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叶一剑(方塘智库创始人)

三个战略机遇窗口

因为工作的需要,最近方塘智库对贵州、贵阳、贵安新区、遵义等地的大数据、云计算及智慧城市相关产业进行了一些调研和研究。其背景是,这几年贵州显然成了我国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发展最耀眼的地方,无论是从概念营销,还是区域价值营销,还是具体的标志性项目落地,都走在了前列。

说实话,无论是贵州的决策者选择大数据、云计算作为重点产业的逻辑,还是一些相关项目的集聚速度,都让我很好奇。

在之前的观念中,智慧城市是很难和后发地区放到一起来讨论的,因为,后发地区意味着基础比较薄弱,地方政府理性的选择是将经济尽快搞上去,而不会把精力放在对很多发达地区都算是新兴命题、并充满不确定性的智慧城市上去,而且,纵然是想发展,估计也没有什么人懂。

而智慧城市本身,无论是从产业维度看,还是从城市治理维度看,对发展阶段和基础设施都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后发地区并不占优势,也并非智慧城市设备或凯发网址是多少的解决方案供应商重点考虑的区域。

但今天,贵州的情况可能提醒我们,一切都开始发生改变。为此,方塘智库首先提出三个机遇窗口的概念。

首先是产业机遇窗口。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在内的智慧城市相关产业,在全国甚至全球都是朝阳产业,政府有很多政策方面的扶持,社会资本也都已经开始进军这一市场,从创业孵化到资本市场,都比较认可这一产业的市场前景。产业链条本身各个环节的技术、凯发网址是多少的解决方案等也并非已经很成熟,多处在探索阶段。而从产业发展集聚环境需求而言,后发地区与先发地区几乎处在同样一个起跑线上。

其次是时代变革窗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的变革要素的出现,带来的效果完全是颠覆性的,对各行各业来讲,尽管变革和转型未必成功,但不变革和转型必死无疑。这是一个变革和转型的时代。相较于变革和转型,新生的力量甚至更容易成功,而且,考虑到社会资本的价值放量,甚至比存量大企业被逼变革和转型的成本更低,更没有负担,也更容易成功。这对后发地区发展而言,是实现弯道超车的好时代。

第三是模式创新窗口。无论是产品还是商业模式,在新的环境下,迭代的速度都变得更快,虽然对后发地区来讲,需要更直接面对先发地区的规模经济的挤压,但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从诞生到快速成长直至迎来颠覆性成长,周期更短。而且,赢的机会比之前更大:来自大资本和大块头的模式驱动或许依然有竞争力,但来自小资本甚至个人和底层驱动的模式创新完全有可能赢得这一场博弈。

正是基于这三点判断,我们说,后发地区应该有充分的战略转型发展的意识,并树立弯道超车的信心,用新的发展理念、新产业业态以及新的驱动模式,赢得这个变革和转型时代。

需要超越产业维度看智慧城市

就智慧城市、智慧旅游和目前比较热门的大数据、云计算等产业而言,可谓各有各的说法,比如,ibm、腾讯、华为、微软、思科等机构的表述都不尽相同。

这很容易理解,背后其实是商业、产品、资本、产业链等的综合博弈。那么,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当然也会有不同思考,比如要考虑民生问题和城市现代治理问题等。

不过,经过几年的讨论和实践探索,针对大数据、云计算以及智慧城市的发展共识越来越清晰了:除产业属性外,包括民生属性和公共属性,也就是说智慧城市以及相关产业的布局和发展,最终还是立足于人,以及背后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物理层面的基础设施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可以简单概括为智能化(智慧化)以及文明化(文化化),所谓智慧城市的建设就是在这一框架下来开展的。

从这个角度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说发达地区和后发地区在针对智慧城市的发展阶段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虽然在一些地区已经布局和落地了一些所谓的大数据项目,但更多的是数据存储和大数据基础设施的项目,这虽然是发展智慧城市的基础和前提,但这个基础和前提是面向所有城市的,离真正的智慧城市还很遥远。

而且,后方地区发展智慧城市相关产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个比较优势,那就是从一开始就可以从生活方式的角度来思考本地的智慧会城市建设,进而反推相关产业的布局和项目的落地,实现顶层设计和具体项目、产品的对接,以及系统性思考金融工具、产业链和社区建设等问题。

这些思考,综合下来就是用超越单一产业维度的更综合的城市维度来看一个区域和城市的智慧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重新审视项目引进、片区规划、机制设计等,全链条介入,系统性思考。

这就意味着,对任何一个地区而言,在思考大数据、云计算以及智慧城市时,除了具有产业意识以(这是任何一个地方发展必须考虑的),着力构建本区域的产业基础外,更要一种新的认知,那就是,只有产业是远远不够的,更要基于产业还要考虑民生问题,考虑激活创业者能量问题,以及社会治理问题。

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地区都在做的基于移动智能手机开发的掌上智慧城市平台,无论是腾讯基于微信,还是基于第三方客户端,以及一些地方独立开发的区域性掌上城市客户端,都需要从一开始就充分考虑到本地社区居民的咨询、政务、电商等综合服务的提供,甚至充分的开放端口给社会服务机构,实现人居生活与传统服务的互联网连接。

这个方向似乎很好理解,也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所接受,但不能忽视的风险是,这样一个便捷化的实现社区居民连接的平台的出现,一方面确实为政务和社区服务便利化提供了方便,但也对社区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与人的集聚效率的改变,一定会产生新的社会现象、社会交往和社会表达,甚至是变相的线上广场政治,这就是智慧城市平台打造中的社会属性的体现。很显然,目前很多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地方对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时刻保持对技术的敏感

在今天这个时代,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已经非常显著化了,不仅技术对生活的介入越无处不在,而且,越来越表现技术的快速迭代,快速产品化,快速的大众化,快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时尚。

之前我们看到一项革命性技术的产生经过长时期的准备,并经过漫长的过程,变成商品,并逐步走进更多的家庭,这一技术专利和产品的拥有者会成长一个雄霸多年的企业巨头,而这些产品一旦为人们所接受,几代人都享受着这一技术的红利,并对其产生依赖和记忆。这显然已经成为过去,人们不再习惯于长期持有一种产品,也不再习惯于长期保持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企业巨头,一夜之间可能就被颠覆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对技术保持敏感。这不仅是说给企业决策者的,包括我们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技术的变化会深刻的影响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小山村,当然也包括我们说的后发地区。任何一项技术的产生都不是跟我们没关系,可能明天我们的生活就被其改变了:我们可能因技术而失业,品尝技术变革的苦果,也可能因技术而就业,分享技术变革的红利。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技术呢?我们概括为三种意识:第一,我们要带着产品意识看技术,对一个企业家而言,先看这个技术对我的产品改善有没有好处,也就是说技术的产品化应用很关键;第二是带着项目意识去看技术,比如说一个项目今年的产值是500万,按照正常的发展,明年的产值是1000万,那么一个新的技术的产生可能会让这个项目明年变成5000万的产值,这个就是项目的思路;第三是带着平台意识去看技术,比如做智慧城市,这和单做一个产品、一个项目所需要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需要一个综合的平台支撑,这就需要平台化的技术的产生。

而且,我们今天在思考技术带来的变革时,对技术认知的半径应该是全球化的,也就是说,今天,技术变革是扁平化的,一个新技术也许诞生在美国的硅谷,但是,完全可以首先应用于中国的一个小山村,首先在中国市场实现商业化转换。

这与之前显然有很大的不同。过去一般技术的商业化转换更多依赖于本地市场,甚至很多年后才被带到其他市场,所以,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中国很多企业的诞生都是肇始于对国外技术和模式的拷贝。而今天通过企业、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完全可以做到与世界同步,甚至很多原发性的技术都是诞生于中国本土。

人力资本和教育投入的适配

与技术变革密切相关的是人才问题。如果说技术的交易和转移,可以通过资本、企业、市场的力量快速抹去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的差异的话,那么,人才的转移和培养将更加复杂,因为这是超越资本逻辑的,更多的体现为综合的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以及每个人对自身生活方式的追求,乃至对地域文化的认同。

所以,随着互联网和以高铁为代表的现代综合交通系统的诞生,我们并不太担心技术、资本和理念等在后发地区的落地,但最后可能会突然发现,再好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如果没有人支撑都是很难落实的。

于是,教育就变得很重要。还好,互联网带来教育公平化正在变成现实,在线教育正在被越来越重视。在此背景下,就需要后发地区的决策者和社会企业,需要更综合的考虑本地的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并充分考虑到与本地产业选择和城市现代治理的适配性。

我曾经做过台湾60年产业的演进,为什么台湾能三次出现比国际领先的情况,诞生了一批itc时代最牛的企业?我们研究发现,当地人才成长的梯度与全球产业转型的匹配度是非常高的。人才问题也是我们做大数据必须要注重的。

我们之前曾经对台湾上世纪60年经济发展得失进行过研究和梳理,其中的一个发现就是,与台湾新的产业发展的提出密切相关的是,对台湾人力资源的影响将非常明显,进而牵涉到对台湾教育投入结构的重新考察。

台湾行政院经建会副主委暨中央大学产经所教授单骥的研究表明,就技术而言,政府对于相关技术的发展政策也会对人才的需求产生影响,譬如绿色能源相关技术的技术的开发,就会因为资金以及研发经费的投入或者政府主导的科学计划的推动,而对就业市场乃至研发投入之人力产生相当大的牵引与重配置的效果。

而考虑到科技产业的人力资源配置具有一定的僵固性,也即对于一个新的技术领域的人才配置并非如一般的服务业一样可以短期内完成配置,所以,这对台湾的人力资源的配置将是一种挑战。

与此相关,回顾台湾过去产业发展的历史可知,台湾从1970年代的轻工业到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的资讯工业的发展,这些发展的轨迹都反映出,在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中是不断地在寻找新的利基与新的切入点,在人力需求上面呈现出的多元性、多变性与国际性,因此相关的人力政策就必须密切的加以配合,才能支撑产业转型与发展。

重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最后,我们着重强调的是必须要思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也是包括先发地区在内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必须首先要思考的。只是,相较于先发地区经过了多年市场经济的实践和熏陶,对这一对政治经济学中最本质关系的思考后发地区很不系统,甚至还缺少基本认知。

如果说在非互联网时代和非互联时代,考虑到资源的配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行政调控,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资源配置开始不以政府的行政指令为依据,资金和市场的流转越来越不以政府的调控意志为转移,而且,互联网打通了之前很多割裂的个体资源,通过互联网平台快速的针对一个产品、项目或区域进行资源集聚,从而完成了资源的互联网化的配置。哪怕是从资源和资本规模上,都远远大于国家的资源调配量,更不用说一个地方政府的资源调配量了。

这两年表现比较抢眼的就是金融,金融资源配置模式的重塑体现的越来越明显。比如,很多商会或企业俱乐部都开始进行内部的资金配置平台的搭建,直接进行俱乐部化人才、项目、资金和管理的配置,实现产业的全链条介入,这就使得资金的流转脱离了传统的银行渠道。

面对这一新的环境变化,如果地方政府还不能用更加市场化的思维来思考本区域内的经济运行,以及本地优势资源的配置,那么,将势必很难赢得这场变革时代的竞争。

比如,做旅游应在迎来投资的黄金时代,但就旅游的产业链而言,最优质的旅游资源的产权几乎都在政府手中,这时候,政府就需要设计出一套跟更市场化的机制,建立更市场化的平台,以及整理好相关的产权,在法治化的框架内与社会资本进行更好的对接。实现资源和资产的产品化、商品化甚至是证券化。

如果包括后发地区在内的地方政府,依然是像原来那样,依赖于向上要补贴要政策,然后通过单一的行政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势必很难真正的融入到越来越全球化和全国化的大市场循环中去。

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源和资产全球配置的时代,哪怕是最边缘的地区,都需要将自己的资源和资产通过市场化的渠道,与全球资本和市场对接。未来已来,这显然不仅与弯道超车有关了,甚至直接牵涉到本地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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