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五明 方塘智库区域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就像离职潮下许多亟待转型的媒体人,最近,我的一个朋友离开了某大型门户,成为北京无数“创业狗“中的一员。

他要做的是近来最火爆的众创空间,让我很意外的是,项目选择落地燕郊——长期以来被诟病房地产过度开发、产业空心化的卫星城。

这个京郊最著名的睡城,数十万北漂如同候鸟般每日数十公里往返奔波的地方,很难想象会与创新创业联系到一起,更多的时候,燕郊给外界的印象是北京高生活门槛下留给中低收入外来者的一方卧榻。

事实上,燕郊常住人口已超过60万人,仅这些新“移民”的子女就超过10万人,朋友告诉我,光服务这些孩子的民间教育机构就达达到2000多家,“有人的地方就有市场。”

到了换一个视角重新审视燕郊的时候了。因为,对于燕郊的观察和反思,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在进入城镇化高峰期背景下,人口、城市与产业之间出现的新的变量。这些变量的存在,会使得一些不被看好地方,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滋生出新的城市和新的业态,并可能深刻影响到一个更大区域的空间布局。

燕郊,像石头缝里挤出的一株草,可能歪歪扭扭,但毕竟还是长出来了。

第一次注意到燕郊是在2007到2008年间。我的一位朋友在北京某大学驻燕郊的一个二级学院读书。时值燕郊的房地产方兴未艾,他利用课余时间在当地地产公司做销售,每月可以赚到接近两万块钱,有时甚至更多,这让许多比他学历更高、工作经验更丰富的朋友们感到汗颜。

那时的燕郊,已被贴上两个标签:北漂们的汽车旅馆,地产商掘金的热土。

此后,2012年,我以记者的身份第一次深入考察燕郊,并撰写题为《一个北京卫星城的死与生》近万字的报道。出于职业习惯的“问题意识”,在采访诸多燕郊生活的“北漂一族”、地产商和产业园区后,我用传统区域经济分析的框架讲述了燕郊的过度房地产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失以及缺乏规划的长远性等问题。

当时,燕郊作为京外卫星城,在非行政力量主导下人口实现快速增长,已经被外界所关注,再加上人口快速集聚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燕郊彻底被媒体盯上了。在2012年前后一年里,几乎每个月都可以看到对这个新睡城“吐槽”的报道。甚至有一次听同行讲,实在没有选题可做的时候,就去燕郊逛逛。

2012年以后,我几乎每半年左右都会去一次燕郊,有时访友,有时是路过。在此期间,我见证了燕郊人口持续至今的高速膨胀,看到了从空无一人的街道到主干道车水马龙寸步难行,还有一座座的商业综合体雨后春笋般的破土而出。

尽管一以贯之的依然是街区两旁数不清的售楼中心和地产广告牌,但看着城市建成区一步步的扩张,我忽然发现,对于燕郊的标签化认知,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

现在的燕郊,基于规模消费人口的生活需求,吸引了大量民营资本投入进包括地产、商业、医疗、教育等各个领域,并带动了整个城市从基础设施到公共服务的综合升级。在城市服务功能日趋完善后,与北京毗邻的优势和相对优良的环境让燕郊高新产业的吸附能力逐渐增强。

虽然,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得燕郊至今依然要面对复杂的城市治理局面。人口密度达到北京两倍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紧缺依然严重,但如果以近十余年的维度来看这座卫星城的发展轨迹,一个现代休闲商业城市的雏形已经具备了。

查阅所有对燕郊的新闻报道,大多数都指向了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城市病和产业的空心化。实际上,这只是燕郊快速非均衡发展下的后遗症,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负外部性。恰恰相反,燕郊最引以为傲、也是其未来最大的动力来源恰恰来自其吸纳的北京外溢人口。

这个基数庞大的“北漂”群体构成了燕郊第一代移民,他们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更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并且日益展现出强大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这个优质的消费市场奠定了燕郊的城市空间布局和发展形态,随着北京对产业和外来人口限制门槛愈来愈高,燕郊的第一代移民对这座新城市的主导能力将越来越大,不仅是消费市场,还包括产业的集聚、城市精神的塑造等。

更进一步的是,在经历了急切的、喧嚣的城市发展步调后,燕郊移民的子女们,不妨称作“燕二代”,在他们的父辈完成对燕郊的重塑的基础上,将有可能在更宽松、优良的环境中开启他们的事业和家庭,这个年轻的城市(不仅城市年轻,人口平均年龄也年轻)所展现出来的蓬勃的生气可能会让很多城市艳羡。

回顾燕郊的发展历程,其得益于中国的房地产浪潮和北京的城市发展政策。

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扬和由此带来的生活成本的攀升,让与北京一步之遥的燕郊成为了投资置业的洼地。而北京整体向东发展的趋势也使得京东的河北区县比其他地方更易获得人们的青睐。再加上包括北三县在内的廊坊,一直以来与北京同城化的发展策略,燕郊这种不同寻常的人口集聚速度和方式并不偶然。

燕郊成长于中国房地产最为疯狂的时代中,对于房地产某种程度的“妖魔化”,使得人们在看待燕郊时不自觉的带有了习惯性,却忽视了房地产本身作为公共产品对人口的集聚、基础设施的改善甚至公共政策的正向影响——如果燕郊没有发展到今天规模,数十万人口有着共同诉求,并对北京的城市布局和发展战略施加影响,恐怕北京地铁6号线通至燕郊不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文本中得到明确批示。

不过,在一个特殊时段发展出来的燕郊显然不具备样本价值,并且其发展模式也反映了一个新城市从萌芽到快速成熟的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困境。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基于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背景,燕郊发展到今天还是留下许多启示。

比如,在燕郊人口迅速集聚的过程中,虽然有限购等外部因素的推动,但一个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近乎空白的河北小镇能够吸引无数怀揣“首都梦”的“北漂”放弃或暂时放弃做“北京人”的理想来安家置业,至少说明了像北京一样的中国一线城市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空间是多么的有限。当一个人很难在一个城市中有尊严的生活着,而这座城市还留有他发展的希望,出于现实的选择,只能将生活与事业隔断,成为“城市候鸟”。

其二,无论是北京之于燕郊的逆城市化,还是燕郊的城市化进程,溯源都是人的需求。燕郊在当时能够为难以在北京置业的人群提供一个最基本的服务:居住,燕郊就拥有了发展的动力来源。

对于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下涌出的新区、新城而言,在大手笔规划布局、招商引资之前,至少应思考一下,这座新城市能够给哪些区域、哪类人群、提供什么最迫切的产品以构成其核心吸引力。当然居住或者房地产现在已很难成为公共最急需的公共消费品,那么,还有什么呢?

这就回到了城市最根本的命题——如何让居住在这里的人更幸福。

 重塑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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