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子焉(方塘智库城市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自2014年底以来,农村互联网被炒得火热。据cnnic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1.78亿,年增长率为1%,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28.6%。idc中国预测,2017年农村居民互联网渗透率接近53%。 但从城乡互联网普及数据来看,城乡之间的差距却在逐步加大。

农民 互联网是“网民”,农业 互联网是“电子商务”,农村 互联网就应该是互联网思维的新型城镇化。以乌镇为代表的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东部小镇正在因互联网发生着有目共睹的变化,形成了由市场力量主导的“事实性城镇化”,那么“三农” 互联网对中国农村还带来了怎样不同的变化?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避开了东部城市,选择了调研走访西部一些农村,亦为农村互联网的研究找到另一番事实性依据。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我国5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地处西北地区东部,黄河上游中段。同时也是国家信息化第一个省域试点,自治区党委、政府于2007年2月作出了《关于集中信息资源建设信息中心平台的决定》,并率先启动实施新农村信息化建设工程,提出了新农村信息化“小省区大集中”、“平台上移,服务下延”的战略性思路,经试点和推广,2008年8月全区所有行政村实现了村村有信息服务站,村村通网络,实现信息化在全区农村的全覆盖。宁夏的农民率先通过互联网看到了电视节目(iptv),实现了“三网融合”。可见,宁夏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较早实现全面建设。

笔者对宁夏银川市农村互联网应用的调研显示出,在全国电子商务规模分布上的东西部失衡、电子商务应用水平的东西部差距等问题依然严重。

农村电子商务的实质是优化城乡资源配置

在过去几十年依靠工业化、依托外贸,带动了一批乡镇企业的发展,比如江浙一带,形成了一批工商业小城镇,促进了我国城镇化发展。但当下处于经济转型期,投资与出口显现出疲软事态,拉动内需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了,城市资源的饱和与过剩势必将注意力转向农村,各大电子商务平台都在抢占布局农村市场,这也是互联网时代农村发展的机遇。

第一,“工业品下乡”电子商务村级服务站带给农民更多选择权。

我们特地调研了银川一个4000多人的行政村的电商村级服务站,选址于临近村里的健身广场村里的小卖部。该小卖部是村里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人员流动最大。店内统一配置,即一桌一椅、一台电脑和一个壁挂电视显示屏,墙面贴着服务站功能和服务流程的三个宣传板,店内姐弟两个服务人员,日常工作是代买代缴的消费型服务为主。

通过对姐弟两人的访谈了解了该村电商的基本情况。表现为:农村网络基础设施落后,虽有电信网络信号覆盖,费用也合理,但网速慢,几乎无法正常上网,所以经常用移动终端网络购买;通过服务站网购的产品多为衣服、日用品、小型家用电器以及话费充值等服务;有网购需求的人群多为30至40岁家庭妇女,该人群不是不能学会自己网购,而是不知道如何判断网店产品的质量、款式等,也不愿承担因退货产生的费用等;服务站服务人员实际是一个网络“代购员”,一号店免费对其培训,统一店面装备,但与电商平台不存在雇佣关系,服务人员通过与卖方达成协议获取佣金以及免费退换货等优惠,人均月收入能达2000左右;服务站对地方特色农产品产业带动作用不明显,服务人员有开网店,但是产品渠道多为网络代销商或者实体代销商,甚至本地产品很少,合作产品有陕西、浙江、河南等外地品牌;服务站通过网络进行服务,但并不是一号店服务站只在一号店平台买卖,服务人员通过村民购买需求甄选合适的电商平台进行购买,比如衣服主要在淘宝网购买,食品在一号店买,但鉴于村民对网络购买食品的需求不大,甚至出现了一号店服务站一直在用淘宝平台为村民服务的现象。

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说,用户是硬性指标,城市移动终端用户几近饱和,开发农村用户与农村消费市场将成为互联网经济的新增长点,也为农村用户带来更多样化的选择空间。虽然农村网民的规模很大,但是从调研实际来看,现阶段之所以有“代购员”,是因为真正的互联网平台用户(也就是常说的忠实“粉丝”)不多,“代购员”与真正的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这在互联网时代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也注定是短暂现象。

第二,“农产品进城”特色产业电子商务发展尚好,但也困难重重。

银川西夏区镇北堡镇华西村是由江苏华西村援建的助贫项目,是生态移民村,共2500多人,村民绝大部分是山区移民,作为国家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国家和自治区都给了大力的支持,村里已经形成枸杞、葡萄、手工艺品等农业和文化产业,并全部实现了网上销售,解决了村民就地就业,目前人均年收入已过万,实现就地城镇化。

村部领导了解到,本村的枸杞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而且是当地正宗中宁枸杞,但在做电商网络销售时面临了一些问题:网络枸杞产品竞争激烈,陕西和青海枸杞价格优惠,产品个头大,消费者在对产品认知不清的情况下,备受青睐,宁夏枸杞市场受此冲击较大;电商运营费用大,合作社和村部都无法承担昂贵的品牌宣传和网店建设运营等费用,而且也没有专业的电商人才,因此线上渠道短期内很难实现实质性变化;产品虽注册了品牌,进行了有机认证,但宣传力度不够,消费者对此认知不足。

对于中国农业来说,过去互联网解决不了产品品质不稳定,技术创新含量不足、附加值低、不安全、不环保、信誉与信用缺失等中国农牧业产品的基本问题。而产业互联网能真正打通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用承诺关系,重构农牧业企业商业模式,提升农牧业企业内部运营效能与农牧产品附加值,真正回归客户价值,形成为社会提供安全、环保、可追溯的优质产品的跨界农牧业产业新生态。在此潮流下,产业的驱动要素,真正回归到了人才、技术、品牌、管理等资源上来。

方塘智库认为,只有特色的产业才具备发展电子商务的条件,因为农产品的稀有性是市场化竞争的先决条件,是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实现农业稀有资源的城乡共享, 而非特色的大宗农产品是国民共享的基本权力,不能市场化竞价。当然,随着中国加入国际市场分工,人们日常所需的粮食作物也有可能进行国际市场竞价。

互联网与农村的就地城镇化

宁夏地区地广人稀,移民较多,通过土地流转进行集中化建设中心村,农民以土地置换住房,集中上楼,农地规模化种植,产业化生产,农民再就业可以选择承包大棚,作为产业工人,也可以不做农业而是发展电子商务,德胜村电子商务是依托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的产业发展思路,政府免费提供办公场地、网络、培训、加工仓储用地,引进电商创业人才,为失地农民电商就业提供有力支撑,使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就地就业。

县级政府成立县级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基金,75%用于电商发展的支出,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网络费用、办公设备、人员培训、营销宣传、物流、包装等,不得挪作他用;5%用于本行政区域内电商具体负责人的奖励;20%用于辖区内入驻企业、团队以及评定较好的电商创业人员的奖励补助。

以园区的模式发展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引导农村年轻人返乡创业,这是互联网为农村城镇化带来的最大便利。方塘智库认为,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人口户籍和房屋建设模仿城市的城镇化,而是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互联网创业低成本、低要素的特质,以及网络城乡信息资源的共享性,使农村互联网创业集聚成为可能,形成产业园区引导的新型城镇化模式。

通过对中国西部银川市农村电商的深度调研,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在农业农村领域如火如荼的发展着,农民和农业创业者都在积极融合互联网思维进行生产和生活。

而且,西部移民文化的特质使得城镇化步伐快,农村消费互联网发展潜力大。

农村消费互联网是由城市消费互联网的渗透作用发展起来的,其本质的发展农村个人用户,但由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作用,农村还无法有效适应和分享城市发展的互联网经济,农村互联网用户习惯的培养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适当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终端使用的培训可以对农村消费互联网发展起到助推作用。

2015年银川市县域(两县一市)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5.00亿元,同比增长6.7%。县域总量占全市零售总额的比重为32.5%,对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贡献率为30.1%,拉动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2个百分点。银川市移民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以食品、衣着、居住为代表的生活消费支出占绝大比例,2014年比2013年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支出有明显增长。移民区对促进地区城镇化、刺激农村需求起到了较大作用。

特色农业产业互联网成长路漫漫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农业产业互联网的发展要有实体经济作支撑,不能只做互联网 ,而是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之上 互联网,而农业作为最大的实体经济,在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现代化、信息化“四化”同步和供给侧改革的大战略背景下,互联网可以对农村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改变农业生产端供给失衡问题,拓展农业产业链条,减少由生产端到消费端的中间环节,农业产业互联网的潜力无限。同时也要认识到,农民在自产自销的传统农业经济转变为通过互联网培养商业思维以适应市场需求的过程,是需要农民乃至政府要不断自我突破,农村电商实践的道路还很长。

根据2014年上半年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我国农产品的总交易额在4万亿元左右,然而通过电子商务流通的农产品仅为1%。大量农副产品的销售利润被流通环节所攫取。这表明农产品电商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未来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如此庞大的消费者人群将迎来电商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银川市农村互联网的发展路径虽不能算作成功经验,但其农村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对我国其它地区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首先,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宁夏新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启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应当抢抓信息化发展机遇,加倍重视农村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信息化的巨大效应,消除城乡“信息鸿沟”,减小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

其次,农业现代化产业基础夯实先行。农业产业互联网的基础是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引进先进的科技和物联网技术,实现农业生产标准化、可视化,为社会提供安全、环保、可追溯的优质产品的跨界农牧业产业新生态。

最后,农民互联网化思维认知先行。农村互联网发展至此并没有成功的商业模式,究其原因是商业资本在看待“三农”问题时首先看到的是有利润来源的农业,而忽略了“三农”问题的根源——农民,农民的思想与认知是制约农村互联网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当绝大部分农民意识到了互联网的存在与作用的时候,也是农村互联网成熟发展的时候。

重识乡土中国

唯有重新发现,方能洞察本质,进而启示未来。“重识乡土中国”是方塘智库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进行的基于乡村变革的新型城镇化专题研究的成果专栏,致力于通过全球化、互联网、城市化、技术革新、资本入场等多重时代背景下,多维度、宽视野、系统性求解中国乡村变革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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