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蒋伟涛(方塘智库学术委员、《豫村里的中国》作者)

近来“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成为流行的话语,刺激着广大国人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在中国转型的特殊阶段,城市化的势如破竹,与乡村社会的深层次的全面“溃败”形成了鲜明对比,乡村前景黯然几乎成为了共识。

另一方面,站在新的历史时点,国家对推动农村综合改革和全面振兴的决心从来不曾改变,且政策措施不断出台。

在方塘智库看来,仅就十八大以来,中央对于农村综合变革的方向性设计越发明确,而且,已经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文本,系统性地构建了一个农村变革趋势。下一步值得关注的,一方面是这些政策导向如何在法制化方面走得更远更实;另一方面就是这些政策导向在农村地区和有关部门的落实情况。

在此背景下,一个尤其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乡村经历多年的人才和资金外流以后,越来越呈现出“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特征。与此同时,新的消费需求大力激活了乡村综合价值,进而导致越来越多的精英人群开始走进乡村,进行各种主题和利益诉求的乡村建设。

于是,谁主导乡村的未来变革之沉浮,就成了一个颇具根本性的命题。这不仅事关政策执行落实的效果,而且,还会深刻影响未来的中国乡村将是一个怎样的乡村。

失效的乡村自治和能人经济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并论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政治”。在费孝通看来,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是通过两条平行的轨道进行的:一条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的轨道。

它以皇帝为中心建立一整套的官僚体系,由官员与知识分子来实施具体的治理,最后可以到达县这一层(“皇权不下县”);另一条是基层组织自治的轨道,它由乡绅等乡村精英进行治理,绅士阶层是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阶级”,而宗族是士绅进行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

费孝通的“双轨政治”概念一出,在当时便引起热烈的讨论。时至今日“皇(国)权不下县,县下行自治”依然是学界对于传统社会乡村治理方式的最流行的看法。秦晖将这种学说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但是,当时的绅士大多是解决家庭邻里纠纷、与官府在税收上讨价还价、宗族祭祀等事情处理上,在维系地方社会的文化、风俗、教化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对于经济发展也只是像魏特夫研究的治理水患等公共事务,真正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事情做得很少。

此外,自上世纪20年代农村问题在中国突显以来,政府和社会各界便不断地探求、设计乡村发展的路径和方案。其中最典型的是从教育农民入手的民国乡村建设派、主张改变乡村社会制度的“革命派”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广袤的土地上倡导和实践了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化、土地承包经营、乡村工业、小城镇建设、村民自治、新农村建设等。

国家也曾通过上山下乡运动、支援农村建设等方式实现对农村发展的引导,但是这些收效甚微。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还有一种长期被关注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后那些坚持集体化的村庄,在带头人的引领下全面走向富裕。比如华西村的吴仁宝、大寨村的吴凤莲、刘庄村的史来贺、大邱庄的禹作敏、南街村的王宏斌等等。这与大部分依旧贫穷的村庄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中就有农村改革序幕的拉起者——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这使得在农村发展中对“能人经济”的信任变得流行起来。

村民委员会主任及其成员以及村党支部作为政府制度设计里的合法权威组织,理所当然地应成为最应该带领农民致富的群体,带领村民促进经济发展,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最核心的力量和带头人。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

但遗憾的是,与对乡村能人的期待同时发生的是,更多乡村腐败的出现越来越表现出与这些被寄予厚望的“带头人”有关。

据华中学派的研究,近些年在村民自治范围内,出现了很多地方村委被很多“乡村混混”所窃取和掌握,损害了农民的权益,不能带领农民进行致富。

乡村干部伙同乡村混混治村,乡村干部对于百姓疾苦加以敷衍,并且利用在“上面有人”的政治优势,成为地方社会的“土皇帝”和“第二个中央政府”造成成因。村民自治成为家族选举、利益争夺的制度,不能完全满足经济发展的愿望。

近年来经常谈到“小官巨腐”现象,“小官”中一部分就是村级干部。身在乡村的基层干部利用征地、拆迁、开矿、管钱等机会腐败,有的已经“身家过亿”。一些村委会主任、村支书利用手中权力捞取巨额财富。

需走出“无主体熟人社会”的困境

20 世纪80年代可看作是中国乡村发展两种思维的分水岭。在此之前, 民国乡村建设派、革命派等大都热衷于“再造农民”, 把改造农民、乡村发展看作是实现其社会理想的“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在乡村发展的思路上也有了新的突破, 即由传统的再造农民变为农民再造, 充分发挥农民在建设乡村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

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由起初的对农民自发创造性的肯定, 而上升为引入并实践乡村发展的新理念上。前者是从改造农民人手, 通过塑造“理想农民”来建立理想的乡村生活或乡村制度,;后者是通过农民自己来发展乡村, 尊重农民的意见或建议, 激发农民的主动性和创新意识, 因而更能有效地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引自《秦红增:文化农民——新世纪乡村发展的主导者》)

在方塘智库看来,乡村治理千头万绪、纷繁复杂,需要有一个能切实发挥有效作用的精干主体来承担起乡村治理的任务。除了乡镇政府、基层党组织和村组干部外,农民自己也是不可或缺甚至是最重要的主体。

乡村农业发展的主体有两种:一种是内生性的农民,另一种是具有资本和智慧的外来者。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未来乡村农业发展的主体是内生性的农民,只有内生性的农民才能最终让乡村致富。这是因为外来者虽有资金和智力的优势,但既往的案例和教训是,利益却可能被大部分输送走。

而随着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近年来很多乡村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流动出去的,多是以青壮年劳动力、大学生和优秀干部为代表的乡村精英。

基于此,有研究者认为,乡村正逐渐蜕变成为“无主体”的社会,进而导致乡村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主体”缺位的困局。

2015年12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明确提出要壮大多元经营主体,引导大中专毕业生、返乡人员等领办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带动农民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大中专毕业生、返乡人员的返乡将为未来“农村经营者”提供了新鲜血液。

很显然,国家决策层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对于下一步乡村变革而言,具体参与者和主导者将非常关键。据此,对越来越多元的“返乡”精英的思考就变得非常重要。

近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或者上千年来,基本上都是从农村掠夺资源的历史,在中央反复强调要城乡一体化发展,城市乡村互惠的背景下,城市有一批精英从城市走向田间,走向故乡,开始用行动,重建乡村的经济、伦理、信任以及生活方式,探索复兴乡村的可能。

从“返乡企业精英”到“返乡大学生”

越来越多的案例表现出,一些具有广泛关系、市场头脑、企业家眼光、坚韧不拔的品质、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的“农村经营者”来到农村去经营农村,成为农村的领头人和带头人,他们利用自身优势和资源,拓荒创新发展经济,典型示范成功后,后续村民整体联动,最终成立组织及公司运营模式,带动整个村庄及周边地区整体致富发展起来。

经过梳理,我们看到这些新型的“农村经营者”主要表现出以下几种:

一是返乡企业精英。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社会,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社会,都出现过精英返乡热潮,他们开创了“社区营造”这股时代潮流,发愿“改变世界从社区出发”,在乡村社区成立“历史景观保存协会”、“街屋委员会”、“故乡会”、“社区营造协会”等各种名目的执行机构,发动社区,发动民众,再造新乡土。

当下中国,愈来愈多人返乡筑梦。大多数从有机农业或自然农业起步。

这是一股隐忍而坚定的返乡潮,越来越多人放弃都市生活,返乡去做更有生命力的筑梦工程。但,农村发展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社会资本。对此,精英返乡有着积极意义,他们能够利用优势的自身条件组织村民进行乡村营造。

返乡精英是乡村社区组织的核心,能够建立内外社会网络联系,帮助村民建立社区意识、维护乡村的社会规范,在政府与乡村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目前这样的返乡企业家在东部沿海地区被当地村民聘请回来的很多。

二是外来学者。一些知识精英们开始离城返乡,尝试着各具特色的、改造村社的建设实践。

比如,原东台北吴大学物理系教授郭中一,建设的合肥市区小团山香草农庄;安徽省黟县碧山村是众多著名的徽州古村落之一,从上海移居乡村的诗人郑小光和寒玉,把一栋空置的徽州民宅巧加改造而成“猪栏酒吧”,吸引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后来学者欧宁和左靖经过一番深思,在郑小光和寒玉的成果基础上推出了艺术家下乡的“碧山计划”。

北京通州区西集镇马坊村,清华博士后、csa发起人等“明星光环”的80后女孩石嫣却将有机农业做得有声有色,专门研究一种新型农场经营模式—“社区支持农业”(csa)。

北京城郊、长城脚下的慕田峪村在短短十年间的改变源于一对跨国夫妇——萨洋与唐亮的精心设计。夫妇俩做的事不但为整个慕田峪一带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改变了当地村民的生活状态。

三是退休干部。我国从周朝开始到明清两代,中国历史上就一直实行“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的官吏回乡的退休制度。由此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游历百城,终归田园”的归故里回乡村的优良传统。

这些告老还乡的文人、官员、武将或商人不仅带动了以乡村为目的地的财富回流,更加重要的是,还推动了文化回流、教育回流、信息回流与人脉的回流,并且构建了从基层乡村到中央政府的联络通道,形成了在中国几千年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与乡村教育中扮演核心角色的乡绅阶层。

现在党中央号召广大离退休干部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政府应该鼓励与支持离退休干部及知识分子“还乡”。这些人才不应仅仅是居住地的简单回归,而是“归教于闾里”,改善农村交通、医疗、教育、环境的落后面貌,同时也能让离退休干部及知识分子找到其归属感与荣誉感。

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甘祖昌将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两年后主动请辞回家乡务农,带领乡亲改变落后面貌。他的精神和事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四是返乡大学生。被广泛报道的例子是陈统奎。陈是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博学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2005年从南京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 曾做过《新民周刊》、《南风窗》等刊物的记者。但2009年返乡创建了博学生态村发展理事会, 2014年又创办了“火山村”品牌, 遵循着“造人一造神一造钱”这样—条社区营造的思路。

在我们看来,返乡精英由城市回归到自己的故乡,比乡村中一般成员拥有更多的优势资源或个人能力,且能够组织其他成员,对乡村产生影响,从而为乡村做出突出贡献的社区成员。

此外,这些返乡精英具有广阔的视野、良好的经济能力或者个人能力,思想先进,阅历丰富,洞见乡村潜在的发展方向,组织协调能力。

这均是乡村变革中亟需的能力和智慧。而且,“返乡者在故乡找回了自己生命的意义;他们的幸福也增添了故乡的荣耀”。

参考资料:

1.《返乡:营造乡村新计划》,引自爱生态网。

2.郑卫东:《“双轨政治”转型与村治结构创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3.《小官巨腐现象引舆论哗然:腐败影响堪比“老虎”》,2014年11月30日《中国青年报》。

4.秦红增:《文化农民——新世纪乡村发展的主导者》,载《人类学与乡土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卷(2005)》。

5.刘晨:《村庄政治问题真的“无解”吗?》,引自爱思想网。

6.耿雪川、刘小虎、陈晨:《返乡精英_乡村营造的中坚力量》,载《新建筑》,2015年第1期。

重识乡土中国

唯有重新发现,方能洞察本质,进而启示未来。“重识乡土中国”是方塘智库学术委员、《豫村里的中国》作者蒋伟涛先生进行的基于乡村变革的新型城镇化专题研究的成果专栏,致力于通过全球化、互联网、城市化、技术革新、资本入场等多重时代背景下,多维度、宽视野、系统性求解中国乡村变革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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