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许伟明(方塘智库文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大概两周前,我在西安时去过一趟杜陵塬,隔着一条河谷平底,望着对面的一片崛起的塬地。我被告知,那儿就是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塬,脑子随即充满了白鹿两家族的争斗画面。但谁能料到,几天之后的4月29日清晨,陕西文坛的一颗巨星陨落,将这片土地变得广为人知的陈忠实先生去世。

15年前,我在高中的图书馆里很偶然地借到陈忠实的《白鹿原》,可能因为正值敏感年龄,开头部分白嘉轩最后一房女人仙草新婚之夜在身上系着打鬼小棒槌的场景让我印象极深。也是这本书,给了我最早的关于关中塬区乡村生活的想象。

《白鹿原》的问世,推动中国乡土叙事的最后一个高潮的到来,这本书也成为了中国乡土文学的重要里程碑。在那之后的20年里,在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进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快速解体,城市叙事体系建立起来并日益强势,乡村叙事也就进入到寂寞的尾声阶段。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如今不需要严肃的乡土叙事了。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对于农村的叙事很容易变成“返乡日记”那类题材,但拯救者的心态很难准确把握到乡村的脉搏。在陈忠实离世之后,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乡土叙事。

乡土中国里的乡土叙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最打动人心的作品都是乡土文学,并且与国家命运、时代变迁形成深刻的共振。从鲁迅、沈从文到茅盾,到莫言、陈忠实、余华、苏童等等,不同时代的作家都在尝试从中国乡村社会出发,探索国家和民族的隐秘来处与去向。

在中国乡土文学历史上,陕西文坛是绝对的重镇。陕西省绵长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底蕴,为乡土小说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除了陈忠实之外,还有路遥、贾平凹、柳青、叶广岑、冯积岐、杨争光,等等。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中国乡土文学绕不过去的里程碑。白鹿塬上的故事,不仅呈现了关中塬区乡村的鲜活与残酷的现场,也努力折射了彼时的个体抉择和国家命运。

白嘉轩族长的权威,土匪般的军阀,国共两党,日本人,黑娃的霸蛮,田小娥对人性解放的渴望,这些素材集合起来,陈忠实渴望构建的是一部民族的史诗。他的野心在于,通过白鹿塬的小世界,来承载一个国家的动荡与时代的变迁。

而在山东高密,作家莫言也忙碌地构建着属于自己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在高密里,虽然故事和白鹿塬很不一样,但背后的逻辑却极为一致。莫言努力地将自己对世界的所有认知都装在这个“高密”里:县长、土匪、军阀、日本人、共产党、国民党、九儿、计生干部、传教士……

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莫言的《红高粱》、陈忠实的《白鹿原》、苏童的《妻妾成群》、余华的《活着》等小说,借助电影的力量,掀起了中国乡土文学的最后一个高潮,但很快就进入了寂寞的尾声阶段。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刘震云、迟子建、梁鸿等作家,也以小说和非虚构写作来呈现乡村的变迁,但和1990年代的作品相比,影响力有巨大的不同。

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时代里,乡土是社会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乡土中国的时代,乡村人口、农村经济在全社会里占有无可撼动的比例优势。那么,对于中国的认知,也就离不开对乡村的认识;对乡土的叙事,也离不开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大背景。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乡土叙事往往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也是人们求索中国发展出路的重要起点。

不仅在文学上是这样,在学术研究上也不例外。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以农村为起点,探索中国社会的逻辑,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对于传统社会的认知深度。而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也将乡村教育建设、乡村社会的重建等,作为救国发展、社会进步的出发点。

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乡土逻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逻辑,而乡土叙事与国家的命运频繁共振,密不可分。

城市中国时代的寥落乡音

在白鹿原,族长白嘉轩能得到县长的尊重;黑娃被迫离开白鹿塬,又杀了回来;冷先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陈忠实笔下的乡村社会,并非是我们想象中的封闭和落后。尽管信息上相对滞后,但这个村子的每个人都会很快根据时势的变化做出各自的选择。

路遥笔下的双水村虽然平凡,但也不是封闭的。孙少安拉着驴车到山西讨了老婆,又在村里开办最早的乡镇企业。莫言笔下的高密也不是封闭的,土匪余占鳌杀人越货如履平地,商贩和青岛市场紧密相连。鲁迅笔下的江南小镇也不是封闭的,而是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外面的世界。

事实上,今天我们对于乡村的设想,可能有很多与过去的乡土叙事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应该感到惊讶的是,为什么如今谈起乡村,谈论者往往站在拯救者的位置上低头俯视。

每年春节之后,从农村返城的人们往往要表达自己回乡的见闻。令人奇怪的是,很多人谈论起故乡都如同谈论不可理喻的怪物。2015年春节后,一篇《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引起很多人关注,后来这类“博士返乡日记”越来越常见,作者们普遍把乡村形容为“迷惘的”、“无力的”。今年春节,“上海女逃离农村”的故事也被热传,虽然后来说是捏造的,但也说明了人们对农村的俯视、无力、拯救的心态有很大的市场。还有一些记者回乡之后,呈现的则是暴力、卖淫现象泛滥的悲惨社会。

乡土社会里存在的乱象需要揭露与批判,但值得注意的却是,在当下流行的乡土叙事中,城市视角下的外来者、失望者、拯救者的心态越来越明显。当然了,这种视角下的乡土叙事,也就更不指望能够从乡土里看到中国的未来。

出生于农村的80后,大多见证了最近20多年来农村发生的巨大变迁,而它的背后又是中国城乡格局的巨大变迁。在这20多年内,中国的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在2012年超过农村人口,中国进入了“城市中国”的时代。

在这种背景下,乡村人口逐步减少,乡土社会逐渐萎缩,传统的习俗和文化渐渐消失。城市逐步挤压和取代农村,而相应的,乡土叙事也在凋零。15年前的阅读和现在已完全不同,如今再读《白鹿原》,那些沧桑的怒吼,更像是农耕文明的挽歌。

从乡土洞察中国之未来

在一个城市比例逐步增大的时代里,我们还需要乡土文学吗?或者说,在一个城市中国的时代里,乡土叙事还有价值吗?在未来若干年里,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是否还会记得陈忠实?我想,答案都是肯定的。

尽管中国的城镇化正快速推进,并成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火车头。但这一个过程所得出的结果,不应是乡村的消失,而应该是乡村的重生,应该让乡土经验获得现代性,让乡村重新回到与城市平等对话、交流、互动的位置上。

城市和乡村无法完全一致,谁都无法取代对方。城市是让规则得以高效运行的场所,在一个城市行得通的市场规则、交流方式、生活方式,在另一个城市也多能行得通,它强调的是一致、通行、统一、高效,这是城市文明的魅力所在,也是城市能够成为对接匹配全球资源平台的原因。

但乡村的逻辑与此并不相同。每一个村落都是独特的、个性的、无法复制的,一个村落的规则可能在另一个村落或城市无法行得通,而这种多元性恰是乡村的魅力所在。今天如果我们在乡村重建的过程中,坚持对农村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就势必破坏乡村个性与多元,最终让乡村的核心价值丧失无遗。

城乡的逻辑不同,并不代表两者无法共生。事实上,城乡之间的互动是完全可能的。城市的现代性可以为乡村与外界的便利对接提供路径,乡村的多元可以提供丰富的城市内涵;乡村的产业可以为城市提供服务,城市的资本可以下乡建设农村。我们应该改变的是那种认为农村要脱贫就要离开农村外出打工、城市要发展就要消灭农村的拯救者的思维方式。

而新的背景下,乡土的叙事也会完全不同。新时代的乡土叙事,不应再将乡土世界视作孤独封闭的待拯救对象,而应去发掘乡土经验现代化的空间和路径,为乡土文化祛魅,重识乡土社会与国家、时代的关联,重新让乡土和城市互动,让乡土叙事重新与国家命运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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