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蒋伟涛(方塘智库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叫魂》这本书在大学期间曾经就精读过,并在应星老师的历史社会学课程上做过读后感的分享,至今已经将近十多年。上班后也曾经两次再读,但是这一次从书架上把这本书拿出来,却是另一番滋味,因为这部伟大著作的作者孔飞力先生已经仙逝。

这本著作,有人把它当作小说来读,有人把它当作研究东亚社会的著作来读,社会学家把它当作历史社会学著作研究事件中各阶层的关系,法律史学家把它看作运用法律史资料闯入更深刻的问题领域的成功范例,政治学家用它解读清朝中期官僚君主制运作,传播学用来研究传统社会传播的途径和方法,更不用说历史学界对它的研究,总之它是一本社会科学著作,好比百科全书,基本上每个社会学科都可以找到研究的理由和研究的兴趣所在。

在对史料的选择、运用和解读上更让学者们发出“学问原来还可以这样做”的感慨,孔飞力以敏锐的眼光发现这一清宫档案的不同寻常,运用新文化史的研究路数,将史料的丰富意蕴以“说书人”的方式演绎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孔飞力治学严谨还体现在他十分注重对中国原始档案的运用,《叫魂》一书正是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宫档案而成的力作。从准备博士论文(1964年)到正式发表(1970年)用时6年,之后20年才有《叫魂》问世,12年后出版《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慢工出细活”的著述风格再次体现了他治学之严谨。

当下的中国学术,浮躁是大家的共识。相比孔飞力二十年磨一剑的写作《叫魂》,更是望洋兴叹,令人望尘莫及。正是由于像孔飞力这样默默无闻的扎堆于历史的故纸堆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才造就了一本书影响几代人的神话。这是今天中国学术界和学者依然需要学习的。

所以,行此文,一方面表达对孔飞力的纪念和致敬,也与研究界同仁共勉。

《叫魂》与中国盛世的另一种存在

记得当时初读《叫魂》,感觉真是相见恨晚,第一印象就是历史也可以这样述说,作者笔下的事件峰回百转、柳暗花明,历史几乎正在重演。清朝中期的历史在一位外国学者笔下游刃有余,对于历史的想象、架构、认知和把控可谓是炉火纯青。1768年的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的顶峰,但是在繁荣社会的背后,弘历皇帝正在苦恼着,因为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从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冲击到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为之寝食不宁。

“叫魂”妖术大恐慌,底层民众歇斯底里的惊颤影响到了大半个中国的正常社会生活,让掌握权力高高在上的皇帝感到震惊和愤怒。孔飞力先生在这一“叫魂”事件的剖析中,不仅把整个事件用平实的语言表现出来,还爬梳出许多历史的细节,揭示出“叫魂”事件内在的合理理由,展示出各方主体对待该事件的态度,从而让读者真切地进入到三百年前的社会,让读者拍案叫绝。

通过梳理该书可以明晰地看到一共有三条线索并驾齐驱:一是妖术恐惧怎样在普通百姓中间流传,二是皇帝如何将妖术与谋反联系起来,三是官僚集团面临的困境——应付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

在“叫魂”事件中,对于处在封建社会末期缺乏科学知识的民众来说,传播途径和心理惊慌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在事件背后展示的民众心态和官员处理方式却是真真切切反映那个时代的特征,揭示出的社会特征让我们加深了对那段历史的真实了解。

“叫魂”事件中的主体其实还是最底层的民众,当时的民众除了轻信谣言,他们的从众反应还包括编造受害故事和趁此集体恐慌之危浑水摸鱼,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现今世人的种种从众跟风现象。

随着谣言的蔓延,不少地方不断接到报案,称有人的辫梢或衣角被割去了,那人便即刻昏迷不醒。有的受害人在事发时本来没觉得异常,等事后反应过来,便立刻感到“头晕发抖”。后来的审讯结果表明,其实并没有人因此而生病或者死去,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全系编造。有人因为欠债,故谎称自己被害,借以逃脱债务;有的小孩不愿意去上学,就说自己被外来和尚摸了一下脑袋,引起家长和邻里的恐慌和愤怒;还有人承认,在街上用迷药等施害是为了引起恐慌,好趁大家乱作一团时摸去别人的财物;甚至有的衙役在追捕嫌疑犯时为了勒索钱财而伪造证物,用以威胁那些无辜的和尚们。正是这些生动的故事(其中不乏屈打成招者)使得谣言的蔓延持续升温。叫魂俨然成了一种让普罗大众立即可得的权力,使其可以通过恶意中伤他人来保全自己。

从众的心理在这个事件中出现了应有的魔力,民众对于权力的渴望俨然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脆弱。孔飞力谈到“人们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和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妖术既是一种权利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便叫魂从未真实发生过,人们仍然相信通过一定的技巧和手段,便可以窃取别人的灵魂,召唤出阴间的力量。或者更甚,很多人并非意在窃取他人魂魄,而仅是为了体验这种可怕而刺激的感觉。

这些现象是否足够引起今天的我们耐心琢磨呢?

历史再现与中国社会危机

有人提出“叫魂”事件只是一个个案,如何能够看到历史的真切,其实按照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各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因而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

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从宗教裁判所的审判纪录中读出了蒙塔尤村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写到“的确,在无数雷同的水滴中,一滴水显不出有何特点。然而,假如是出于幸运或是出于科学,这滴特定的水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如果它不是纯粹的,便会显现出种种纤毛虫、微生物和细菌,一下子引人入胜起来。”

《叫魂》这本书展示出的官僚君主体制和各阶层的反映也是主要内容。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总认为一些事情是冲着皇权而来的,为此皇帝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後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

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後,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对于官僚集团,官员们总是愿意“报喜不报忧”以免引发主子的淫威,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在危机爆发的头几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向朝廷奏报过。这其中,官员自身的考虑自然有很多,比如仕途、官场利益等。其实这种官员之间的从众早已被编织进了官官相护、利益牵扯的大网中,使得网中之人不约而同地做出相同的反应来与皇权抗衡、拆解来自朝廷的压力。

不论是对旧中国的体制,还是对现实社会生活,孔飞力都表现得都很悲观,却让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感受到历史的重演,我认为这正是本书的耐读之处。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性,近代社会里总是有这样的狂欢,是社会进步了,民众进步了,但是随着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和经济社会的进步,对于“叫魂”这样的谎言在中国大地上依旧是我行我素,就像一只幽灵过一段时间就显现一次,而每一次的事件都让知识分子想起这本著作来。让这本著作再一次走进人们的生活,也让我们加深了对历史和人性的真实理解!

1768年,这个口耳相传的流言,从江南启程,北上西行,在半年最终覆盖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影响了12个省的社会生活。让人难以预料的是,在事隔235年后,一个“婴儿初生就说话,放鞭炮驱非典”的流言版本在中国的14个省份传开,并且在几天内达到高潮。

从已经公开的报道看,流言约在2003年5月3日左右大规模出现,较早集中在两湖地区,湖北省潜江仙桃一带和湖南的宁乡望城一带版本比较一致,均称当地“一婴儿出生即能言”,“多年哑巴开口说话”,称家家户户必须放鞭炮烧香除非典。此流言至少传经中国的14个省份,其间只用了4天时间。而235年前的那次流言,共传经中国的12个省份,自秋而冬历时半年。

无独有偶,2010年3月17日早晨仅一夜之间,人们日常见面时理解性打招呼或朋友的关切问候,几乎统一为一个内容,“你今天买盐了吗?”、“你今天买到盐了吗”。事情的背景是,2010年日本发生了特大地震和海啸,核设施受到严重破坏,产生了严重的核泄漏。日本的严重灾害并没有对本国国民产生全国性的惶恐,但核泄漏辐射的恐惧却引起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全民的恐慌,一个谣言竟引发全国性的抢购碘盐风潮。真让人哭笑不得,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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