,1848年同样标志着一个思想与政治上的分水岭。1848到1851年间在巴黎所发生的事件,对他来说宛如救世主的显现,没有这个事件,他不可能转向社会主义。”

马克思撰有《法国1848年革命》等文,指出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为“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大交锋”。六月起义被政府军镇压,君主派抬头。奥斯曼的巴黎改造,正是在路易·拿破仑政变后的七个月后受命开始的。一切都在加速,这一段历史仿佛也是被压缩的,在极短的时间内竟发生了或孕育了如此多的影响深远的事情。

时间与空间的废止、压缩的观念,在1830与1840年代,与铁路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广泛流行于欧美思想界,当时有许多思想家在思考,当新的运输与信息交流技术将整个世界联系起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与可能。哈维认为,同样的概念也逐渐出现在马克思笔下。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个观念还隐而不显,但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便明确地表现出来。马克思运用这个观念来表示资本主义在地理扩张与加速资本流通上所隐含的革命性质,同时也直接指出,资本主义具有周期性的“时空压缩”的倾向。

空间归属

城市毕竟是一个人居住所。巴黎现代性的创造,对于资本是节日,对于人文却是断裂与痛苦。在新的巴黎中,居民丧失了归属感,群体意识解体,他们分散为新的没有历史深度的阶层、人群。在他们的周围,已经没有认同的环境依据。金钱共同体取代了所有社会联系的纽带关系。多元、流动、零碎是新的人文特征。巴黎虽然可以成为世界的首都,却无法拥有自己真正的市民。

“巴黎人疏离了自己的城市,他们不再有家园感,而是开始意识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质。”(本雅明)人们的时空视野、地理想象都要改变,他们“内心的地理世界必须调适。”巴黎都市的空间体验方式出现了巨大变化。新的百货公司、咖啡馆、以“外向”发展的形式,溢出到新大道两旁的人行道上,于是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疆界变得模糊,其间充满互渗的孔隙。

由于贫富区域的区隔,城市中出现了过去只是由环境主义与种族主义建构的“他者”,“资产阶级例行性地将生活在贝尔维尔‘边界’上的工人描绘成野蛮人”。原有的人际关系形态在新的空间中不复留存。例如,巴黎劳动市场在地理分布上变得零碎,这使原本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工人与雇主分隔两地,于是加速了传统师徒关系的崩裂。

资本主义带来的生活的变迁,早已惊动了目光如炬的伟大的时代作家们。回收他们的笔下,一切居然都在鲜活地呈现。所以,他们的大量描述恰如其分地成为哈维研究的生动证据。哈维引人注目地援用了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多位作家的众多作品,也使这些诗歌和小说的历史思想重现光芒。在这一部分,哈维显现了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例如,关于巴尔扎克,哈维提醒我们,他的写作“绝大部分都是都是以巴黎为中心——人们几乎可以说,巴黎是他的核心角色。”“《人间喜剧透露各种与城市相关的事物,如果没有《人间喜剧》,城市的历史地理可能因此就被埋没。”“巴尔扎克最大的成就,在于他细致地解开了并表述了随时随地充满于资产阶级社会子宫中的社会力量。”“通过巴尔扎克的作品,巴黎的辩证过程与现代巴黎如何构成便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文学家的生动刻画,穿插在严谨的理性之间,这使本书的阅读饶有兴味。而与此同时,哈维这样做,也为读者在理论阐述与显示情景之间架起了桥梁。本来,巨变对于生活的冲击,每个人都会感同身受。所以,当你阅读奥斯曼的、巴尔扎克的,以及哈维的巴黎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然意识到自己身边发生的类似情景。或许,你自己的城市,也曾经有过,或正在经受着:痛苦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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