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蒋伟涛(方塘智库学术委员、《豫村里的中国》作者)

祠堂的社会意义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儒教和道教作为中华民族的宗教,但是,中华民族对于宗教的追崇是不太强烈的,况且事实上中国人心目中的宗教远不是道教和儒教那样,而他们对于姓氏文化和祖先崇拜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这也是中西方文化的一大差异。

事实上中华民族对于祖先崇拜和姓氏文化的信仰,在笔者看来也是一种宗教文化.

中国近代大儒梁漱溟认为,宗教解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世问题,中国人则以家族之三世,行宗教解决之道:过去的信仰依于祖先,现在的安慰寄于家室和合,而将来的希望则寄托于儿孙。 祠堂里的对象虽为逝去的先祖,然而目的却在作用、影响于生者和看不见的未来之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重新修建祠堂风潮自有其积极的一面,可视为对内心生活秩序重建的一次努力,其间也包含了中国式信仰的重拾。”(引自共识网,李礼:《“祠堂”里的乡村信仰》)

杜赞奇说:“村落组织是由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集团和经济上互相协作的家庭集团组织”,而祠堂、宗族高于家庭,与村落大体相当。

自从人类有了姓氏以来,人们就有了家族认同感,同样就产生了宗法思想,同祖同宗成为了中华民族认同自己集体的标准。

对于祖先的崇拜让自己不会在去世后寂寞和无所归依。在这其中祠堂是宗法精神的物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维护了社会的持续和稳定。

有的学者还提出祠堂、宗族就是类似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公共空间”。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这些问题,而是肯定祠堂的积极作用,除了祭祖、正化、教化,还有作为商讨家族重大事情的“公共场所”,族人进行礼制、礼法、礼教宣传教育的活动场所,甚至还有乡村道德法庭的作用,是处理家庭内部事务、赏勤罚懒、化解纠纷、处理矛盾的地方。可谓“上奠祖先之灵,下规后嗣之则”。(但不可否认的是祠堂在传统文化中有私设刑罚、重男轻女等弊端,但是看其主流还是有益的。)

总结说来,传统的祠堂具有如下四种作用:教化功能,指以祠堂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对族众教育、感化的活动;规范功能,指祠堂文化对族众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所起的约束作用;维系功能,指祠堂文化起着统一族众的行为与思想的作用,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使族众群体内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与凝聚力;调节功能,通过祠堂文化活动中的娱乐、宣泄、补偿等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得到调剂的功能。

祠堂再兴的价值

祠堂是我国乡土建筑中的礼制性建筑,是乡土文化的根,是家族的象征中心。祠堂在我国历史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祠堂文化既蕴涵淳朴的传统内容,也埋藏深厚的人文根基,它涵盖有祠堂、祠产、祠约、祠堂建筑规制、祠堂陈列格式、祭祀礼仪、宗谱家乘、行派世系、传记事略、名人节士等广泛领域,是我国重要的传统文化载体之一。

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随着民主、科学的广泛宣传,传统文化一度遭到抛弃和背离,尤其是民间祠堂随着战争和意识形态的打压,大多数已经灰飞烟灭。

新中国建立后,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祠堂成为重灾区,尤其是祠堂在“四旧”彻底被破坏了,其社会功能也逐步消失。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道德滑坡,拜金主义产生,乡村的文化精神丧失,人们在温饱之后对文化有了需求。中国南方特别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一带,“寻根热”再度兴起,祠堂又得以复兴,光宗耀祖成为人们的心理精神。

目前祠堂在南方一些省份比较发达,尤其是在安徽的古徽州,素有“八千祠堂,五千村落”的说法,其他如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等省份,一些地方在春节时期,在祠堂举行庙会、集市、唱戏等,具有积极作用。

甚至有学者提出,祠堂的兴起可以说是对乡村基督教传播的一种回应。当下中国,与祠堂修建之风并行的,是中国民间基督教、耶稣教的暗流涌动。这一点在乡村更为突出,在笔者生活过、见到过的很多中原的村庄,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一个在信仰上“全盘西化”之地,举目全国,这样的案例却不在少数。

听来确有令人讶异之处,不得不让我们反思祠堂、宗族的教化意义,是让基督教独霸乡村,还是让宗族重新兴起于乡村,答案昭然若揭。

祠堂角色的再造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代表,祠堂集建筑、思想、文化、艺术于一身。祠堂文化作为地方传统文化,是最具个性特征的文化,有着突出的地域性,它所承载的是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积淀。

比如,广东省东莞在建设文化名城中,麻涌镇祠堂文化亮点纷呈,祠堂文化,已在麻涌镇悄然“热”了起来。麻涌镇现在保存下来的祠堂共有39间,分布在全镇各村。长期以来,这些祠堂都是村民集会的主要场所。大到龙舟节一类的举族大事、小到婚丧嫁娶,都在祠堂举行。

而如今,一部分祠堂已开始扮演另一种角色:祠堂已有村史展馆、农家书屋、曲艺社、专题展览室、老人活动中心和健身娱乐区等多种身份,成为村民娱乐健身、学习知识、聊天休闲的重要场所,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心。

还有不少地方的村委会不失时机地引导祠堂活动,发挥祠堂文化“以德育人”功能,培育时代道德风尚,为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祠堂阵地作了有益的探索。

比如,摒弃祠堂内的菩萨、神位等东西,在祠堂举办成年宣誓仪式、尊老爱幼、移风易俗教育等宣传教育活动,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设立计划生育婚育新风先进文化栏,引入功德榜、能人榜、成才榜、好样榜、寿星榜等,评选表彰各类典型,一年一评,未上榜的见贤思齐;有条件的祠堂设置阅览室、电视室、棋牌室等活动场所,平时对居民开放,节假日可举办象棋赛和书画展等文娱活动。这些举措,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特别是乡风文明建设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我们看来,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日趋富裕,对年代久远、保存较好、具有一定建筑文化价值、体现地方特色的农村祠堂,加以保护和整修,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以祠堂为中心进行的旅游景点开发以及展览馆、博物馆的改造。

频繁被提起的案例是安徽。安徽歙县是古徽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徽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曾辉煌近四百年的徽商故里。“古建三绝”的古牌坊、古祠堂、古民居,数量众多,架构精美,为国内罕见,堪称“古建筑博物馆”,特别是全县祠堂遍布城乡乡村,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当地政府保留古老的乡村祠堂风貌,发展旅游和休闲观光业。通过大量的报道、图片或文字展示等,让民众加深了对祠堂历史、文化、建筑审美价值的认识,同时也增强了村民对祠堂的保护意识。对祠堂合理的利用与开发不仅有利于文物的长久保护,并拉动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祠堂意义再发掘

传统祠堂是乡土村落的精神广场,在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中,祠堂作为重要的场所出现过多次,它不仅镌刻着一个家族的历史,也承载了一个村庄的历史。祠堂这一意象具有特定的地域文化符号意义,打上了深深的关中地域文化烙印。但是现在很多村庄没有祠堂,没有精神场所,或者是有祠堂没有发挥精神场所的作用。

近段时间以来,关于农村贫困的话题受到媒体舆论广泛关注。毕节留守儿童四兄妹自杀、两姐弟被杀,四川大凉山小学生“最悲伤作文”的热传,都在触动中国人脆弱的敏感神经。我们在愤怒、悲伤之余,是不是需要,是不是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这些地方处于西南边远山区,贫困是长期的,在大凉山某个最贫困的地区,那里人们安于落后的传统和文化,扶贫的钱很快就被挥霍了,政府提供的“致富种子”甚至会被变现用来买毒品。

在我们看来,一个地区物质的贫困,往往与其精神的贫乏、文化的落后息息相关,正是时下很多地方乡村文化的整体性衰落,导致民众很难获得足够丰富、正常的文化滋养和精神润泽。或许精神扶贫或者精神空间的重建,这些事情对于乡村具有根本意义。

而读书对于精神扶贫和精神空间重建具有重要意义。乡村社会里,乡镇里读书无用,同时在农村的地域里除了教科书之外知识性的书不是多见,更别说在乡村里看到书店,甚至在一些县城里想找到书店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可能个别地方会是新华书店存在,但是经营的主要商品早已不是图书。

据2014年3月3日《光明日报》报道,成都市自2012年4月成立以来,成立“3 2读书荟”,以互助式公益行动让乡村群众参与阅读。但正如发起人直言,在农村推广阅读是一件艰苦的事。为打通更多乡村阅读的“最后一公里”,“3 2读书荟”启动了“千名荟员服务社区计划”,争取以更多、更好的志愿服务,带领更多乡村的群众和孩子一起参与读书、分享读书的乐趣。

乡村读书理应成为乡村自身发展的“造血剂”。农家子弟在走出农门之后,不能够完全脱离乡村,而应反哺生养自己的乡村。贫穷的治理不能光“输血”而不“造血”,贫穷的治理首先在于治理村民的思想意识。

知识的灌输必不可少,教育改变命运的理念一定要树立。由北京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心、北京发行集团、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带本书,给家乡的孩子”公益活动,旨在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利用节日或假期人口流动的机会,带本书给边远地区的孩子,改善一些贫困地区学校的图书室条件,为当地孩子创造良好阅读环境。这个活动就是很好的支农活动。

在我们看来,如何在传统祠堂意义在发掘过程中,适当考虑作为乡村公共阅读空间的功能植入,进而实现精神和功能双重复兴,或许值得认真思考。而且,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是,随着乡村的进一步开放,传统村落的人口结构势必更加多元,纯粹的宗族祠堂将很难继续代表新的人口的精神认同,这也需要用更本原思想思考新时期的乡村精神象征物,比如,书店是不是可以成为一种选择?

总之,政府和各界有志之士应该抓住祠堂兴起的契机,把祠堂文化的传承作为乡村精神复归的载体,作为传承和发展乡俗文化的平台,作为本家族的精神家园。

通过让后辈了解祠堂的建筑风格、文化起源、社会历史作用,族谱、族规、族训的文化渊源,先祖的开拓创业精神,历代贤达明智的进取意识等等,达到了解家族、传承、变迁的缘由,掌握家族、民族历史,进一步掌握民族文化、民族风情,同时影响、教育族人。

在我们看来,在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正确认识祠堂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性,继承和弘扬祠堂文化成为了研究当代农村建设的新课题。当代的祠堂其名称或许还沿用了旧制,但它们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祠堂”应该变成为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思想文化传播的阵地。

(注:唯有重新发现,方能洞察本质,进而启示未来。“重识乡土中国”是方塘智库学术委员、《豫村里的中国》作者蒋伟涛先生进行的基于乡村变革的新型城镇化专题研究的成果专栏,致力于通过全球化、互联网、城市化、技术革新、资本入场等多重时代背景下,多维度、宽视野、系统性求解中国乡村变革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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