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蒋伟涛(方塘智库学术委员、《豫村里的中国》作者)

从晏阳初到梁漱溟:被历史中断的乡建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文明社会,在长期的农业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因为自身因素导致没有催生出新的工业文明,至于原因现在的争论也是莫衷一是。但是乡村社会的落后、农民的愚钝、环境的脏乱等都是无法回避的,在当今的一些乡村也是如此。

上世纪前半个世纪的农村社会,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不能温饱,加上医疗条件和教育的落后,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受灾人口众多。

尤其在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大部分农村“破产”,农民购买力下降,负债比例和幅度上升,农民离村率上升,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等等。

与经济落后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学落后、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救济农村、改造农村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

在此背景下,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投身于乡村建设之中,掀起一起规模大、时间长、波及广的乡村建设运动,影响了一些地方的格局发展。

当时全国出现了数百个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大量留学国外的博士、硕士,或国内大学的校长、教授去到农村,从事乡村基层的具体建设。内容涉及政治改革、平民教育、科技推广、卫生医疗、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等。这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被誉为“博士下乡”。出现了一大批乡村建设的杰出人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

这些乡村建设实践都是希望能够唤起农民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知识分子自上而下参与,以此建设乡村。同时在方法和内容上基本包含了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科技改良和推广、卫生保健、组织合作社、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内容,当时常概括为“政、教、富、卫”四个方面,即众多的乡建流派最终汇合成有相同内涵的乡建运动。

1926年,晏阳初率领一批有志之士及其家属来到河北定县农村安家落户,推行平民教育,启发民智为主,以带动整个乡村建设。

他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他提出要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教育的三种方式,实施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以此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

在他主持和带动下,把定县作为“社会实验室”,认真进行社会调查,扫除文盲,开办平民学校,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倡办手工业和其他副业,建立医疗卫生保健制度,还开展了农民戏剧,诗歌民谣演唱等文艺活动,受到农民的欢迎。

遗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中断了他们的实验。

梁漱溟主张恢复儒家传统,但又不是对古代农村社会简单的重复。他认为,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中国的财富恐怕要靠合作才能增殖起来”,“既不同于西洋式的个人资本主义,亦不同于俄国的共产主义”。

1931年,在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梁漱溟在邹平县开设乡村建设研究院。其实验步骤一是实施政教合一,建立乡农学校;二是推行社会改良,如禁烟、禁赌、放足、办合作社等;三是组织乡村自卫,维护社会治安。后来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肯定和推广。南京政府下令在河北、山东、江苏和安徽各省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确定地方卫生制度,推行调查统计工作,等等。

但是这场乡村建设运动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政治因素而夭折,1949年后,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实践经验被带到台湾、东南亚等地,成为全球化下农村建设的一条出路。后来晏阳初与爱因斯坦一起被美国一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但是对于晏阳初的名字可能很多国人不相识,可谓是“墙里开花墙外香”。

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遗产

之所以我们要把这段往事重新提起,是因为当下的中国乡村,一方面,主流价值观就是跳出农门、走进城市,否则就是不成功的,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农村一步步被掏空,一步步空心化,被遗弃化。另一方面,时下,依旧还有一批学者投入到新农村建设。

2003年,最早提出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学者温铁军回到晏阳初当年曾经从事建设的旧地,试图以改良、实干的办法重拾晏、梁当年的精神遗产,而后因各种问题止步。

2011年,广东艺术策展人欧宁去到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碧山村,招揽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与其他业界人士,继续以晏、梁乡村建设思想为脉络,探索复兴乡村的可能。

由此可见,近几年在全国很多地区展开的所谓新乡村建设,多少都带有对上世纪乡村建设遗风的追寻,和历史遗产的继承之意。基于此,我们也试图重新探寻那段历史,以及那段历史中乡建领袖的人格和情怀,并对其历史遗产做出部分总结:

把农村当做主战场。农村是近代中国的主体,但是乡村经济的落后和农民的生存问题很严峻,其实很大程度上不是农民自己的选择,是整个国家的落后导致的。而乡村建设派把视线投向广大农村,强调农民和农村对中国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的国命“寄托在农业、寄托在乡村”,从而提出了“救国先救农村”、“复兴农村”、“民族自救”以及“知识分子下乡”等主张。

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使命。知识分子是近代历史上放眼看世界的最广大部分,他们秉承了传统知识分子济世救民的情怀。他们大多是留洋国外回国,放下自己高学历的身段,对农民给予深切关怀和同情,怀揣着振兴农村,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从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城市走入贫穷落后的农村,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地工作,他们不仅切实改变了当时一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面貌,也为日后的农村建设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重视发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在乡村建设和改造的实践过程中,如果不能够把农民的觉悟和自身素质提高,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改变。所以,乡村建设派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十分强调启发农民的自觉意识、调动他们自我创造、自我建设的积极性。

他们认为,“培养具有现代民主与科学意识的新民才是乡村改造的正皓”;他们也强调乡村建设“不是救济,而是发扬”;他们坚持乡村改造就是要发扬民力,发扬人格平等的精神。他们从农民的所知开始、从文化条件出发改良农村环境、改良农民生活,尽力做到简单化、经济化、实际化,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和可操作性。

重视我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与当地的文化、环境以及自然条件有关。梁漱溟在实践中很早就注意到“文化失调”的问题,主张传统文化已经内化为广大农民自发的价值判断和行动准则,需要加以改造,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发展道路。

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中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和现代发展的结合途径,他们的这些主张当时主要是教育救国、文化救国,被称之为改良主义,与激进的革命所区别,这也是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尽快的富起来与文化的慢作用不相协调。

美丽乡村与新型城镇化理念维新

方塘智库认为,对于新型城镇化而言,就是相当程度上让农村村民转移到城市市民,目前谈起新城镇化都是首先离不开城镇化率,在目前没有彻底的落户随意化和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前提下,新型城镇化可能让一些村民利益受损,或者农民不买“新型城镇化”的帐。

据2014年8月2日央视《新闻1 1》报道,九成农民不愿换户口,主要是城市户口没工作,村里有地。所以盲目的用城镇化率尤其是城市户口与西方国家对比,有失妥当。盲目追求城镇化率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尊重中国国情的重要表现。

很显然,城镇化进程中不仅要注意“硬件”建设,同时要把更大力量放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软件”建设上。如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的问题不解决,进城农民只能被边缘化、只能是“二等公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10月17日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5年年会”上坦言,现在各地发展很不平均,确实有相当部分农民为自己转不成市民而苦恼,但也看到很多农民已不屑于当市民,他们觉得自己那里的生活比城市好。正是这样,结合世界经验和自己实践,城镇化概念本身需要做一些反思。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实现四化同步发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方塘智库认为,从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到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内涵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拓展,“美丽中国”作为一个宏伟目标,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美丽乡村建设理应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理念。

中国人口多,即使达到80%的城镇化率,还会有3亿人留在农村。而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大城市中心市区郊区人口向外迁移,迁向离城市更远的农村和小城镇,出现了与城市化相反的人口流动的现象。

这些规律表明当今的新型城镇化也好,城镇化也好,新农村建设也好,都不能只鼓励大家拼命往城市扎堆跑,城乡之间的鸿沟需要弥合,尤其需要城乡之间的交流需要通畅。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当前农村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还比较低下,农村的人居环境还需要大力改善。

当前我国的城乡差距,除了体现在收入之外,更明显的是反映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这又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公共设施、环境卫生等方面。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垃圾围村、污水横流等问题已经成为很多乡村的困扰。

这种城乡面貌的鲜明反差,与全面小康的要求很不对称,也必须改变,这将构成我们思考中国农村向何处去、中国城镇化向何处去以及中国向何处的重要前提。

“田园性”当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

农村是城市的根和本,农村是城市建设的后方基地,中国未来30年,乡村将成为奢侈品。

当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空气质量、食品安全已严重困扰都市生活的今天,“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变成了人们最渴望的田园梦想,跨越城乡二元化的经济、社会鸿沟,实现城乡共同发展,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方塘智库认为,不管如何发展乡村和城镇,美丽乡村建设都是不可或缺的,未来的美丽乡村建设不仅需要“以人为本”,还需要更根本的“以自然为本”。为此需要注重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是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产业。农村发展特色产业一定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产业,比如发展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等产业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融与可持续发展,通过“三生”(生产、生活、生态)、“三产”(农业、加工业、服务业)的有机结合与关联共生,实现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田园居住等复合功能,是“建设美丽乡村”战略的重要载体,要成为新时代区域发展格局下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田园居住等复合功能一定要秉承健康、生态、时尚的理念,这也成为都市人的休闲旅游目的地和高品位田园生活的代名词。

所谓健康的,是以对生命的爱慕和仰望为己任,帮助返回到田园的城市人实现身、心、灵的平衡和愉悦;所谓生态的,是以对大地的尊重,打造人类与空气、水、地质环境循环共生的生态圈,以此促进人生命的提升;所谓时尚的,是以对文明的尊崇,引领城市人抛却都市烦扰、臻享乡村生活的有益运动。

二是农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角。一方面,农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主动性,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真正发挥农民群众在筹集建设管理资金、选择建设项目、监督工程进度和质量等方面的作用。

另一方面,农民更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收益主体,不能让农民仅仅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投资投劳主体,也不能让外来开发商把利益全部带走。切忌违背农民利益搞美丽乡村建设,更不能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搞成党政官员的“政绩工程”。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起步阶段,尽可能从农民最关心的事情抓起,让农民感受到美丽乡村建设的好处和实惠,从而让农民群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

为了能够让农民真正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在转变认识的同时,还要致力于培育造就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给农民一个平等的自我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三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目前我国新农村建设所涉及的水、路、电、气(燃料)、通讯、农田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和农村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属于公共品和准公共产品的范畴,但长期以来却被排除在政府公共财政支持的范围之外,这是造成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

应继续加大对水、电、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确保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幅度;完善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避免资金挪用占用,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乡的管理体制;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

还要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全面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加强农村基层基本医疗、公共卫生能力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支持建设多种农村养老服务和文化体育设施。整合利用现有设施场地和资源,构建农村基层综合公共服务平台。

四是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东方园林集团田园东方项目提出乡村复育的概念,就是通过环境复育与小镇规划的手法,重建小城镇广大农村区域的聚落与田园景象;乡村多功能是以多元的功能取代过去专注粮食生产的单一经济体导向的乡村发展,缩短城乡发展差距,重塑乡村价值,来发展农村社会与经济。

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是“田园性”,即无论是农业生产、文化旅游还是田园居住,都应该尽量保持适合乡村实际的、原汁原味的风貌,这其中需要做到四风同尊:对风土、风物、风俗、风景的尊崇。

风土可表现为乡村健康的空气、水、土壤和乡村的宁静祥和的环境,对于特有的地理环境等需要加以定型化和充实化,让风土保留。

风物,就是地方特有的物产,包括特定的地理气候环境所形成的大地物产和乡村特有文化中培养出来的人文物产,要用旅游新品的形式加以品牌化。

风俗,就是地方特有的民俗,体现了乡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和传播者的作用,要用活生生的舞台剧等形式展现出来。

风景,包括山体、溪流、果园等自然风景和生活习俗、建筑风格、文化节庆等人文风景,不管是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通过合理的方式排列设计,给游人以不一样的感觉,都需要保留基础上的规范化和规整化。

抚今追昔,中国美丽乡村建设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刘重来:《乡村建设运动三杰: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光明网;

2.徐秀丽:《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载《安徽史学》 2006 年第 4 期;

3.陶郁:《乡村建设运动的进步意义和及其不足之处》,三农中国网;

4.《资本运作下的乡村田园综合体》,来源www.greepi.com网站;

5.南刚志:《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理论前沿》;

6.《日本的农村发展运动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农经信网;

7.陈锡文:现在很多农民已不屑于当市民,搜狐网。

(注:唯有重新发现,方能洞察本质,进而启示未来。“重识乡土中国”是方塘智库学术委员、《豫村里的中国》作者蒋伟涛先生进行的基于乡村变革的新型城镇化专题研究的成果专栏,致力于通过全球化、互联网、城市化、技术革新、资本入场等多重时代背景下,多维度、宽视野、系统性求解中国乡村变革的未来。)

注:本文作者首发于方塘智库,凯发游戏下载的版权所有,转载请获得授权。授权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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