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叶一剑(方塘智库创始人)

以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现代农业等为代表的对乡村资源的品质化开发,已经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和新商业模式诞生的重要路径之一,这背后体现了新消费时代对乡村价值的洞察,随着资金、信息、消费和人口向乡村空间的集聚,乡村将从问题频繁之地变成财富暴涨之地。

如果放在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我将建国以后主流社会对乡村的基本认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工业化阶段,乡村经济基本上被作为反哺工业的“奶牛”,主要体现就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剪刀差”政策设计。

其后,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经济的发展,农村出现劳动力大量外流,破败成为乡村经济的常态,并与此伴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国家和社会对乡村发展的态度基本上是减负减贫和社会问题化解,乡村也更多地表现为“问题存在”。

应该说,直到今天,将乡村作为问题存在依然是社会的最主流认知,这从每年春节流行的“返乡体”写作就可窥知一般,乡村从经济到社会到伦理的不堪,成为我们抨击和惋惜的对象,也进而成为整个社会对田园和乡愁进行追忆的心理起点。

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如果我们接下来针对乡村的治理变革如果是以作为“问题”和“破败”的乡村存在为认知前提的话,不但对“问题”和“破败”的化解无益,更是会对新的危机的缺少预见。

比如,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对资本下乡抱以先验性的敌视态度,对城市人口返乡栖居给予冷嘲热讽,对商业文明在乡村的适应性缺少信任,等等。这些对乡村和农民充满“父亲式”的关爱态度背后,越来越体现出对乡村和农民的事实剥夺:包括致富机会的剥夺,完整人格的剥夺,融入现代的权利的剥夺。

今天和未来的乡村,已经更多的表现为“财富”的存在,而不仅仅是”问题”的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在针对乡村的变革判断上,需要鼓励并规范乡村资源的财富化变现,并立足于公共、公正、公开的财富分配制度设计。

而事实上,我们注意到最近两年中央频繁的出台了一系列围绕“三农”改革的新政策文本,可谓是“眼花缭乱”,由此可见,中央高层对乡村问题的最新态势和紧迫性是有洞察和判断的。通观这些政策文本,总体而言,方向是很明确的,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现代化成为主要诉求,在此前提下,逐步认可和规范化资本下乡、农民身份解放、农村土地价值变现、农村资产保值增值、农村社会和谐化、农村传统文明基因的活化。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投资和产业界人士,对新时期乡村经济的开发,秉承生态敬畏、文化敬畏、自然敬畏的理念是很普遍的,过去那种大拆大建、将农民赶走了之的模式被认为是难以为继的,越来越的人会主动思考在地文化保护的问题,在地资源的可持续开发问题,并通过互联网的手段和平台,打通地域市场和外部市场的互动问题,进而通过超越本地化的方式实现商业价值回报。

当然,直到目前还有所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投资人和运营者都可以正确认识到原住民的价值,更多的是立足于乡村空间既有的物质和非物质资产来思考发展模式,对原住民的使用更多是以产业工人的方式进行雇佣。

从中长期来看,这其中的风险是,因为没有很好的解决乡村资产快速增值的同时使原住民收益也能快速增加的制度设计,一旦乡村资产在综合投入下快速增值,财富分配将引发新的争议,这样的冲突,之前在城中村改造中和城市郊区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中,都曾大面积爆发,并构成了中国城市危机的主要部分。

我们当然不希望更广大的农村在中国社会变迁中重蹈当年城中村和城郊村的覆辙,而避免这一危机的出现,我们从现在就需要立足于将乡村作为“财富”存在进行更完善的分配制度设计,而如果要确保分配制度的动态博弈公平,就需要立足于整个乡村治理的变革来推进乡村社会的整体性变革。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提出“回到乡村治理”的命题。

当我们真的要对乡村的整体性变革进行分析的时候,无论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还是从商业逻辑考虑,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要对乡村社会运转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其中农民尤其重要。关于这一点,我非常认同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书磊、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王军和陕西省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郑梦熊等合编的《雁塔乡村治理》一书中的一个观点:对乡村治理的思考和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依然取决于教育农民和组织农民。

当然,在现有体制下,无论是教育农民还是组织农民,一个必须要充分考虑的因素就是中共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扮演和存在的价值。

说到这里,有必要正式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本书,在我看来,本书虽成文于2008年,记录的也主要是当年时任西安雁塔区区委书记王军在该区城郊乡村推进的治理实践,但该实践对今天乡村治理的制度价值和思想价值依然值得深究。

本书所提到的雁塔乡村治理实践主要包括:通过乡镇和街道党校培训农村优秀青年,同时通过乡镇和街道党校的党支部将部分优秀农村青年发展为党员,再通过党校专业课程学习和在街道的实习经历,给这些优秀农村青年配置一定的行政和政治资源,以方便其回到所在村以后可以快速适应新时期乡村治理中包括村民自治选举在内的活动,这就打破了之前农村普遍存在的农村党员“老少边穷”甚至家族化的情况,为农村培养后备干部和领导型人才。

雁塔乡村治理改革是在城市化进程农村利益复杂化和《村委会组织法》出台以后农村选举制度在很多地方出现异化的背景下推进的,后来随着该区域的彻底城镇化,乡村治理已不是主流议题,对该改革实践的关注也就被淡忘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当年这一改革的首倡者之一、时任雁塔区鱼化寨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永潮在调任西安市户县县长以后,通过县党校继续了这一改革实践,而且,在培养优秀农村青年的过程中,不仅作为创新发展农村党员的一种渠道,还将这一工作延伸到培养农村经济发展带头人、社会公益人士等方面,在县域治理中有借鉴意义。

在我看来,对雁塔区的乡村治理实践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更综合的价值审视:

1,在城镇化过程中乡村经济改革遇到困难并越来越表现出对乡村政治架构形成冲突的时候,通过创新农村党员选拔机制,实现了乡村治理人才的培养,可谓是通过政治改革化解经济改革的积弊;

2,这一治理实践从一开始体现了推动者对既有法律的尊重和敬畏,尤其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实践初期一度面临争议,甚至出现否定的声音的时候,雁塔区的治理实践从一开始就保持了对村民选举制度的尊重,这一点对基层官员来说,可谓难能可贵;

3,这一实践体现了中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型的实践探索,其探索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开放发展党员的入口,将更多优秀人才纳入到党内,并实现了乡村治理空间内的党员更新,提升了中共在乡村治理变革中的话语权和组织价值。在没有打破中共领导的前提下,实现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步,这对将来中共在更高层级进行开放转型具有启示价值。

4,这一实践体现了将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统筹考虑的乡村改革发展模式。中国的乡村变革从来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变革过程中,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的同步性是一贯的,新的乡村建设势必会挑战原有的乡村治理模式,新时期的乡村建设从一开始就需要充分考虑乡村治理的变革,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当然,总体来说,这一实践探索更多还是化解问题导向的改革设计,虽然很大程度上开放了乡村治理人才的培养,但今天的乡村治理将需要更大幅度的开放(不仅是基层党组织的开放)。

毕竟,随着资本、技术、消费、人口更多的进入乡村,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在一定的乡村空间,所谓外来人口会占更大比例,在某一乡村空间里的财富增值,外来要素和外来人口带来的价值更大,而且,在乡村空间的商业模式创新和产品研发也越来越需要进行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这对人才的要求也就更高端,如果仅仅局限于某一乡村空间的户籍人口的精英人才的培养和发现,是无法满足现实发展需要的,如果仅仅基于某一乡村空间的户籍人口进行财富分配,也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这都需要乡村治理更大范围和程度的开放。这也是今天的乡村治理时间和探索迫切需要思考和回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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