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国谈旅游,西安是绕不开的城市。在西安谈旅游,“曲江模式”是绕不开的。曲江模式几经争论,到今天,在中国谈旅游的时候,“曲江模式”也是绕不开的。

曲江新区的建设和发展,在调整城市格局、提升城市形象、发展文化旅游、提升周边地区的价值等方面,堪称先驱。这也是其后来成为“模式”而被众多城市效仿的原因。

但曲江模式,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区域、时代等背景,相关做法也遭遇着“圈地圈财”、“破坏文化”等诸多争议、质疑和指责。 对“曲江模式”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对城市、文化保护、旅游开发等等,都具有重要的案例启示和样本价值。基于此,方塘智库的“文旅新时代”系列专题研究,推出“重思曲江模式”系列研究性文章,系统研究“曲江模式”,探究其逻辑和得失,以期对中国城市发展、文旅发展以及城市旅游发展等多方面提供启示。

本篇为第二篇。

文丨许伟明(方塘智库文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沿着“曲江模式”一路发展下来,争议最多的,除了土地升值被指责为“圈地圈财”之外;还有一种争议是,认为曲江新区所包装的文化项目是“假古董”或“破坏文化”。

尤其是当“曲江模式”走出曲江,进行赵公明财神文化景区、法门寺文化景区等项目的开发时,这种争议就更大了。

赞成者看来,“曲江模式”对于其它城市的最大启发之一,就在于通过一系列的打造和“再包装”,把原本隐性的文化遗产,变为吸引游客的旅游资源。但在反对者看来,这种“再包装”,显然违背了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而有关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争议,不仅出现在曲江,也是中国目前众多地方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包装中最常被诟病的地方。因而针对“曲江模式”涉及到的众多文化项目的“真实性”的分析,对于未来城市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大雁塔北广场的多赢与争议

梳理“曲江模式”下所建设的各个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项目,可以发现,“曲江模式”存在两种对文化的“再包装”模式:

第一,对已经具有实物的、但旅游价值没有被开发出来的遗产资源,进行重新的整理包装。比如大雁塔北广场、法门寺风景区。

第二,没有相对应的历史遗产实物,但存在历史的资料和信息,在当下社会成为隐性的文化遗产,那就通过打造历史主题公园的模式来加以利用。最典型的是大唐芙蓉园等。

两种模式的共同点为,以大策划先行,推动大手笔的项目(建筑面积往往超过10万平方米)的落地。这些大项目变为城市的地标,迅速将周边地块价值拉升,然后收割土地的溢价。从而能将模式持续下去。

从历史遗产的真实性而言,这两种包装模式带来的结果不尽相同。先从第一种包装模式说起。

曲江新区起步于大雁塔北广场,对历史遗产的包装也始于此。在改造之前,大雁塔周边是一些村子。改造后,周边除了巨大的音乐喷泉广场外,还建设了大量的商铺、酒店。

如今,大雁塔的周边地区早已是一个成熟的商圈。除了北广场上号称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之外,其周边的商业场所还提供餐饮、购物、酒店、休闲、游憩等一系列功能。

无论是对市民还对游客,西安多了一个鲜亮的去处。但是回头一看,大雁塔似乎也在一定意义上,从一个文化地标,变成了一个商业地标。它成了周遭的商业繁荣的一个广告与背景。

大雁塔最早是在唐高宗年间所建,是为供奉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佛像、舍利和梵文经典而建的。无论从历史、文化、宗教等层面,大雁塔都具有穿越时空的重要的历史人文价值。

因此批评者认为,大雁塔北广场及其周繁华的商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大雁塔本应有的遗产氛围。在严肃的遗产旅游者看来,这种氛围的破坏,客观上伤害了大雁塔作为文化遗产的纯粹性。尤其是对宗教旅游者而言,过于繁华的氛围破坏了佛门清净。

西安市民无论任何时候,都欢迎政府提供一个音乐喷泉的大广场——它的确美化了城市环境,提供了休闲之所。但这个广场并不一定非要建在大雁塔周边。

以大雁塔的知名度和重要性,其周边所开展的任何项目,都会被整个城市乃至国家所注意。所以,北广场的项目围绕大雁塔而建,原因就在于对大雁塔的文化影响力的利用。

而且,开发者也很清楚,正是基于大雁塔的既有影响力和对客流的吸引能力,才能对此处商户提供足够的客流支撑,才能带活这里的商业。对于后来者而言,这可谓是文旅商协同发展的直接例证。到今天,越来越多的旅游景区周边开始配套商业,越来越多的商业开发者也意识到一个著名景区对商业繁荣的价值。

当然,北广场“噌”大雁塔的影响力,终究没有对大雁塔及其所在的南慈恩寺的面貌进行过多的变化,因此北广场这个项目,在政府支持、开发者获利、市民满意上还算拥有较大的多赢交集。

二、带来更大争议的大明宫

尽管当时就出现了争议,但对于操盘者而言,大雁塔北广场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不仅给曲江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再包装”带来了信心,也给后续的项目开展提供了一定的资金。

但是,真正奠定曲江模式在文旅行业上的声名的,被认为是大唐芙蓉园,以及其周边相继而建的其它历史类的主题公园。

西安有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尤其是汉、唐两朝古都。而盛唐,更是中华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经济繁荣,文化包容,各国遣唐使往来于此,可谓中国历史上最自信从容的一段时间。而西安,在那时候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但这终归是历史。外地游客前往西安,希望追寻盛唐繁华。这背后有太多的故事值得追寻,加以整理、开发,并以一定的空间、舞台进行展示,就会是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

大唐芙蓉园所在的地方,原为汉唐皇家园林。这便是一种隐藏起来的历史资源,背后是巨大的旅游价值。而以历史主题公园的形式进行开发和包装,是对这种价值最为直接的应用模式。

首先,存在于历史的唐代芙蓉园,其在今天的旅游价值,主要在于其历史知识性,而历史主题公园可以通过一定的空间和实物来体现这些知识性,并在空间内提供游憩休闲的功能。

其次,主题公园还能通过相应的环节设置、旅游产品的打造和迭代更新,将产品线延长,以多元的产品和媒体手段、更新鲜有趣的方式等,强化游客在历史文化方面的体验感。

例如大唐芙蓉园的水幕电影和《梦回大唐》歌舞演出等,都是在园林建筑景观之外,为游客提供更有意义的体验的重要尝试。当然,这些演出的水准如何,则另当别论了。

在当时哪怕是研究者看来,历史文化的主题公园,不仅符合体验经济时代人们对多元产品的需求,也与西安厚重的历史找到了嫁接的点。这也是大唐芙蓉园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取得了不小成功的原因。

但是,当主题公园的建设模式放到大明宫遗址上,就引起了来自文物部门和文化专家的反对。

大明宫也是唐代的一个宫殿群,但不同于大唐芙蓉园。大明宫是具有实物遗址的。而后来建成的国家遗址公园,如同大雁塔景区和大唐芙蓉园两种模式的结合。一方面是对现存遗址进行“包装”,另一方面又新建大量建筑来构建成主题公园。

将真实存在的文化遗产,以主题公园保护并无不可。但是仿古建筑,和真遗址一块,乃至对真遗址进行覆盖,以当代人的认知和设计,加装在具有考古价值的遗址上,并且在公园里进行诸多表演,则就不能不引来诸如“把文化当摇钱树”、“破坏遗产”等批评了。

同为历史主题公园,大唐芙蓉园和大明宫遗址公园,一个更多地带来赞誉,一个更多地带来争议、批评。这之间的区别是多方面的。而从遗产开发利用角度来看,最大不同是游客对两种遗产旅游的真实性的期待的大不同。

大唐芙蓉园并非基于真实存在的遗址。人们进入其中,已经明白了自己进入的是一个虚拟的大唐世界。游客希望的是,通过虚拟历史的建筑、情景、节目,来获得脱离当代的“穿越”体验。而这种虚拟越是“像”大唐的,那么“穿越”的体验感会越得到满足。所以,仿古在这里并没有问题。

但大明宫遗址公园,原本就存在着真实的遗址,游客对真实性是具有极高期待的。如果在真实遗址旁边展开不合理的建设,以及进行一系列格调、水平等不匹配的表演,则会伤害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无法满足游客的真实性期待。

简单的说,游客对在新地方重修圆明园是期待的,但若在圆明园的原址或附近动工,那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三、法门寺与财神景区的真实性之殇

财神文化景区,是“曲江模式”在离开西安市区,到市区之外进行复制的一次尝试。但这次尝试,显然带来了大量的批评。

周至县是西安下辖县,距离西安市区70多公里。据传,赵公明的故里就在此地,并且当地本已有一座颇有历史的财神庙。

曲江意图在周至县重新包装财神文化。在中国人的民间信仰习俗里,财神信仰占据了很大的方面。而赵公明又是“文财神”之首。加之,通过以往的年画、门神、塑像等形象,赵公明财神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

因而,对财神文化的整理和包装,的确具有旅游开发的价值。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没有对历史遗产“真实性”的准确表现,使得游客从趋之若鹜,到如今的门庭冷落。

根据媒体报道,曲江曾经试图将周至原有的财神庙关掉,但是遭到拒绝。但在对游客的宣传当中,却有意制造错觉,让游客以宣称财神文化景区就是在财神遗址上建立起来的,以此来吸引游客。并且,在景区内摆放功德箱,这点被一些媒体报道为“敛财”。同时,在景区内还出售香火,供游客购买。

也就是说,在一开始,财神文化景区曾经伪装为财神庙,来打开经营的路子。但经过媒体报道,恰逢曲江正准备将众多项目打包上市,财神文化景区恰是其中一部分。而政策规定,宗教的寺庙的资产禁止上市的。因此财神文化景区放弃了之前的一系列做法。

到此为止,原本作为历史文化遗址的包装,其真实性已经被大打折扣了。而媒体报道,从西安市区前往财神文化风景区的公交车的发车数量,也大大的缩减了。

和财神风景区一样,曲江在扶风县打造的法门寺风景区,所带来的批评之声同样不少。法门寺和大雁塔同为西安的两个著名的佛教圣地。法门寺的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批评则非常之多。

参考曲江模式,曲江对法门寺进行了被称作是“宗教 旅游 墓地地产”的开发,希望以此推动旅游和经济双重发展。但是曲江模式并不是万能公式,法门寺景区作为佛教景区,无论是其自身所蕴含的文化意蕴还是客观上其所处的地理位置都与大雁塔、大唐芙蓉园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以文化与地产互动发展为核心的曲江模式在这因为没有适宜的土壤而难以存在。

具体来说,法门寺和大雁塔的不同包括:法门寺远离城市中心,并且相对大雁塔而言,它的宗教意味更为强烈。而曲文投对法门寺的包装,极大地改变了法门寺的外貌。从宗教文化遗产的真实性而言,法门寺的包装带来的外貌变化,以及大大增加的非宗教游客数量,将宗教的氛围大大地破坏了——而氛围是宗教遗产的真实性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总之,在曲江模式的文化旅游开发建设过程当中,既有对文化遗产潜在旅游资源的整理挖掘和包装的启发价值,也有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诸多值得反思之处。

当然,不管曲江模式的争议如何,曲江模式依然对众多城市具有巨大吸引力,并且以诸多变种形式,出现在众多城市的大型文化旅游项目的策划和建设当中。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在未来的文旅新开发,或者对旧有文化资源的再包装,都应该把真实性放在重要位置,这不仅关系到文化保护,也关系到旅游资源能否可持续地发挥对价值。

(方塘智库的“文旅新时代”专题,将对“曲江模式”的研究,作为探究城市和旅游关系的重要样本,目前正以系列文化文章,尽可能对曲江模式进行多视角的梳理,以期对中国城市旅游发展提供启示。下一期,我们将对中国诸多城市旅游开发中的“类曲江模式”进行研究。)

(方塘智库在“文旅新时代”的主题之下,正在通过系列分析文章、研究报告、沙龙和论坛等形式,展开对这一时代命题的持续、深入、系统、建设性的关注和研究,对中国文旅产业进行新的综合价值发现。)

(注:本文为方塘智库原创内容,转载请获得授权,授权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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