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叶一剑(方塘智库创始人)

                             【一】

作为园区经济的代表,经济开发区向来为各级政府所重视,尤其是在经济增长为纲的年代,开发区大跃进更是被批判了多年但依然繁荣了多年。

只不过,在上一轮房地产开发热潮中,很多打着工业园区和开发区旗号的园区经济发展,并没有行产业集聚之实,而是简单粗暴地进行了大量的房地产开发,以至于出现了很多被媒体标签化为“鬼城”、“空城”的新区开发。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在能够简单干脆通过盖房子就可以收获财富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时候,谁还会去关注园区内产业是不是集聚了是不是发展了呢?

可最新的形势是,房地产作为价值变现的链条断裂了,不但无法给地方经济增长带来动力,而且,显然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显著风险来源。对出现如此多的“空城”,最常见的解释就是,产业没有跟上,所以,要加大对产业的关注,通过产业发展不仅为地区带来人气,而且赋予这些房子以功能。

此外,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剧增,使得政府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能,产业集聚和产业发展开始再次被提上日程,园区经济和招商引资一样,被很多政府决策者作为走出发展困境的重要抓手。

但是,当我们将目光再次真正投向以开发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的时候,发现包括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内的园区经济自身也已经遭遇明显的打击,面对产业外移和产业转型,作为我国存量经济的最重要承载地,也成为了转型阵痛最明显的地区。

按照赛迪顾问发布的数据,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形势下,国家级开发区gdp增速却明显放缓,其中国家级高新区gdp增速从2011年的28.1%平缓下滑到2015年的15%,国家级经开区gdp增速则从2011年的51.9%急剧下滑到2015年的9%。

而且,哪怕是基于总体性分析,我们就可以给出的判断是,这样的下滑趋势还会进一步严重,而且,开发区的问题在开发区内部解决的腾挪空间很小,园区经济的发展模式必须进行整体性转型,甚至忘掉园区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全面的城市化改造。

【二】

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园区经济的瓶颈甚至说发展的宿命,是在2011年,当时去湖南长沙县做县域治理的报道,和时任长沙县县委书记、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杨懿文聊到开发区转型发展,当时他们就直接感受到了问题的存在。

比如,园区内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试图对坐落在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升级,从国外调来一位专家,但因为该区域内缺少配套的国际学校和高端的医疗机构,该专家的孩子和家庭就无法在当地定居,最后该专家也就无法在这里常驻,直接影响了项目的推进。

而当地方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试图在园区内进行相应的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的时候,却发现由于之前的园区规划主要是基于产业集聚考虑,在城市公共服务配套的土地预留没有考虑,所以,竟然没有合适的地方建设学校和医院,如果拆迁的话,成本会很高。

此外,当园区内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大以后,园区交通就成了大问题,因为园区在规划的时候对城市路网的考虑是不足的,要进行城市路网的改造就会遇到马路穿厂而过的情况,抛开拆迁补偿费用高不说,一条城市主干道将原来完整的企业厂区一分为二,势必影响企业管理和运营。

当时电影植入广告比较流行,所以杨懿文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至今让我印象深刻:就像拍电影植入广告,正常的做法是先把电影拍好,然后创意性在合适的地方插入广告,如果先拍好广告,然后再植入电影,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开发区就是这样,在产业集聚与城市发展就像是植入广告和拍电影,一开始只考虑了广告,现在要在广告片里插入电影,难度可想而知。

后来我在多个场合举这个例子以说明园区经济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就知道开发区的城市化转型有多困难了,而且,可能越来越发现,根本无法在现有的园区空间里解决问题,必须要进行基于城市发展的逻辑,统筹新旧园区互动发展的问题。

当然,开发区城市化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才提出,之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或者说一直没有太实质性的推动,而且,哪怕是今天新生的开发区依然是按照传统园区经济的逻辑进行空间规划和布局,很重要的原因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哪怕没有城市化的宜居性做保障,依然可以实现产业在园区空间的集聚。既然传统的思路依然有效,也是最安全的,何必去颠覆呢?

但危机突然猛烈来临了,全球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使得包括一些世界500强在内的传统企业优势一夜之间都被颠覆了,转型升级成为必然选项。而且,随着中国成为资本和产业的绝对流出地,存量开发区的产业外迁也将成为常态,这种情况下,开发区的转型之战瞬间打响,且直接进入决战阶段。

【三】

国家对以经开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的最新关照是,今年3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发布了《关于完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考核制度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表示,“当前,国家级经开区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肩负的历史使命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迫切需要通过完善考核、分类指导、综合施策,促进创新驱动发展,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继续发挥主力军作用”。

从这个指导意见中,一方面我们可以读出国家对以开发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的价值和贡献的准确认识,另一方面也可以读出国家对以开发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转型压力的担心,同时也可以鲜明感受到对开发区转型路径和方向的思考。

关于前者,《意见》中指出,“经过30多年发展,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国家级经开区)作为先进制造业聚集区和区域经济增长极,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和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区域,为我国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作出了突出贡献”。

反映在数据上是, 2015年国家级开发区(包括高新区)经济整体规模预计达到17万亿元,占全国gdp比重达到25%。所以说,开发区的转型是否成功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将产生根本性影响。

关于后者,尽管对于开发区的转型发展给予了比较全面的转型期待,包括创新驱动、全球资源配置、创新融资模式、产业城市融合发展等,尤其是鼓励国家级开发区复制和推广自贸区的政策,但在我看来,这些恐怕都无法从根本上确保为开发区的发展赢得一个更好的未来,其根本的战略思维缺失是,没有意识到今天的开发区的转型发展的关键是人才问题,新的考核制度的设计应该围绕人才集聚来展开,这是开发区空间内进行城市化转型最核心的东西。

我们一开始更多地将开发区看作是产业集聚的问题,在此理念下进行了第一阶段开发区的营造,并真的实现了产业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增长立下汗马功劳。

现在,全球产业集聚的形态在互联网和大交通的影响下,将越来越突破对园区经济的依赖,越来越表现为城市产业生态的构建,而城市形态也将表现的越来越丰富,但决定城市形态的最本质的驱动力是不同人才对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追求。

所以,虽然越来越多的区域和城市都在面临经济增长的压力,而且更多表现为传统产业的逃离和失落,看起来最简单直接的转型和复兴路径就是通过招商引资实现产业集聚进而重拾经济增长的辉煌,但也许这一思维方式在今天从一开始就南辕北辙的,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在今天这个旧的产业被快速颠覆,新的产业在快速崛起的时刻,最需要争夺的是人才,而对人才的争夺一定不是基于既有产业的就业岗位的提供,而是要基于自然生态、文化氛围、公共服务等与美好城市有关的要素展开的,对于那些致力于分享新兴产业发展红利的投资来说,也一定是到那些更能吸引并留住人才的区域和城市去。

遗憾的是,虽然越来越多的区域和城市开始饱受开发区建设过程中城市化思维的缺失带来的发展困境,但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依然情不自禁地再次滑向了园区经济的思维陷阱,大兴招商引资,而无视于区域内人居环境之改善,无视于互联网和大交通时代下人力资源发展背后对自然生态、历史人文、公共服务乃至价值观的追逐,无视于城市化时代的美好城市之营造逻辑,从而一开始就走向了一条注定被新时代抛弃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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