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城市”在中国:不仅是城市空间重构更是一场社会变革

文丨许伟明(方塘智库文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2015年11月底至12月初,横扫华北和西北的那场雾霾,几乎让半个中国“沦陷”。它再一次警醒我们,空气污染的外部性,让穹顶之下的每个人都无可逃遁。它也再一次唤起人们对城市的重新审视,究竟怎样的城市才能真正让生活更美好?

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城市在快速制造财富的同时,也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有时甚至是灾难。除了环境污染之外,还有交通拥堵、失业、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治安失控等等。

伴随这一切的,是人类对理想城市的不间断求索。城市的诸多社会问题,其根源在哪儿?如何化解这些问题?如何建造宜居的、安全的甚至理想的城市?对这些问题,不同的思考者有着多元的见解。其中,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了“田园城市”。

虽然“田园城市”是基于一个世纪前英国的现状而提出的,具有显而易见的时代局限性,但其思想智慧的闪光穿越了时空,在今天仍然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事实上,它也的确持续地激励着世界各地的后来者,在不同地方探索田园城市的可行方法。

远离英国的陕西西咸新区就是其中一例。“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只画在了纸上,而西咸新区要通过努力让西咸田园城市变为现实。”西咸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兼总规划师李肇娥曾说。

中国正在进行快速的城镇化,“大城市病”已不再是特大城市、大城市的“专利”了,甚至在许多中小城市里流行开来。因此,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无论是城市的扩张,还是旧城的改造升级,以及新区新城的开发营建,都需格外严肃对待各种“城市病”的防治。这个过程中,“田园城市”被认为具有独特的理论和路径价值。

而且,尽管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进行了30多年,但依然处在理论和实践的匮乏阶段。在当下,认真地研究和借鉴田园城市的内涵和精华,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田园城市的路径探索和经验总结,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如果我们从社会变革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那么田园城市就不仅仅在城市空间设计上具有指导价值,更在社会变革中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这也是我们对包括西咸新区在内的中国现代田园城市营造实践进行梳理和审视的意义所在。

用社会的视角来审视城市

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设想时,以伦敦为代表的英国大都市在工业化进程中,正遭受着各种各样城市问题的困扰。向往乡村生活的美好成为一种时代的情绪。在那种背景下,既有城市又有乡村的“田园城市”,成了很多人向往的城市形态。

这就像是今天中国城市正在遭受的情形。中国许多大城市正深陷于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的泥潭里。人们正期待城市有所改变,期待城市真的可以让生活更美好。站在这样背景前,“田园城市”浑身都散发着格外的魅力。

除了西咸新区明确提出建设“现代田园城市”之外,我们看到,中国至少还有20个城市将“田园城市”设定为发展的目标。搜索新闻可以发现,包括珠海、西昌、成都、琼海等大量的城市,现在或曾经都提出了建设田园城市的目标或口号。

相较而言,西咸新区的田园城市营造的最鲜明特征是,它本身是一个新城的营造,并从最初的规划设计开始,就贯穿了田园城市的理念。

当然,任何理论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和时代局限性,对今天的中国城市建设而言,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只提供理论的参照,而在具体的营造过程中,则需紧密地和当地实际情况结合。

西咸新区位于西安、咸阳两主城区间,有渭河、沣河、泾河分割,又有周丰镐遗址、秦咸阳宫和阿房宫遗址、汉五陵原等大遗址和大片基本农田。在这里营造城市,必然会受到河流和大遗址的分割,从而也就无法形成统一的城市中心。

在此背景下,根据地域的自然分割现状,西咸新区确定了五个城市组团的格局,在此基础上进行田园城市的兴建。有别于霍华德的回归田园、开发强度低的发展方式,西咸新区位于关中城市群的核心区,其田园城市的建设致力于提高人口承载力和集约用地两个目标一起实现,致力于建设开敞的田园、紧凑的城镇,致力于实现新型城镇化。

具体而言,西咸新区以“大开大合”的模式,构建紧凑都市、开敞田园的城市形态,不仅具有城市生活的优点,又以农田、优美小镇、都市农业、大片绿地等形式,保留住乡村环境的优美。

如果仅从空间形态来看待西咸新区的田园城市,一定是不够的。事实上,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设想本身具有双重含义,包括空间的和社会的。就社会的层面而言,田园城市应该是一个能够应对诸多社会问题的路径。

在传统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无边界、文化断裂、乡愁无根、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城乡对立、农民利益被侵害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西咸新区的田园城市营造,也致力于对这些问题的防范和解决。

在方塘智库看来,城镇化让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又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在这个进程里,社会、经济、文化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迁。因而,城镇化本质是一场社会变革,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城市问题必然也就显得无比复杂。田园城市对中国城镇化的更大意义和价值的发挥,也就在于此。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缩影,城市问题本身兼有复杂性和兼容性特征,反映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深层次矛盾。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城市空间规划是无法解决的,必须运用社会改革的综合手段进行治理。霍华德首开了在城市规划中进行社会研究的先河,以改良社会为城市规划的目标导向,将物质规划与社会规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西咸新区的田园城市营造,将实现“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平等、文化繁荣、生态平衡”作为田园城市的宗旨,并从使用者的需求和对环境的影响来考虑城市的设计和营造。它以改良社会为城市规划的目标导向,将空间规划与社会规划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城市规划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关心保护多数人民利益,恰恰是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的基本立场。

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军说,“(陕西)省委、省政府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不光用经济的视角,要用社会的视角、环境的视角来审视城市,社会视角主要是城乡关系。基于此我们提出理想城市、理想社会,西咸新区城市化创新之举就在于此。”

超越卫星城的组团模式

田园城市寻求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并启发了组团城市的发展模式,即若干个小城市将通过绿带分割、快速交通相连,有机组成一个规模较大的城市。组团城市的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单核心拓展模式,而是多核心模式的一种。

西咸新区的格局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城市组团模式。目前,新区里共划分有沣东、沣西、秦汉、空港、泾河五个新城。这些组团新城本身就是一个个的城市,有自己较为完善的功能,既有产业集聚,也有相应的商贸居住。

丨超越卫星城的城市组团发展丨

如此一来,各新城本身就是一个较为独立的系统,在各自空间里实现“产城人”的有机融合。在新城内的职、住、消费三方面平衡的情况下,跨区的交通量也就会明显降低。

当然,组团的目标是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城市,所以西咸新区各个城市组团之间,也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和功能互补关系,并通过快捷的城市交通进行连接。

这和过去“卫星城”模式有明显的不同。卫星城被认为是疏解大城市压力的有效途径。但在现实的大量案例里,很多卫星城的功能实际是“睡城”、“卧城”,只解决了人居住的问题,但人们工作的地方还在母城,远距离的、潮汐式的交通,又给城市道路带来了巨大的负担。甚至像北京很多的卫星城那样,最终和主城连成一片,事实还是“摊大饼”。

卫星城的这种失败,追根究底还是因为在城市的规划发展中,依然受到“摊大饼”和城市功能分区的双重驱动。而这两者恰是西咸新区等田园城市建设中,所需要着力规避的。

摊大饼的扩张,从初期来看是经济的,因为新城可以迅速地对接老城的基础设施。但是一个城市如果失去了边界,那么其扩张就会形成巨大的惯性,城市一天比一天大,负面效应就显现出来,如交通拥堵、环境恶化、房价升高、生活不便,等等。

“我们认为,‘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是在消耗掉了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环境红利后,支撑起今天50%的城镇化率。未来的城市化已经没有那么多红利可供消耗,走新型城市化是必然之路。”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军说。

在小城市里,功能分区并没有问题,反倒还有诸多的价值。通过分区规划建设,使工业区和居住区分开,使居民远离污染,方便生产也方便生活。而且工业企业的“扎堆”有利于加强协作和配合。商贸企业“扎堆”,也增加人气,方便购物消费。

问题在于,原本功能分区的中小城市,在“摊大饼”的扩张带动下,越变越大,这带来居住与就业越来越远距离的分离。而城市的使用者们在工作地和家庭之间疲于奔波,造成时间的巨大浪费,也加剧了其它各种城市病。

如果西咸新区继续走传统城市营造道路,从一个核心出发,逐渐向外扩散,那么在未来的某一天,它也一定会遇到各种城市问题的困扰。因此,在城市的营造之初,城市的建设的主导者们就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从头思考田园城市的规划设计。

在每个组团内的建设上,西咸新区的田园城市提供了两点值得注意的原则:

一是,严格限定城市的边界。这显然是针对传统的“摊大饼”而言,因为如果各组团城市的扩张失去了边界,那就和其它城市连为一片,最终小饼连小饼,还是成了摊大饼。

西咸新区的882平方公里土地中,只有272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设用地,其它超过三分之二的土地则是农田、绿地、遗址保护带等等。而且西咸新区通过保护农田的红线、保护生态的绿线、保护文物的紫线“三线”共同构建城市的边缘,依法不得跨越。这就倒逼城市的发展,必须尽可能地通过在已有城市土地上提升密度、精细化管理等措施来不断挖掘潜力。

二是,产城一体化。这更多的是针对传统城市功能分区而言。不仅是在整个组团城市内部,实现整体的职、住、商等的平衡,而且在组团城市内部的各个园区、社区等内部,也要尽量产城融合。

例如在沣西新城的“西部云谷”,它本身是一个青年众创的项目,里面有食堂、公寓、酒店、咖啡馆等,自成一个小社区,而它的周边又有住宅区、文化娱乐中心等。

丨沣西新城的“西部云谷”丨

西咸新区的优美小镇也不例外。虽然小镇本身是依托城市板块来发展产业的,但它自身也有大量常住人口。

当然,也并非所有产业都适合产城一体化的发展实践。

让城市实现精明增长

西咸新区营造田园城市,外界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疑问,田园城市是不是昂贵的城市?因为田园城市很容易被想象为或转化为一种低密度的、分散的城市空间形态。

美国建筑学家简·雅各布斯曾对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设想,以及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进行严厉的批判。霍华德及其追随者们将城市引向分散,而柯布西耶的学说则提倡在较小的空间内建设高楼,留出大片的绿地,并以宽阔的马路来满足小汽车的需要。雅各布斯认为,这两者都造成了城市的低密度,并被汽车所主导,城市变成行人无法行走的荒漠。

到今天,在城市的密度和环境之间,到底应该如何维持在怎样的平衡上,也一直存在着争议。这对西咸新区而言,当然也是外界观察其田园城市建设的一个角度。我们看到,将“精明增长”作为其田园城市的建设目的,这或许就是西咸新区的平衡之道,或者说是平衡的结果。

精明增长是什么?在2000年,“美国精明增长联盟”确定,“精明增长”的核心内容是: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加强对现有社区的重建,重新开发废弃、污染工业用地,以节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城市建设相对集中,空间紧凑,混合用地功能,鼓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步行,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通过鼓励、限制和保护措施,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

具体到中国,“精明增长”的含义应该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解。但精明增长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较为紧凑、集中、高效的发展模式。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提出,“要坚持集约发展,树立‘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理念,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

而早在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陕西考察期间提出,城市的发展要“优化城市形态,实现精明增长”。

西咸新区将创新城市发展方式,建设现代田园城市,来作为其实现城市精明增长目的的有效途径。在方塘智库看来,其值得借鉴的地方在于:

首先,精明增长应该是紧凑的。前面已经提到,西咸新区对城市板块实行了严格的边界限制,控制城市的蔓延。这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的人口和产业增长,必须在既定的空间里通过提升密度来挖掘潜能。

数据显示,和日本快速发展时期相比较,中国gdp每增长1%,对土地的占用量约是日本的8倍。低密度的休斯顿花费约14%的gdp用于交通建设,而紧凑的哥本哈根市只需约gdp的4%。

在人地矛盾突出、城市“摊大饼”又成为恶习的中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如何更集约地使用土地,是国家级新区们需要作出示范的。如西咸新区的田园城市强调,田园是开敞的,城市的建设部分必须是高密度的。

西咸新区的一个“立体城市”项目,其目标是未来的人口密度将达到4万人/平方公里。当然,这是小地块内的超高密度集聚。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军说,未来整个西咸新区的人口密度,至少要达到1万人/平方公里。

这种较高密度的、紧凑增长,也存在其优美小镇的建设过程中。虽然小镇在大片绿地中是空阔的,但小镇内部的城市建设同样必须紧凑。

其次,精明增长的城市应该是可步行的。精明增长是针对美国基于小汽车进行城市的低密度扩张而提出来的。这种低密度扩张的鲜明特征是城市郊区化,大量的人口以小车进行长距离的上下班交通,道路宽广却不宜步行。而精明增长的城市,应该是适合步行的城市,城市的社区内部有专门的人行步道。

再次,精明增长一定是不断精细化城市治理,并基于现有空间来挖掘城市增长的潜力。精明增长,需要在城市治理的每一个细节的改善来着手,而不是说,一出现问题就想着通过扩大城市开发面积来寻求解决之道。

在西咸新区,最为典型的是对雨洪的治理。以“海绵城市”等形式对城市雨洪的每一处细小来源进行管理。这种构建城市“海绵”的形式,将住宅小区、园区、道路等大大小小的雨水来源进行过滤、存储,并在干旱时向外“吐水”,不仅解决了城市内涝等问题,还能对城市干旱进行均衡。

当然,除了雨洪治理,还有交通治理、社会治理等,精细化管理都是实现精明增长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小汽车拥有量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若能通过不断完善交通体系,不断优化每一条道路、每一个交通节点的交通效率,来治理城市的交通问题,同样会整体性提升整个城市的运行效率。如此,田园城市得以精明增长。

新区新城的逻辑

新区新城,其命维新。以国家级新区为代表的中国新区新城的开发和建设,不但承载着对中国美好城市空间增量的想象,亦承载着中国新型城镇化制度变革的想象,在此背景下,方塘智库正以样本切入,秉承全球化、信息化、文明化等多重视角,深度关注这一城市中国时代的多维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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