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五明 方塘智库区域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很显然,创新经济、协同创新已经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三地高层决策者的第一关键词,讨论的重心已放在产业如何实现创新协同发展,并明确了创新驱动将成为京津冀产业发展核心动力的共识。

回顾2014年京津冀热起之初,三地高层的公开表达更多集中于产业的转移与承接,一年多来话语重心的转变呈现了三地对于这一国家战略的理解和思考历程:产业转移依然重要,但区域内各层级经济体自身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创新经济发展应该优先并同步与承接产业转移,有目的性和针对性的进行产业承接,而不是捡到篮子里就是菜,为承接而承接。

个中原因,一方面在于最新公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对于创新驱动的着重强调,更主要的是,结合2015年中央相继抛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 ”、“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概念矩阵,我国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至少从思维方式和决策逻辑上,开始主动对焦这些纵向战略导向,京津冀协同发展也不例外。

而更重要的是,在全球经济再调整、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以及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经济越来越摆脱对廉价劳动力和物流半径的依赖而转向与信息、智能和网络融合的背景下,创新经济将成为包括京津冀区域在内的所有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最新内涵,也是最重要的内涵。

沿着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从环渤海到京津冀一体化再到协同发展,尽管对于这一区域的讨论已断断续续近三十年,但现在的京津冀已绝非老话题的延续。京津冀范围内包括滨海新区、曹妃甸、固安、保定等,各地应该在协同创新的经济增量中思考自己的未来,而非将全部的精力聚焦于对区域内存量经济的转移承接中寻找未来。

世易时移,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区域经济板块即将发生的综合性变革呢?

承接思维代表着对发展主导权的放弃

4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了京津冀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众所周知,珠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是改革开放后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两大动力区域。虽然两者在发展路径上各有不同,但对于今天的京津冀而言,却都已无法提供更多可资参考的内容了。

时代不一样了。在两大城市群高速增长的上世纪最后二十年,正是全球产业向东转移由高峰逐渐回落的时期,两个城市带依托中国的后发优势,用沿海的区位和低廉的要素价格织就了世界拥抱中国的纽带——这也是研究珠、长两个城市群发展模式共同的重要逻辑之一。

而尽管京津冀区域有着同样优质的岸线和港口资源,但失去价格要素优势的京津冀未来无法、也不必再通过土地、劳动力与东南亚国家争夺溢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低端产品的订单。更何况,随着“工业4.0”和智能制造时代的来临,全球制造业的转移地图不再是按照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逐渐的向劳动力丰富和低价的地区延展。

这给包括京津冀地区在内的很多中国后发地区带来的最大转变是,京津冀乃至整个中国要从产业承接思维中醒来,从更多表现为被世界拥抱的发展路径变为主动拥抱世界的发展路径。

目前的京津冀已初具经济和产业基础,但针对全球资源的整合以及面向全球市场的布局,还仅停留在一地或一个企业的点状和个别行为,尚没有形成整个区域协同发展的统筹性共识和追求。对于个中区域和城市而言,没有全球市场的青睐,区域内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只能起到结构空间优化的作用,无法构成增量空间。

此外,顶层设计下的产业转移,核心是“有序纾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换言之,主要解决的是北京的大城市病,而非其他城市“吃不饱”的问题。如果区域内城市过度强调以承接思维来考虑发展路径,北京未来有限的产业溢出带来的新问题将更甚于老问题的缓解——2014年,为争夺北京大红门市场外迁,就一度出现过河北两座城市“抢单”的窘境。

当然,并非说承接产业完全没有价值了。目前来看,京津冀地区非中心地区和城市承接中心城市外溢产业价值至少有二:一是可以迅速带来产业、gdp、财政收入和相应溢出的人口,实现“从无到有”;二是转移出的符合城市发展战略的产业可以起到“种子”作用,通过政策引导与合理布局实现“从有到强”,形成与中心城市的产业链条的衔接,进而作为区域产业合力的一部分参与进全球市场的争夺中。

但是产业的转移承接一定不应成为区域内城市中长期战略下的唯一路径选择,甚至是主导性的路径选择,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自己主动放弃了城市发展的自主权。

协同的本质是基于创新的共享经济

如果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群进行研究,在经济层面,其共同的发展脉络往往是:中心城市迅速极化——城市空间形成制约——要素价格提升倒逼产业外迁——逐渐形成区域分工——构成整体区域竞争力。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城市群均遵循这一规律,也形成了当前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

不过,这一发展模式并非区域经济的恒定模型,其内在逻辑遵从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于经济发展范式的塑造。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和深度垂直的产业体系决定了区域经济以非均衡发展方式由中心向外围辐射。

从当前全球经济的态势来看,这一主导上世纪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发生了动摇。以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为主导的物联网技术的成熟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为支撑的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影响着地球上每一座城市和每一个人。

比如,传统制造业企业由于对空间的需求不得不选择土地更充裕、租金更低廉的郊区。而在欧美包括国内许多大城市已出现很多基于3d打印技术的制造企业,对空间需求的降低使得他们甚至可以将厂房置入到城市核心区。

还比如,一座旅游城市过去需要拿出很大成本用于购买有限目标消费市场的户外广告栏。现在,却可以以近乎免费的方式通过互联网将景区推介到全球每一个角落。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进入本世纪,新通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再次重构了对于要素的界定,也就颠覆了传统城市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每一座城市都可以通过技术的接口将自己的资源与全球分享,并且共享全球生产力提升带来的财富。

就京津冀而言,这将是创新经济时代赋予其成长的最大红利。在顶层设计下,政策的宽松和充裕的资本介入将使得这一区域的城市有可能在全国率先完成包括现代通讯、物流在内的基础设施以及能源结构及输出方式的综合性变革,促成要素流动自由度的最大化,进而有可能实现每一座城市都以自己的方式嵌入到全球价值链条,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新外向型经济模式。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中远时间维度的猜想。许多在中关村孵化出来的企业正以惊人的速度集聚着全球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天津滨海新区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逐渐对日韩主导的全球市场施加了更多影响。固安正以自己的方式快速的实现面向全球的区域和城市品牌营销,并快速的推动面向全球的创新资源的整合,依托整个京津冀的创新和产业腹地,重塑其在各相关区域维度的竞争力。

特色中小型创新经济的诞生可期

现在的固安,经历了过去十余年经济的非常规高速发展后,正在迎来一个历史性的关键节点:试图构建全球技术商业化中心。

更通俗的讲,即整合全球科技创新的资源,在固安实现商业运作和产业孵化,成为面向县域、省域、京津冀区域以及全球的创新经济体,初步实现的一个区位和要素资源都难称得上理想的县域经济体的全球化对接(方塘智库之前已专文论述,订阅方塘智库微信公共账号ftzhiku,详情在历史消息中查阅《固安的启示:边缘地区与中心城市的全球化再表达》一文)。

追其发展脉络,在发展早期得益于以要素价格优势换取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心城市产业转移。在其发展中期,固安经济增速的高企主要在于通过市场化运作和超前规划形成了以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为代表的专业园区化的高端产业集群。

最近两年,主导固安产业新城开发运营的华夏幸福最密集的动作就是签约战略凯发游戏下载的合作伙伴。其中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产业领域,包括在硅谷签约数家涉及智能家居、新材料、生物医药的前沿企业,与京东集团共建电商综合产业园、与诸多通用航空机构建立产业联盟和通用航空产业园等;二是在科技创新领域,与清华大学在固安建立科技研发中心和中试基地;三是在产业孵化领域,通过与太库科技战略合作,在硅谷以及未来以色列、慕尼黑等城市建立企业孵化中心。

这三种类型的合作价值在于,逐渐把从科技研发、技术转化再到产业孵化的链条构建完整,使得一项具有市场价值的技术可以付出更小的机会成本实现从研发到走向消费市场的过程。此过程中,华夏幸福以及固安实际上充当了面向全球创新资源和市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创新发展平台,而对固安自身发展而言,也将有可能成为这种基于创新导向的全球平台化战略的最大受益者。

现在看来,如果说中关村和滨海新区这些被国家多重战略叠加的区域,基于国家较多的战略资源配置和自身多年的创新经济要素累积,使得其在今天可以较便利的进行全球创新资源和市场的整合,进而提升其面向全球的竞争力的化,固安的案例则可谓体现了一个更偏民间和市场导向的创新资源集聚和协同的样本,而这一路径所体现的可能性应该为京津冀其他次区域的发展带来启示和借鉴——这一模式和路径不仅可行,而且必须。

从这一点出发,固安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实践和探索,对于大量的二三线城市以及区域强县,都有很多的借鉴价值,客观上也为中国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的转型带来新的思考:协同和分享将成为区域和城市经济创新发展的最主要特征,也是实现区域和城市经济实现提质增效、绿色化和可持续增长发展的主要路径,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一大批国家级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已经完成产业集聚的基础上,除了要重新思考区域内再城市化的问题之外(对此方塘智库将专门撰文进行解析),还要在新一轮全球创新经济发展中,重新寻找并确立自己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

而且,在我们看来,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全球新一轮创新经济发展的特点双重维度看,固安给我们带来的另一个启示是:对于区域内希望能够分享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城市和企业而言,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应优先并同步于产业转移,应拥有有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建构的意识,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确立自身的产业和区域发展逻辑,然后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中去,实现战略红利的最大化变现,并为整个区域的发展带来创新经济的增量。这才是协同发展的真正要义,只有承接思维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并融合发展。

对于京津冀区域的发展未来而言,虽然国家的战略导向中,期待新增长极的出现,但新的增长极不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全部战略重点,就未来京津冀增长极的形成来说,京、津两座超大型城市带动和辐射一定不会构成整个历程的全部,更可能、也更值得期待的是一个“一轴带动、多点同步开花”的局面。

具体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互联网 ”“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导向下,京津冀地区最具能力形成一个拥有雄厚科技支撑(北京)、完整产业体系(天津及相关制造业为支柱的城市)、面向全球资源和消费市场的高端制造轴心,以及基于各自区域和城市禀赋、面向全球市场的不同维度的特色中小型创新经济体矩阵。

这是京津冀一个可期许的未来,也应是中国在新常态下实现提质增效发展逻辑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比一两个增长极的诞生更值得期待的结果。

重塑京津冀

(在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背景下,方塘智库正在推出“重塑京津冀”的系列分析性文章、调研报告以及举办多场沙龙,以推动规划纲要的实践落地。)

(注:本文为方塘智库原创内容,转载请获得授权,授权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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